大三学生谈政改
时间：2012-08-30 14:59:15 来源：本网 作者：大三学生 中共党员 张**
编者按：在当前“一切向钱看”的社会背景下，学习功课之余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还能独立思考的莘莘学子，已属凤毛麟角，而能就治国安邦有所思还有所写的，更是不易！下面是某天津名校大三学生给本网的来信来稿，谈及政改，原汁原味，在此刊发，欢迎讨论。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上高三的时候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一年，更是关系国家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一年。而08年下半年家乡昆明的巨大变化让我隐约的感到：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以及各部门职能单位的主要领导对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许能从这一点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开辟一条新的改革途径。说来也巧，其实我第一次同别人交流这方面的想法正是我高中入党同老师谈话的时候。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30多年时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外界赞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强大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生动证明。但盛世之下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缺乏持久有效的督促、监督机制，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工作形式化，效率低，只求相安无事，未对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同时使贪污腐败问题向纵深发展。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不可以采取一种“信任度投票测评”制度。
每年某一地区所有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对该地区各级党政一把手进行一次无记名的信任度投票测评，各级人大政协对同级和上一级政府各分管领导和各部门职能单位的一把手进行无记名的信任度投票测评，评价他们在这一年的工作情况。评价方式可以10分制进行。
人民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能得到较高支持率的领导干部一定是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而每年信任度投票测评所得到的数据应作为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升迁降职、奖励处罚的一个最重要的硬性标准，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进行信任度投票测评的最核心目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民主监督，而是要让民心、民意成为地方官员最大的政绩，但要将民心作为政绩的话就必须要有像GDP一样实实在在的数据。有人说中国经济能奇迹般的发展，是因为把GDP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使各地的经济以互相竞争的方式进行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体的提升。我想如果能把民心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让各级政府的竞争目标变为民众的支持率的话，那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创造出新的奇迹。其实要实现民主监督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让一个制度的改革切切实实的促进国家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让民心成为地方官员最大的政绩也必须是以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基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科学发展是不能动摇的。
当然改革试点的方式是从县到市省，从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的地区到存在诸多社会问题的地区。但我们应花较长的时间尽可能稳妥的开展县一级的改革试点，稳扎稳打。古人云：郡县治则天下治。
在县一级试点应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试点的县组建专门负责改革试点的机构，选调人员；县人大政协每年对该县的所有副县长和各部门职能单位的一把手进行无记名信任度投票测评；为对县委书记、县长进行信任度投票测评做准备；向社会公布党和政府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的长远规划。对试点县的选择可采取先让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分别自愿报名再综合考虑的方式，并把在试点改革中表现突出的县级党政一把手作为以后高级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同时还可以考虑对那些自愿参加改革试点并获得极高支持率的县级党政一把手进行跨级提拔，以使他们能参与到市级乃至省级的改革试点中。但对那些自愿参加改革试点却得到很低支持率的一把手也要进行降级惩罚。（第一阶段所需时间应根据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来决定，避免境外反华势力扰乱我国的改革进程。为保证该项制度的整体性，第一阶段的所有工作，都先只在试点的县进行）
