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关于梁漱溟与毛泽东这两位同龄人关系的历史考察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都出生于1893年。2013年在纪念他们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人们不免要谈及这两位同龄人的关系。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自然是1953年梁漱溟的当面顶撞，“文革”期间梁漱溟对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公开质疑。对此，研究者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是1949年以后，“仅此一例”，足见梁漱溟之风骨。这样的评价，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但人们却往往忽略、或者不愿正视另外两个事实：一是直到晚年(1983年)在谈到1953年和毛泽东的冲突时，梁漱溟还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害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与事实不大符合，我的言语也是与事实有很大的不符合之处的，这些在争吵时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的……”二是1980年，当来访者问道：“您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无论是历史上的人物，还是在人世的，是谁?”梁漱溟回答说：“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现在的，恐怕还是毛泽东。”，他还补充强调说，“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大人物。不过他晚年就不行了，晚年就糊涂了，有很多的错误。”梁漱溟如此肯定毛泽东，也非偶然，事实上早在1950、1951年梁漱溟就写了《中国建设之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之路给予了充分肯定。在1953年和毛泽东发生冲突以后，梁漱溟在1959年1月——1961年1月所写的《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还以他特有的自信断言：“我国十年来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失色，人类创造力发挥表现之大观莫有过于此者，若问创造力既为人所固有，何以一向顿滞而独于此时此地得到如是大发挥大表现，则其功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得法，这是自明的事实，可无待赘言。”——梁漱溟的这一论断，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们必须承认，梁漱溟是一个表里如一、独立性极强的知识分子，他的论断是有自己的思想逻辑的，不能简单地归于“上当受骗”。既批评毛泽东，因为存有不同意见，甚至根本分歧;又服膺毛泽东，因为在一些重大思路上有相通之处：这大概是能显示梁漱溟与毛泽东关系的复杂性及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的。研究者的任务是正视与面对这一切事实，对此作出科学的分析。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不可否认研究者的主观意向的存在，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问题是当面对与自己的主观意向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历史事实时，研究者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将历史事实服从于自己的主观意向，加以遮蔽，曲解呢，还是尊重客观事实，作具体的分析，对自己的主观意向进行调整、修正，或推翻原有结论，或使原有的认识更加复杂和深化。

　　我想，“面对一切事实”，应该是我们今天来研究两位同龄人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学术原则和方法。

 

　　(图为：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左起：康宝忠、崔
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二排左四为冯友兰。图片
来源：人间思想)

　　一

　　1930年6月，梁漱溟写了一篇《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随后又连续写了《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之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之路——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对在此之前的中国革命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作了一个全面的反省。在他看来，这些运动无非是两条路：或以西方为师，主张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或以俄国为师，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即俄式社会主义之路。梁漱溟在肯定了这两条道路自身的合理性，或有可借鉴之处的同时，又斩钉截铁地宣布：其“与中国从来精神不合，全不能满足中国人精神上的无形要求，则我之不能学他，亦既可明白矣”。他强调，“天下原无干脆的模仿袭取”，而必须“激发一民族的精神，打动一民族的心——他生命的深处——而后他的真力气、真智慧、真本领始得出来，而后乃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结论是：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创造”，“西洋化的民族自救运动”应该“终局”，  俄国式的自救之路也不可走，  必须“从‘民族自觉’出发”，走出中国自己的路，自觉担负起“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梁漱溟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自觉”下，提出了他的“中国乡村建设”理论，并付诸实践。梁漱溟认为，这是一条“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的发展之路，是面对中国真问题，又主要依靠中国固有精神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后觉悟”。

　　在梁漱溟壮志满怀地从事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创造和实践时，毛泽东也正活跃在中国中部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企图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但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他的建国道路，要在十年之后：在1940年1月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一开始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而毛泽东的回答也是明确的：第一，中国不能“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那是“旧民主主义”，即梁漱溟所说的“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其二，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也即梁漱溟所说的“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那是“‘左’倾空谈主义”，“也不可能”走;我们只能从“中国的历史条件”，“当前的实际条件”出发，立足于“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验”，走一条中国自己的“新民主主义”之路，毛泽东特意强调，这也是一种“新文化”的创造，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但又有了质的变化。

