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 卫马东：“私吃公”不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四

人生七十古来稀，历史表明，一个强盛的国家走过70年之后，也就面临一些关口。大汉如此，大明如此，苏联更是如此。建国70周年庆祝不是吃吃喝喝，也不是仅仅歌功颂德。建国70周年庆祝是对建国者初心的宣扬，是对70年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国家未来走向的一种宣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者，如毛、周、朱等，战争时节，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平时期，他们只争朝夕，建立公有资产无数，更护以强大上层建筑。终其一生，两袖清风，夙夜为公，为的是中华之崛起，民族之屹立。他们身后的改革本来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是，改着改着，改革在不少领域似乎走入了一个迷途。在建国7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迷途知返了。

一、“私吃公”是中国改革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

有人说，中国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确实，中国改革是渐进式改革。但渐进式改革是相对休克疗法来说的。我国改革避免了苏联实施休克疗法所导致的颠覆性错误，这恐怕也只能说是因为毛泽东主席的理论和实践培养了一大批后继者。这些后继者中有些人即使对文革有不满，但总还是知道毛泽东主席所确立的“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不可能允许中国按照西方人开出的休克疗法来做。事实上，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即使做了秘密报告，酿成巨大混乱，也难以颠覆斯大林留给苏联的政治经济遗产。从斯大林逝世到苏联解体，经历了近40年，苏联也是在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渐进过程中又碰到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导人，才让休克疗法得逞的。

中国古人早就懂得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的道理，早就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训诫。然而，能够总结出的这些道理提出这些训诫是人只是聪明人。放在其他人那里，放在不同的时代，这些道理和这些训诫就可能被搁置庋藏了。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在改革的进程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本来，我国无论是宪法还是人们的意识，都建立了公有制等于社会主义的理念。可是，改革后，人民公社一下子被承包制取代了，鞍钢宪法、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下子被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取代了，党委领导也难以实现了。【1】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不知从哪来的指令，突然全国各县和地市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国有中小企业一律卖光了。虽说是“卖”，实际是明送暗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了。与此几乎同时，外资又大规模进入、股票市场又迅速发展。结果导致原来普遍存在乡镇的集体企业也趋于销声匿迹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主体主要变成了所谓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像“仇卖光”（即时任中共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后升官为江苏省付省长、云南省委付书记的仇和）那样的官员，不仅把其主政之地的国有企业卖光了，还把学校和医院卖光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政策文件鼓励所谓社会资本进入医疗系统的报导！

当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全国广大地市县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一扫而光，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就不可避免了，一批侵吞国有资产的爆发户拔地而起就不可避免了，雇佣劳动制度迅速在城乡广泛滋生就不免了，党的领导也难免弱化了。我国在计算机软件和硬件、飞机、汽车等领域没有及时跟进，让一些小国、小的地区反而超越了。对于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人们会问，这是科学的发展战略吗？对于其中所蕴含的颇为类似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有识之士甚至会问：这离资本主义复辟还有多远呢？这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吗？

二、“私吃公”依然未能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退场

善良的人们或许认为，在经历一些“私吃公”之后，中国的私有化会停止。不是的。国内外心怀私有化的人们不仅不会停止，而是把目光更紧紧盯在我国仅剩的国有大中企业上，试图采用内外夹攻的办法来彻底地削弱和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根基。美国政客、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打着为中国改革献策的旗号，利用世行与中国交往的渠道，采取了与中国智囊部门合作的形式，以课题研究为名，主导了要中国国有经济降低到10%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参与这个报告的成员中，不少是国家重要部门的正式成员或兼职成员。

综合各种报导，可以说，为达到他们预设的这种目的，他们套用了冷战时期美国瓦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策略，即舆论上的以虚攻实和实践上的参实毁实。媒体报导有时深度不够，有时甚至可能一些情况不实，但对于媒体报导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媒体的报导有误，那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如果媒体报导了，却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让错误愈演愈烈，让初心愈行愈远，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根据媒体报导，可以说，在以虚攻实的舆论方面，他们千方百计、一个接一个地制造“否国抬私”舆论：

1、他们首先根据哈耶克等人理论诋毁计划经济，然后制造国企是计划经济产物的舆论，甚至说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必须以私人企业为市场主体。这样，他们就承接了我党提出的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否定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从而也就架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从而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实际上，这种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就一直存在，不仅挥之不去，而且变本加厉。运用本体论分析就可以发现，计划经济必然是一种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中有大规模的交换。而市场经济的本意本来就是交换经济。到目前为止，这种正确观点依然没有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影响。

2.他们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卖光国有中小企业实际上就是实践他们的国退民进主张。此后，“国退民进”似乎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正确。当一些地方关闭了违规生产的小煤矿等企业时，他们就攻击这是“国进民退”，是“倒行逆施”。他们有人还把西方用于指一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僵尸企业”移花接木，【2】用来指所有仅存的公有制企业为僵尸。

3.他们策动进一步提高私企的法律地位，为此利用他们的刊物鼓动修宪，要把私有经济提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为了贯彻落实所谓《2030年的中国》的灭国毒计，有参与这个报告的人趁十八大召开之际，提出了一个所谓“383方案”。虽遭否定，但宣传惑众作用仍存，且不时冒头。比如，最近他们又提出“所有制中性论”。天下哪里有所有制中性，如果所有制无所谓，为什么不把私人企业转化为公有制企业呢？不是中性吗？这种睁眼说瞎话可谓中国私有化论者的一大奇葩！