第二阶段，户口在该县的和取得相关证件在该县常住的所有具有选举权的公民每年开始对该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进行一次信任度投票测评，投票测评采取电子投票器，身份证识别的方式。这样既提高了投票测评的效率和公正性，也为一些无法读写的群众提供了便利。投票测评点的设置应尽量方便当地群众。投票测评可分时段、分批次、群众界别合理搭配的在两到三天内完成。这样可防止人员一下子聚集过多影响社会次序，也可避免因太多人离开岗位而干扰社会的正常运行。但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最终信任度是由县人大政协对分管领导的投票测评数据和普通民众的投票测评数据综合考虑所决定的。这样只要县人大政协对分管领导的信任度较高的话，那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最终信任度就基本能达标。
第三阶段，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信任度完全由普通民众决定；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对于当地的公检法和一些具有行政执法权的监管部门，如质检、食药监、工商、环保、城管等，可将其一把手都纳入普通群众直接信任度投票测评的范畴，以此促进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食品医药卫生安全的保障。
分三个阶段推进县级试点，一方面使领导干部们有更充足的时间适应这项制度；另一方面使普通民众能更充分的关心了解当地党委政府的工作，逐步激发他们为家乡献力献计的热情，积极、理性、有序的参与到家乡建设中。后期大范围推广该制度时可由当地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每年要进行信任度投票测评时可安排本地或外地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协助完成。我们还可以安排当地或外地的离退休老干部来监督此项制度的一切工作，确保其公平、公正。
如果可操作的话，在推进县级改革试点的同时还可以按支持率的多少适当增加当地领导干部的工资待遇。支持率越高的工资薪酬也就越高。对于那些能获得较高支持率的主管领导，应保障其工资待遇处于本地区中高等收入水平，工资的年均增长幅度按从小到大再小的顺序，其余领导干部的工资和普通公务员的奖金也可与此关联。增加工资待遇是对他们成绩的肯定，也是杜绝贪污腐败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以前大家都质疑高薪养廉的想法。但只要这个“高薪”是反映民心，受人民监督的，那高薪养廉、高薪促勤也许就不是神话。据报道新加坡总理年薪约为200多万美元，新加坡人口500多万大概与我们的一个市相当，这样的高薪让人难以理解，但对于我们国内发达地区的一个勤政、廉政的党政主要领导，其工作量并不会比新加坡总理少多少，其薪酬应与其为人民做出的贡献相匹配。
如果该制度可行的话现在也许是进行改革试点的最佳时期。因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为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刚完成自上而下集中换届；今年十二五刚刚开始，这为试点创造了很多非常有利的条件。
七八年的时间可基本完成县一级的试点，县级改革做好了就更容易把改革推向深水区。以前我和父母老师们谈到我的这方面想法时，大家都觉得进行全民参与的投票测评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去年完成的县乡两级人大选举不就是全民参与的投票吗？而推进信任度投票测评的形式与也县乡两级人大选举并无太大区别，其也不过是每五年进行两次其中一次还可与人大选举同时进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很多年，积累了充足的经验，因而在进行这种全民参与的信任度测评时不会有太多技术上的问题。若在市一级进行改革，那某县的群众还要对当地的市委书记、市长进行投票测评。县人大政协也要对市一级分管领导进行投票测评。当然在市省一级改革也可分阶段进行。在县级改革试点时最好保证每年进行一次信任度投票测评，这样能有更多的机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层次推进改革时，可延长到每五年两次，其中一次还可与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一起进行。
乐观估计，十五年以内此项制度基本能在全国各省市展开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基本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但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依然要采取现有模式，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我们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保障。而我们各级党和政府目前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尝试。
但信任度投票测评所得数据不能直接决定领导干部的去留。例如，某一地区的党政一把手连续三年的信任度都不达标，那么就自动进入罢免程序，由上一级人大政协经过调查后再进行一次无记名投票决定该干部的去留。若某分管领导或某职能单位的一把手连续三年的人大政协信任度投票测评不达标，那也要与上一级人大政协共同决定该干部的去留。这样一来，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部分群众由于只顾个人利益或不了解情况而盲从，将此制度引向另一极端。另一方面，也能避免如果地方的利益跟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为保证支持率使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策得不到落实的情况发生。不过两种信任度投票测评的数据都应计入领导干部的公开简历中，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有的干部为逃避困难、回避监督而易地为官的情况发生。
