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大道之行》披露惊人内幕

 　　2015年2月，由京沪五位年轻学者所著的《大道之行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作者们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改革开放后的成败得失后，在多个方面敲响了对共产党“执政为民”警钟。特别醒目的是要重视“烂根”现象，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等等。作者的许多论述相当尖锐而又不失理性，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彻底务实主义的后果是党的主体性迷失和正当性下降，在许多人眼里社会主义逐步变成空洞的说辞、过时意识形态的残蜕。”(第11页)“改革之后，一个失误是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主动向市场分权，而一开始向社会分权就相对消极和被动。”“当社会领域也开始按市场规律运行时，教育、医疗、住房开始被老百姓戏称为‘新三座大山’。”(第146页)。

　　这样的论述在书中还很多。但对笔者影响最深刻的是关于意识形态形势的分析。因为经过三年时间，我们看到了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校正航向”，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大道之行》当时是这样写的：“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危机。文化机构被大规模地市场化，垄断资本掌控各类新媒体，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被原封不动地传经布道，一些学者将‘为富人说话’作为理所当然的信条。”“任由社会主义虚无化的荒草不断地滋长，它很快就会覆盖过整个共和国的大厦。到那时，资本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就是对于人的大脑的控制，而社会主义政权统治的意识形态也就随之瓦解了。”(第189页)

　　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猖獗可以说是“巨大的意识形态危机”的重要表现。有鉴于此，2010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用党中央的名义召开党史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然而，在这种形势下，仍然有少数人，特别是某些体制内的人，一意孤行。他们打着反思“文革”幌子，把1976年以前的历史解读成仿佛只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没有干多少好事的历史。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造谣传谣。其中，“‘文革’死了两千万”就是典型的例子。

　　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皇甫欣平)，2016年在《凤凰网》发表“反思文革”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两千万人。’”但是，只要翻开《叶剑英选集》中的叶剑英的这个讲话，根本就没有“死了两千万”这六个字!而这个谣言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交锋一一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一书中：“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据该书的作者马立诚、凌志军称，此书在国内外都是畅销书。因此，这种无中生有的“死了两千万人”的说法，至今还时常出现在媒体上。周瑞金在文中还写道：“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所谓的邓小平的这段话，在《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里都查不到，只能说这又是一个“死了两千万人”的孪生兄弟。

　　那些无限夸大“文革”期间武斗造成死伤人数的人，潜台词无非是，整个抗战中国军民死者和伤者才三千万!我们一个“文革”就死了两千万!他们还造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再接下来就是造谣土改杀了两百万地主......。这样的历史“真相”一度在我们的媒体上随处可见!至于诋毁我们的开国领袖的程度，用《求是》杂志刊载的文章的话说，是“世界上罕见的”!说白了，他们的“反思文革”和“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实质上是要否定“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

　　以部分离退休老干部为主要撰稿人的某“以史为鉴”杂志，最后发展到公然发表文章，称官修党史就是作宣传的，不是历史。称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同意的。更有甚者，凡是十八大以后总书记讲的，这家刊物都主动“挑刺”：总书记推荐《中国震撼》，该刊发文称此书是反民主的;总书记说要发扬“枫桥经验”，该刊就发文说“枫桥经验”是搞阶级斗争的极“左”产物;总书记说加强党的领导，该刊就告诉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头翻到尾，没有关于共产党领导的条款;总书记称赞柳青的《创业史》，该刊就发表关于柳青晚年的忏悔的文章......。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不能佩服《大道之行》的作者的眼光和胆量。一句“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危机”，是警示，更是棒喝。

　　十九大的召开，可以说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动权方面得到了加强，为完全扭转“危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大道之行》写道：“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著作因而成为中共党员阅读最多的经典文本。由于改革开放破除‘教条主义’的需要，中共强调‘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理论的‘可实证性’。而对理论本身的历史延续性和统一性的关注有所降低，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条主义对创新的干扰。但如果对经典与新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加解释，不回答干部群众提出的‘我们身在何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与干部的实践之间‘两张皮’的问题就会日益突出，干部的政治标准也会趋于模糊，历史虚无主义和机会主义就会流行起来。”(第93页)

　　因此，在谈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的时候，不能忘了那个年代的主流和本质和改革开放后的主流和本质上是一致的。著名党史学家金冲及说得好，如果那时天天搞政治运动，那个年代的巨大成就又是怎样来的?

　　金冲及的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尽管多年来我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难看到对前三十年成就的宣传，尽管多年来的反映前三十年的热门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是描写“苦难”的，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还是坚持了正确的结论：

　　在1949年至1976年间，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在工业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两弹一星”、还有着眼农业长远发展的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和培养推广良种，等等。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人口增加了将近4亿，但人均粮食由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也翻了一番。教育方面，大学在校生从11.7万发展到56.5万，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普及，全国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千分之20下降到1976年的千分之7.25。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到1975年的63.8岁......，“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展现了十分可贵的团结奋斗的精神面貌。”

　　《大道之行》，警钟长鸣。全党同志仍需努力，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