值得指出的是，持有上述观点的人有的在所谓民间机构，如所谓“天则经济研究所”，有的在半官办民机构，如在“50人经济论坛”，有的则在政府、大学以及公办研究机构之中。他们或多或少都与西方大学、基金会等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构成西方影响中国决策的渠道，成为极大影响中国政策走向的舆论策源。值得高兴的是，中央已经开始重视这些问题。就连外国也开始整顿所谓非政府组织了。可是，对于中国私有化势力绝不能低估。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吴小平”，突然提出一个“退场论”，却引起中国政策上的一个不小的扰动。至今为止，我们不知道“吴小平”何许人也。一个不知名的人却引起如此扰动，是有人试图先立一个靶子，把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推到极端，再起而打倒之，以证明自己继续私有化的正确吧？！

有了以虚攻实的舆论准备，他们在参实毁实的实践方面，多头并进，企图创造实施“休克疗法”、颜色革命的条件：

1、各个击破。坚持继续贱价收买国有企业，即使出了人命（如吉林通钢等企业的私有化）也要坚持。在中国实施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中，一些人有意地要把它引向私有化。

2、以所谓平等竞争和打破垄断为名，要求国企让出资源、领域和市场，大量引进外国垄断资本（即一些人冠以的所谓“战略投资者”）兼并，让私资和外资进入。为此一个接一个地先后发出了数个政府文件，有的文件还是由代表私资的头面人物起草的。据媒体报道，开放的28个行业已有21个被外资控制。到目前为止，所有国企的股份比例也似乎要全部放开。金融市场也要全面放开。即使我们国家的国企力量和金融力量已经足够强，也没有必要采取全面放开的政策。因为如果外资看不到油水，你全面放开也没有用。就如生儿育女成本如此高，放开计划生育也难有人生育一样。给外国人一个空头支票没有实际用处。它反倒引起社会的质疑。

3、实行彻底否弃“鞍钢宪法”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把国企管理引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西方管理学具有极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翻一翻西方的各种管理教科书，比如人力资源教科书，就知道那种管理是服务于私人资本获益的管理了。“鞍钢宪法”是针对前苏联厂长负责制的“马钢宪法”和我国“厂长负责制”的弊端而对我国鞍钢企业管理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总结，是经党中央同意和毛主席定名批准的，是比西方科层制和苏联马钢“宪法”更为科学的至今未能被任何一种管理制度超越的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鞍钢宪法在中国鲜被提及，而西方管理学大行其道，西方管理学和西方经济学基础上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口号，不难想象，中国仅存的国企的管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4、让国有企业每年上交百分之十的资产股权，做社保基金，同时把国企所谓非主营业务资产改制为私人所有，进一步削减国企的经营力量。

综合以上，通过以上一块一块地蚕蚀和侵吞，加上官商内外勾结的腐败造成的国资流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根基被严重削弱，经济五脉受损。这样，就可以理解，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国企改革必须做优做大做强，要扩大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是多么的重要。如何让国有企业地位从日益降低的泥坑中摆脱出来，成为建国70年的时候中国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让所有制改革回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上来

改革是中性词，用于实践，它必然是有方向的。非此即彼。即使一些中性的改革与所有制根基联系起来，也就有了方向。因此，毛泽东主席生前所做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还没有完结的判断是无比英明，无比正确的。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今天的时代依然是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也是无比英明，无比正确的。

令人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也大力进行了国企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就是其中代表。其他如高铁、通讯、航天也在国有资本的推动下迅速推进。银行体系、航空、大学还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没有老一辈领导人的坚持，这种国企、国有事业单位的建设是不可想象的。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改革不是把很大的精力用于进行卖光国企的所有制改革，国企要生存，必然选择上述方向加以推进。实际上，经历所谓改革而依然存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国企（如京东方）也是这样做的。如果再加上国家的大力支持（需要做计划），我国在建国70周年的时候，生产力发展成就本来会大很多。如果这样想，改革方向和改革战略不就非常明确了吗？

我国是一个土地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资源不太丰富，人口如此众多，又处于资本主义的环伺之中。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能够让十四亿人生活喜乐？答案是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古人讲，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的改革不能把“寡”作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使实现了平均，也要防止经济再次滑入不均之中。事实上，生产力总是会发展的。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表明，在一种平均分配的社会制度里，生产力能够得到比在私有制的两极分化的分配社会里更快更好的发展。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平等、公平与效率完全是兼容而且兼得的。新中国7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让我们得出这一结论。香港正在发生的混乱也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让我们的未来的所有制改革回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上来吧！回到这个轨道，就可以纲举目张，乘势前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篇章！

注 释：

【1】人们大可以问一个问题：厂长负责制是否真的能够让厂长负责。如果厂长能够负全责，鞍钢宪法就不用了。即使在党委领导下，厂长所负责任也是十分有限的。

【2】“僵尸企业”（zombie company）概念可能缘于美国经济学家 Edward Kane（1987）。他以僵尸银行（zombie bank）来形容日本经济危机中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或者政府支持而暂时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以及受这些企业连累形成的经营不善、缺乏活力的银行体系。《金融时报》用僵尸企业攻击我国对国企贷款的行为。随后，国内一些人就把这个词用于指我国国企了。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财经管理分委会、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昆仑策网”，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