每年进行一次信任度投票测评将极大的发挥人民群众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客观反映各级政府以及各部门职能单位的工作情况，也给主要领导们带来紧迫感。有了紧迫感、有了督促就更能激发出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聪明才智，并使他们容易做到严于自律。同时为了保证投票率和支持率，各级主要领导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更注重宣传自己，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关注民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为百姓着想。这一定能加强政府与群众彼此间的了解与信任，拉近干群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同时我们还要防止为提高支持率而物质贿赂民众或靠公权力干预民众意愿的情况发生。
这项改革肯定还不能彻底根除腐败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但可以让各级主要领导受到持久有效的监督，让他们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社会资源向普通民众的转移，提高社会风尚，使全社会变得更和谐更稳定。而这对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此项制度也将成为党和国家选拔优秀领导干部的一条有效途径。如果主要领导们做到勤政、廉政，起好带头作用，那么源清流洁，其他领导干部和普通公务员也不敢懈怠。如果整个政府部门、全体公务员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话，那必然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拥护和帮助。在群策群力下，中国目前一些其它社会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更容易。如果在社会管理上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果，营造出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那我们在法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才、科技等其他方面改革也会变得更容易、更有效，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进步也就会更快。
若要彻底根除腐败和其他违法乱纪现象，必须要在国家凝聚力，社会环境的稳固程度，人民的归属感、信任度达到一定高度后，采取其它特殊方式才可能实现。我们要想根除腐败不可能是把所有贪官都抓起来，而是要把所有贪官都变成好官，变成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激发他们心中最善良、阳光的一面，让他们“安居乐业”，毫无后顾之忧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出最大的能量，并同时保证每一个重新成为公仆的官员物质生活水平与其功劳相匹配。把贪官变好官，让他们在新的起点上严守党纪国法，同时严惩不思悔改者，这对于实现彻底全面的法治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让国家长治久安根本途径也只能是彻底全面的法治。
另外信任度投票测评工作也可运用到国企改革中。我不具备经济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而无法从经济学的高度看待国企改革这一问题。但个人认为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其特殊性使其理应受到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监督与质询。建议那些关系国计民生，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并受到广泛关注的重点央企和国企每年在全国两会之前公布上一年的业绩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以供民众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进行评议。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其报告进行投票表决。引导国企沿着更健康快速的道路发展，在不断壮大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让民众分享到其增长成果，令国企在资源，以及市场等方面所拥有的垄断性优势变成人民的利益。对于多年得不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可的国企，应对其管理层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国企的管理者变得更优秀，促进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各省级人大政协每年也可对当地的重点地区性国企和央企的地区分属进行信任度投票测评。相信这是现阶段国企改革中一条值得尝试的途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过往的辉煌，而其今天的危机更值得我们思考。而私有化对于让国企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作用似乎不大。