　　对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梁漱溟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确有相通之处。如对毛泽东所说的“旧民主主义”，即梁漱溟所说“欧洲近代民主政治之路”的拒绝，对立足于创造，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的自觉追求。对“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梁漱溟认为根本不能走，毛泽东则认为目前不能走，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似乎也有可以彼此相容之处。在文化上，毛泽东肯定了“新文化”从“旧文化发展而来”，这与梁漱溟的主张至少是不冲突的。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必须走社会主义之路，这一点，也是梁漱溟认同的，因为他始终对社会主义(当然是他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未必与毛泽东相同)心怀向往，直到晚年都是如此。1949年新中国以后，梁漱溟很快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绝不是偶然的。

　　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反复说明，他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这样的“世界革命”正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这一点，却是梁漱溟所不能接受的。这不仅是因为梁漱溟对俄国革命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始终心怀疑惧，而且在梁漱溟看来，把中国革命与建设纳入“世界革命”的范围，接受世界革命中心的俄国领导，会妨碍中国自身独立性，也有违他的“以中国文化的复兴来引领世界文化的未来”的理想。因此，当梁漱溟与毛泽东第一次在延安会面，他们之间有一场辩论，我们在下文还会有详尽讨论。在辩论结束时，毛泽东说：“梁先生，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类社会，还有它的一般性嘛”。梁漱溟则回应说：“正因为我完全同意你说中国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这样子，可是我要强调特殊性要紧”。这场意味深长的对话表明，毛泽东信奉的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总要把中国革命纳入“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大叙述里，而梁漱溟更强调中国自身发展的特殊性。

　　因此，在1949年新中国伊始，毛泽东总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宣布“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已经破产，“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对于前者，梁漱溟是可以接受的。在19年前，他就说过类似的话;对于后者，梁漱溟大概是有严重保留的：他还没有忘记，19年前所作的另一个判断：他始终坚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当时毛泽东邀他在政府任职，他表示要“看一看”，自然绝非偶然。

　　有意思的是，历史发展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因此充分暴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带有许多自己的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在二战后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下，似乎只有两条路：或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路，或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路;现在，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接受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却走一条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同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之路。这对于一直在试图寻找既非西方、又非俄国的自己的路，也即“第三条路”的梁漱溟，自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特别是毛泽东在1958年又进一步提出要“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号召“超英赶美”，强调“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第一个大国”，这都深得梁漱溟之心：他早就预言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要引领世界了。在梁漱溟看来，1956年写《论十大关系》，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毛泽东，是“他最好的时候”，“最明白的时候”，也是和他自己的思想最为契合的时候。梁漱溟甚至认为，自己的理想与主张，已经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得到了至少是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因此，他在1959年写《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实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时，就坦率指出，他的文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少所发挥引用，而谬托学习之名，却贩卖了自己的思想见解”，“胸中萦回往来者自有一套见解;有意无意之间辄以己见作说明，譬如带着色眼镜者所见无非其色而已”。这是梁漱溟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实践的混合，或者说，是梁漱溟思想烛照、解释下的毛泽东思想和实践，它既有梁漱溟和毛泽东思想相通面的真实，又经梁漱溟的主观放大，就不免有误读。这是我们下面依据梁漱溟的文本进行解读与分析时，必须事先说明，并请注意的。

　　还有一点，下文梁漱溟在谈到1956年是毛泽东“最明白”也是“很清醒”的时候，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不行了，后来晚年就糊涂了。 ”其实不到晚年，在1956年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转而提出：“列宁这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强调“十月革命”道路还是“各国的模范”。这似乎又重新回到“走俄国人的路”上。这其实是反映了毛泽东的内在矛盾的：他既希望一定程度摆脱斯大林模式，获得发展自己的道路的某种独立性，这是梁漱溟期待与努力强化的;但又从根本上离不开俄国式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和集权体制。这样的矛盾是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和梁漱溟的分歧又是带有基本性的。

　　

　　(图为1919年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合影。左起：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
张申府。图片来源：人间思想)

　　二

　　对梁漱溟与毛泽东在“道路选择”上的异同进行了宏观的考察以后，我们可以进行更具体的讨论。

　　我们已经说过，梁漱溟与毛泽东都是面对“中国问题”的，而且按梁漱溟的说法，都是中国“真问题”与“大问题”。他们也都是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他们共同遇到什么中国问题?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上，他们有什么相同、相似、相通和不同?