国企高管的高薪酬难免让人联想到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我在大二的时候上过的一堂政治课让我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课堂上老师通过详细准确的数据（基尼系数）告诉我们，中国的贫富差距从总体来看是很严重的并在不断增加，但如果把城市和农村分开来看却发现这两部分的贫富差距都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的贫富差距从根本上是来自于城乡差距。按西方理论基尼系数超过一定数值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但在我看来中国农村那部分最贫苦的群众却是最拥护党和政府的。首先这是因为党和政府给予了他们无尽的关怀，减免了很多税收，提供了大量补贴和政策扶持，让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另一方面他们生活环境局限，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来自电视和广播，受网络的影响很小。（今年春节网络购火车票让农民工感到很困难，而农民工已在城市里生活工作多年依然不熟悉网络，试想中国五亿网民中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会有多少）我们党和政府拥有这样庞大的民意基础，但这却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资本。因为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步入小康，如果我们在社会管理领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所带来的利益纠纷也会越来越多，社会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起来的少，而如今已是民智渐开。
我们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的改革必须坚持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只有尊重国情、循序渐进，我们才能不断创造新的中国奇迹，不断收获新的民族自信。西方所谓的民主归根结底还是在为利益集团服务，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之前发生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抗议活动、欧债危机也再一次表明西方制度依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矛盾和不公。并且“占领华尔街”运动与美国以往的抗议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它首次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的核心弊端：金钱操纵政治，并明确要求从根本上改变金钱操纵政治的虚假民主弊端。印度的国情在一些方面跟我们有点像，而印度所谓的民主对其腐败问题基本没起到作用，去年八月印度73岁的瑜伽大师安纳·哈扎雷发起绝食反腐败抗议活动，席卷全印度，堪比去年初阿拉伯国家的动乱，被国外媒体喻为“印度之夏”。“民主”带给印度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是动荡不安、争论不休、效率低下，导致印度基础设施落后、贫富差距极大。印度目前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现在其所谓的高速路只相当于我们的二级公路中间加一个隔离带）。即使是在首都新德里，家家都会备有一个发电机，家家都会有一个储水池，因为在这里停电每天都会发生四五次，自来水公司每天只有早上两个小时供应自来水。其经济中心孟买有着全亚洲最大的达拉维贫民窟，占地约一平方英里，位于孟买中心地带，毗邻现代而华丽的孟买国际展览中心。据悉，这里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有水，约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而印度政治经济上的病症都被一个“民主国家”的外衣遮盖着。外人视而不见，自己也安之若素。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行西式民主时之所以不成功，都是因为只学习投票选举的表面形式，却没有学习依法治国的核心本质。我们的问题不是靠选举就能解决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对于中国来说不也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被攻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表面形式吗。我一直很好奇那一制度在国外推行时为何没人作假。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是永不会变的自然规律。把民心作为政绩，推进信任度投票测评也注定逃不出这一规律。深层次推进这项制度时，可能会使一些地方官员假借民心以图上位，甚至绑架民意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将会是一项繁重复杂的工程，同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建议未来设立专职于此的顾问委员会（地方不需设立此机构），时时监督、评估各地的施政方式；防止出现以民心民意为借口谋求私利、破坏法制权威和经济次序、违背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及时匡正不当行为，遏制机会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势头；为在全局统筹规划社会管理领域的改革提供咨询建议。由于这些工作必将耗时耗力，因而该顾问委员会应专注于此，不必再分心于国家发展建设的其他方面，以免分散精力。当然未来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应由拥有这方面丰富直接经验的退休中央领导集体来担任。为了在深层次推进改革时避免上述问题，中央领导集体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务必要全面超越地方，同样这对于突破中国改革困局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可以放心的是，初期改革试点时，上述问题不会太明显或基本不存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指出权力集中会造成个人专断，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若现实确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其与推进信任度投票测评的改革也能起到相互补充促进的作用。
前段时间关于“左右”的讨论一直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我在几年前看过一篇新闻，报道了对中国小学生最崇拜偶像的调查，调查结果中小学生们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比例甚至超过父母。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理念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是难以动摇的，而这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理论宣传最为成功的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就是我们现在的精神领袖。但由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使他在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和国家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我们需要对毛主席的过失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认识，让整个民族牢牢记住个人崇拜的危害，但什么时候才是反思的最佳时机？我想是在中华民族未来腾飞时再一次在整个国家出现个人崇拜不良风气的时候。对毛主席过失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就好比治疗在全国出现个人崇拜病症的灵丹妙药，但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吃。
让民心民意成为地方官员最大的政绩,推进信任度投票测评制度，不仅会有负面的影响，也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肯定会遇到领导干部们不适应这项制度，甚至出现违法乱纪现象。但最初我们只在少数几个有条件的县进行试点，只要加强监管、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循序渐进、科学稳妥的推进改革，这个问题可以逐步解决。更何况我们的领导干部都是十分优秀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低估了党员干部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能力。如果大家做到了这三点又何愁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拥护。更何况目前我们在社会管理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中国的老百姓又是最善良的，在现阶段各级党和政府想获得民心也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前期试点一定是在县级党政一把手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相信只有那些真正有能力并看出此制度对自己仕途有利的一把手才会积极主动参与这项改革。我们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能否真正的激发绝大部分民众（特别是中等收入者和知识分子）积极理性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能否借助这一制度真正的激发社会活力。对于这个问题是有前车之鉴的，美国不停的吹嘘它的制度怎么好，其实它在选举时的投票率也最多50%-60%。我对这一问题有过一些思考，但没有绝对的把握。单单一个制度是没法激发一个民族的激情，也没法完全突破中国目前的改革困局。信任度投票测评及其它相关制度就像一个本身能平稳地、以较低速率进行的化学反应，其本身不可能带来摧枯拉朽的作用。但这个反应进行一段时间后得到个合适的引发剂便能使其大幅度的加速进行，并能得到令人惊讶赞叹的反应结果，但引发剂完成它的使命后就必须分离出来，否则就有可能阻碍反应的继续进行。如果在反应进行中一直得不到引发剂，也有可能会带来不少副反应，影响反应结果。
如果现在党和政府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进行细心大胆的探索尝试，建立起一个高效有序、全民积极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那将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去净化社会风气，提高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激发出全体社会成员为祖国建设献身的巨大热情，重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目前所谓的“道德滑坡”更多是由于利益驱使、监管缺失、法治疲软、官德失范所导致的。那些一直以诚信作为立身之本的外资企业在我国做出的违法、违背诚信的行为同样让人触目惊心。中华民族作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其善良的本性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更多是由于社会缺少了维护坚持正义的力量，从而产生的自我保护，但这一力量不是靠普通公民来建立的，实现彻底全面的法治是唯一的途径。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也需要涤荡灵魂的正确指引，目前文化体制方面的改革任重道远。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去解决那个困扰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吏治问题。而这一切对于我国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构建起盟友级的外交战略关系将打下极其重要的内政基础。但在我们解决好自身问题之前，对此不要抱有任何单方面的期望和幻想，这是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历史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创造未来，当我们国家各方面都步入健康快速的发展轨道后，双边主导的Chimerica并非完全不可能，因而对于其善意的邀请也应给予积极的回应。目前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被西方认可的崛起，现在西方所做的就是要让全世界都不认可中国的崛起。在中国快速崛起与美国全面重返亚太同步发生的历史性时刻，我们所要做的也许就是以构建盟友级外交战略关系为最终目的，对来自任何一方超越底线的挑衅与战略试探予以坚决强硬的反击，以所有可能的方式维护国家最根本的利益。