　　先从相同、相似、相通说起。大概有四个方面。

　　其一，梁漱溟在《中国建设之路》一开始，就指出：“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第一大问题。他回顾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50年“全国(除台湾外)解放”、统一的历史，要人们正视一个基本事实：四十年间，虽然有过“五度统一”(“民国成立”、“袁氏武力统一”、“护国之战告成”、“北伐完成”与“抗战初期”)，但“多半亦只是形式而已”，认真讲，中国“简直就未曾统一过”。正因为“不成一个国家，又不能分成几个国家”，就没有秩序，既无力对抗外来侵略，因此不能维护真正的国家独立，又陷入无休止的内战，也就无法进行真正的国家建设，陷入了“天天都在自毁，都在走下坡路”的泥潭。这正是无数志士仁人“焦闷”不已的一个症结点。梁漱溟其实是带着这个问题来观察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国的统一与独立时，梁漱溟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在1950年在山东、河南、东北等地实际考察了五个月，亲眼看到了“全国大局的统一稳定”，“国家权力的树立”，认为中国终于获得了“建国之一大前提”，从此“将走上坡路”。直到这时，他才表示：“今天这个统一稳定的端绪，当然要承认是中国共产党之功。这就是中共的第一个伟大贡献。”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建立于此。

　　梁漱溟还要追问：四十年连续不断地追求“全国统一，国权树立”，为什么其他政治势力都失败了，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却获得了成功?对此，梁漱溟有一个相当独特的解释。他认为，缺乏“合条件的武力主体”，是近代中国陷于军阀混战，内乱不已，全国无法统一，国家权威无以树立的根本原因。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解决了这一“武力主体”的问题，军队不属于个人，而由党来掌握，“这就得其大本”。梁漱溟指出，其实，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所要走的就是这条路;但是，国民党却有一个基本弱点，即“在党的阶级基础上不求明确，不划定自己一个范围”，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则“嫌空泛，不够具体明确”，而党的领袖、骨干“蒋介石那般人更毫无理想在胸”，在政权到手以后，更是“忘记了他的任务”和最初追求，沦落为一个利益集团。这都使得国民党无法成为一个有着坚定信仰、严密组织、严明纪律，高度统一的革命政党，  自然也无法真正成为“武力的主体”，实际掌握军队的依然是分裂的个人与派系。而共产党则“在党的阶级基础上标明无产阶级而不嫌其范围狭窄;虽事实上亦许他的党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居多，但总称得起立场分明，壁垒颇严”，“他努力的方向相当明确”，“再加上其他许多优点，团结得确乎像一个党”。有了这样一个信仰一致、目标一致、指挥一致、行动一致的党，“武力便当真掌握在党”。在梁漱溟看来，正是这高度统一的党和党对军队、国家的绝对领导，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能够统一和稳定全国，形成国权的最重要的原因。这样，梁漱溟也就从“解决国家统一，独立”的问题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党掌握军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在认可毛泽东的路线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因此，梁漱溟的这一历史总结，与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的“宝贵的经验”的概括，多有相通，就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 日所作《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这样写道：“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当然，梁漱溟对党的领导的承认，是有一定条件，相对的;而对毛泽东而言，党的领导是具有绝对意义的。这样的分歧其实是更带根本性的，我们在下文的讨论里还会涉及。

　　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显示的梁漱溟的逻辑，即从国家的独立、统一的问题出发，而有限度地认可作为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的党的领导，不只属于梁漱溟个人，而是建国初期及以后，以至今天，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思想逻辑。我在研究建国初期的沈从文时，也同样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结束了中国备受侵略掠夺的半殖民地历史，民族得到解放，国家得到统一，这是沈从文这一代知识分子认同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个平手，逼得不可一世的头号帝国主义坐下来和新中国谈判，这件事更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加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领导的认同感”。即使是沈从文这样的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接受了为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和发展，需要党的集中领导的思想，沈从文将之概括为“新爱国主义”。

　　

　　(图为《儒佛异同论》手稿。1966年8月24日，梁家被红卫兵抄家，房屋
被占，藏书、资料被损毁。梁漱溟在逆境中依然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写出《儒佛
异同论》《中国——理性之国》《人心与人生》等论著。图片来源：人间思想)