纵观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果说前20多年有如奔腾的湍濑，慷慨激昂，气干云霄，那么这10年则好似安澜的大川，表面上静水微澜，风平浪静，实则默运潜移，日新其景。这10年是“奠定格局的十年”，是“黄金十年”，10年的改革发展看似平静却“惊心”。回望10年改革路，更多的是在运筹帷幄，精心设计，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中朝着既定的目标有条不紊地深入推进，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也不见多少惊天壮举，但每一步都扎实稳健，每一步都直击要害。改革既需大智大勇，又需至纤至悉。只要权利是受法律制约的，是受人民监督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力量，那么我国政府将成为全世界最有作为、效率最高、最受人民爱戴的政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终将实现。另外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跟您解释一下。从历史的角度讲，一谈到社会的变革人们总认为这一定是要损坏一部分人的利益的，但我认为最成功的社会变革一定是互利共赢的，是一定要得到目前的既得利益者支持的，甚至是需要他们来推动的。所以当时在设计整个改革制度时也就考虑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设计包括进行信任度投票测评所得支持率如果低的话不会对一把手造成非常直接的不利影响，但如果支持率高的话不仅是增加工资福利的有效依据，更是各位党政一把手最大的政绩和升迁的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并还可能使他们获得连续跨级提拔的机会。而且前期试点一定是在县级党政一把手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相信只有那些真正有能力并看出此制度对自己仕途有利的一把手才会积极主动参与这项改革。同时暂缓个人财产的申报公开，这看上去好像比现有政策有所倒退，但这样也是为了减小阻力并让真正有能力的县级一把手能脱颖而出，当然也是为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个人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目前在中国先天不足，我一直很好奇那一制度在国外推行时为何没人作假，那东西想要作假在中国好像并不太困难。而把改革完成时间设在十五年左右一方面是为了最稳妥的推进改革，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让这项改革基本不会涉及影响到现任党政一把手的政治生涯，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任度投票测评其实是要到他们的继任者才会大范围的推进，但现任各级党政一把手却能以社会变革推动者的身份被人民所记住，这样设计的目的当然也是最大限度减小阻力。中国的问题太复杂，推进信任度投票测评的目的也不是要解决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问题，让国家长治久安根本途径只能是彻底全面的法治。以前看过这样一段话：高喊反贪的人们恨的往往不是贪污腐败本身，而是自己没有机会去贪污腐败。反过来说，一旦有了贪污腐败的机会，他们绝对不肯错过，谁不让他们腐败他们就要除掉谁。高喊政治黑暗的人痛恨的往往不是因为黑暗本身，而是因为在当前政治中他们是被施暴者，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翻身成为施暴者，他们只会比前任更加暴虐的施暴。前一点在台湾的中国人身上已经得到了肯定，后一点已经在红卫兵身上得到了证明。我虽然不完全赞同此话，但有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目前整个社会心态从上到下都充满了浮躁、怨恨、嫉妒和不信任，权贵阶级与普通群众之间对立严重。而推进信任度投票测评，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良性的互动让整个社会心态平静、冷静下来，消除人们心中的不信任、不平等，让人们重建起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信心，也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在法治方面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实现真正意义上彻底全面的法治。如果整个社会心态、氛围不变的话，那么在国家发展任何方面的努力都会收效甚微，但如果做到这一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会更好更快。信任度投票测评制度准确来说就是咱们社会转型期的一个过渡性制度，只是一个基础性工作，让国家长治久安根本途径只能是彻底全面的法治，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过渡。 我不认为西方的民主模式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但并不是要否定西方制度。欧美国家健全而且行之有效的司法和法治制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我认为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在本国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其健全的法制体系作保障。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行西式民主时几乎都不成功，细看这些国家的情况会惊讶的发现，他们的司法法制体系千疮百孔，社会腐败横行。我认为西方制度引以为傲的地方不在于其民主选举模式，而在于其完善的法制体系。也许您会质疑我的那篇文稿，花了很长篇幅论述的问题无非是把投票选举的时间从官员任职之前，放到了任职之后。但这一改变的作用是很大的，第一可以避免竞争性选举的弊端，减少不稳定因素，消除中央推进政改的顾虑。第二，如果在任职前进行投票选举，选民们可能更多的是根据候选人的演讲作出决定，如果候选人是异地竞选，那选民对其过去的工作很难有真实地了解，同时如果官员通过民主投票竞选上后只担任一届的话，那当地民众依然难以对其进行监督制约。但在任职工作以后再进行信任度投票测评，一方面督促官员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使民众做出更客观公正的决定。同时，我也强调了把民心作为政绩，推进信任度投票测评主要作用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氛围，凝聚人心为下一步以特殊方式整治腐败做铺垫。而这一步工作对于实现彻底全面的法治起到决定性、根本性的作用。具体工作设想如下；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官员分级分批向中央交代违法违纪情况，忏悔改过；第一批悔过改错的试点工作从已经在信任度测评中获得极高支持率的县级党政一把手开始；对于特别严重的错误，官员可选择直接向中央领导人汇报，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特赦其所承认的所有罪行，只要不是杀人成性、无恶不作、罪大恶极的就一点不影响现在和以后的官职，对于严重问题依据情况免于刑罚，以党纪民事处罚为主，所有工作半公开进行；官员公开承认自己认为所应受到的刑事党纪处罚，可不公开具体的违法犯罪细节；对未造成国家或他人利益损坏、未给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的灰色违法收入合法化，承认多少非法收入就合法化多少，同时引导官员积极从事慈善事业; 依据情况特赦同官员问题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断绝所有婚外情，对于那些恶意纠缠的情妇国家不特赦与其相关的罪行，尽可能的帮助官员解决各种遗留问题；将官员的资产和无固定工作收入的家人（正在上学的子女除外）从国外迁回国内，配偶必须迁回国内，若子女在国外定居需在个人简历中公开情况；在分级分批交代问题的同时从上至下调查所有官员悔过改错情况，严惩隐瞒问题者，总之无论什么错误承认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承认就有大麻烦，这样做还可以发现在各个方面所有潜伏的问题和危险，甚至可让已经被国外策反的投敌叛变者、受反华势力操纵的官员改邪归正，当然我所指的问题还包括由于贪污造成的豆腐渣工程这一类；完成全体官员的特赦工作后，对于新犯问题，严格执行法纪，对于贪污腐败的死刑标准可将毛泽东时代被判死刑的刘青山、张子善所贪污财产以其工资为参考转化为现在的购买力，杀鸡儆猴、绝不姑息。此标准同时作为对悔过改错中隐瞒问题者的惩罚标准。以上设想我在文稿中做了些暗示，由于还不成熟，权且拿出来与您交流。您也可以看出，若想推进上述工作，让百姓原谅官员的罪行，我们国家需要达到怎样一个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高度。但或许真没有其他途径能让我们的国家走向真正的法治了。因为如果以法律为准绳，估计现在很多社会精英都难逃其责。人们总是喜欢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我国的改革进程，其实不是他们不希望中国有更好的发展，而是一旦改革实现法治后既得利益集团背后的违法犯罪问题无法解决。这就是改革的积重难返之处。像美国人，对非法移民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大赦。如果不大赦的话，这些人全去贩毒走私，没有正当职业可以从事。所以美国他每隔七年，把这些非法移民大赦，从今天开始，我不查你们过去记录了，过去七年间，你干什么我不追究了，你来到我这儿注册，成为美国公民，我发你一本护照，这就消除了社会动荡的一个根源。赦免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非常好的办法，不解决社会精英腐败、犯罪这一遗留问题，任何改革都只能是隔靴搔痒、无果而终。我也很清楚，在中国谈论政改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所以写那篇文章时选择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样的主题，使文章的语言内容都处在官方的语境和态度之内，尽可能减少了会引起争议和官方不悦而打压的地方，肯定我们政治改革成绩的同时花了大量笔墨去抨击西方制度，这也是官方很想听到的，更符合现在官方的表态。当然这也是我的真实想法，因为依据印度推行西方民主制度的经验来看，西式民主是不可能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的，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多，我们确实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许我之前的设想不一定可行，但至少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视角，如果一味的去关注迷信西方模式的话，我国的改革是难有成效的。前段时间人民日报发文再一次强调政治改革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我文中的内容正好与其不谋而合，更是对其有力的补充加强。相信高层现在一定希望有更多的声音引导大家正确看待西方政治模式，探索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改革方案。我们目前的问题不是靠选举就能解决的。就算把目前乡村基层选举扩大到国家层面，如果不是把实现法治作为根本目的的话，可能也会效果甚微。因而我之前文稿中的设想也是在环环相扣、层层铺垫中以实现最终彻底全面的法治，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同时满足所有利益集团的期望。我想如果中国所有期盼改革的有识之士能够尽快转变对西方民主的认识，温总理也许能够在这最后的时刻完成他矢言要启动的政治改革，我们党和国家也一定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以前我同父母和一些老师谈到我的这方面想法时，大家都觉得进行全民性的投票测评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前段时间进行的县乡两级人大选举不就是全民性的投票吗，而推进信任度投票测评也不过是每五年两次其中一次还可与人大选举同时进行，因而这方面不会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这两年来温总理连续十多次无比坚定地呼吁政改，“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而胡总书记去年初提到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感觉其核心就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改，只不过换了个不太敏感的说法以保障社会的稳定，这也不愧是顾全大局之策。这段时间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政府刚完成换届，新一届的县级一把手们有极大的激情与动力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为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我们又有那么多远见卓识、敢于担当的中央领导，我估计现在是我们自上而下推进改革的最佳时机，再往后拖很多事情就难说了，毕竟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遇到阻力，外交也受到了挑战，第三次精英移民潮愈演愈烈。完成信任度投票测评需要十五年，但启动这项改革，也就是选择试点县，县人大政协准备对该县副县长和各部门职能单位的一把手进行无记名信任度投票测评，这一工作最多就只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想在本届党和政府完成并非不可能，这也一定是他们非常想要去做的，这样一个政治遗产将永载史册、光炳千秋，其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初期的试点基本是在做准备工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乎无任何风险，阻力也最小，但其启动时间很重要，如果能在今年启动改革试点，或者至少确定下新一届党和政府的改革路线，后面的工作就会容易很多。因为出于对国家社会稳定考虑，新一届的党和政府是不能很快决定启动这样程度的改革试点的。我在文章末尾关于化学反应的比喻中所提到的引发剂是指能唤醒民族信仰的中央领导集体。但国际形势的变化却给国家未来的改革发展增加不少变数。日本、菲律宾、越南在钓鱼岛、南海问题的步步紧逼，还有美国主导22国参加的2012环太军演，大有“太平洋北约”预演之势。之前我在求职找工作当中对管理咨询这一行业比较感兴趣，西方国家是这一领域的鼻祖，我发现他们在做企业的战略咨询时都是把不同公司的情况简化成少数几类模型后研究相应对策，例如波士顿矩阵。我相信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在面对中国时，以他们的思维逻辑，决不希望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情况，没有历史先例，没有既定的参照。他们更希望有迹可循，更喜欢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可以操作的少数几类模型。一旦把中国定为一个放大的军国主义德日，或者是一个东方版的苏联，世界各国也都会人云亦云、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这么认定，事情反而好办了。历史不怕重复，不怕惊人地相似，历史只害怕不确定性，只怕云山雾罩不知所以然。因此中国任何一次冒失的维护主权的行动就会被妖魔化。为避免这一情况，我们以前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简单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到处撒钱，息事宁人。这样能解决问题吗？不要忘了1931到1937的中日之间的那段血泪史，从伪满洲国到华北自治就是一味退让的恶果。而1939年日本试图北上入侵苏联，苏联在诺门坎陈列重兵对日本予以迎头痛击，自此，日本放弃北上侵苏战略。“喂猪不可驱虎”就是当年的教训。还好，在党中央正确而坚强的领导下，通过经济、外交、军事多管齐下，以组合拳的方式让菲律宾服软了，但不曾想又冒出个越南和日本。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中国来说是进退两难，这是长年累积的结果。其实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选项无非是两种：一是阻碍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与崛起，压制和挫败中国；二是让中国成为自己的盟友。仅以美国掌握的中国官员家属和富豪移民情况来看，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优先选择第一项。因而美国提出的“中美共治”有其善意的一面，也有其邪恶的一面。但把历史的车轮往前推七十年，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美关系完全可以达到美国同欧盟国家的水平。对于一个成熟理性，不奉行军国主义的发达国家，其任何外交政策都是以为自己国内各个阶层的公民争取最大的利益为根本目的，而不是要满足某个领导人称霸世界的野心。不要忘了，印度曾因核试验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关系非常紧张，而现在却成了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在中美新一轮战略博弈中，美国已经出招，中国能否游刃有余的应对，这考验着中国的政治决心和战略智慧，也考验着中国的外交艺术。从鸦片战争到今日，我们外交上的失误实在太多了，把为国内民众争取最大利益做为所有政策的出发点，才会使我国的国际形势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才不会再一次出现“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