　　其二，梁漱溟认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贡献，是“引进了团体生活”，实现了中国国民与国家的“组织化”。这也是梁漱溟最能认可的。梁漱溟多次说过，他和他的同代人都是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发现了中国的问题，产生了民族危机感与民族自觉心的。梁漱溟曾把近代西洋文化的长处，归结为“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两大要点之中;又把中国国民性问题，归结为“四大弱点”，即“缺乏公共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法治精神”、“缺乏组织能力”，又都“渊源于缺乏集团生活”。这样，  梁漱溟就把“引进团体生活”，使中国“走向组织化”，视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大问题。

　　他如此坦言：“我之多年致力乡村建设，其动机就为在乡村下功夫培养中国人的新政治习惯——团体组织生活。”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造的根本任务与基本途径：在“社会生活组织化”的过程中，实现“政治生活之民主化”，“经济生活之社会化”，以及“文化的改造”。在1937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里，他特意提出：“我看中国果然要进行经济建设，头一着就当有计划地大规模普遍推行合作于全国乡村，要于短期内将农民纳入合作组织中。”有意思的是。六年以后的1943年，毛泽东也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组织起来》，明确提出要把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途径，“就是经过合作社”。他进一步指出：“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这就赋予了农民的组织化以更高、更带根本性的意义。事实上，以后“组织起来”就成为毛泽东的基本治国之道。在这一点上，梁漱溟与毛泽东是有高度共识的。但在“由谁组织，组织的方式与内涵”上又存在根本分歧，下文再作讨论。

　　

　　(图为梁漱溟与毛泽东谈话的情景。为了对国内团结抗战交换看法，
1938年1月梁漱溟赴延安访问。其间，与毛泽东先后会谈八次，其中两次通宵达
旦。梁漱溟回忆，谈话时“彼此虽有争辩，而没有不舒服之感”。图片来源：人
间思想)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组织起来”的历史命题与任务，是自有他的特殊底气的，即他手里掌握着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党，及同样高度组织化的军队与政权(1943年尚是边区地方政府，1949年以后就是全国政权了)。这也是梁漱溟所注意到的，他在《中国建设之路》里，就指出，“讲到中共把团体生活引到中国来，那首先就是它党自身之成功”，这就是前文所讲到的中共自身的高度集中统一，高度的组织化。如梁漱溟所说，“依此根基，乃得发展了一切其他组织”。梁漱溟在前述1950年的各地考察中，处处发现了这样的组织化的功效：不仅“上从中央政权起，下至乡村所有各级地方政权”，无不设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而且“环绕着共产党这一根本中心”，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通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工会，把全国青年和工人组织进来;通过农民协会和妇联会把农民、妇女组织起来;还有许多文化界与学校的组织，等等。梁漱溟总结说：“共产党在引进团体生活上贡献甚大，是明显的”，“这样的团体生活未必便是人类文明的极致;然而从某一意义上看，确是较比前进了一步。特别对中国人说，是新鲜的”。其欣喜、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全国范围、上下统一的组织化，是梁漱溟多年来的个人努力所难以达到和想象的。但或许正因为如此，梁漱溟也就忽略了这样的高度的组织化的负面与危机;或许矛盾的暴露也还需要时间。——无论如何，这都是后话了。

　　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建国路线在建国初期与以后，也同样地得到了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我在前文已经提到的沈从文研究中就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的日记、书信里，频频出现的新概念，除了“领导”之外，就是“组织”与“动员”、“计划”。这暗示着一条新的道路：“东方的落后国家，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要靠人多的优势，将其组织起来，实现人力、智力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动员，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群体智慧和力量，使国家实现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这样一条“组织起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路线，是沈从文这样的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能接受的，更不用说梁漱溟这样的早就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梁漱溟虽然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但他从未放弃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直到晚年，他还是坚信“资本主义它慢慢地要成为过去”，“社会主义要到来”，而他理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本位，一个是社会本位”。因此，梁漱溟理解的“组织起来”的国家发展路线就是“要把社会一切生产以至人们的生活都渐次纳入国家统制计划之中，大力发展它，推动它”，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梁漱溟还用一句话概括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关心人，“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关于“鼓舞其心”，我们在下文会有详尽的讨论;这里要说的是“安顿其身”。梁漱溟解释说，“安顿其身”就是“废除个人私有制而代之以社会公有制，生存问题全由公家负责解决，不须各自操心。利害是共同的，全社会宛然若一体”，“物质所有归一了，生存问题归一; 生存问题归一了，身体安得不宛然若一。其得集中用力于对付自然界，而不再枉耗心力于人对付人者正在此”。有意思的是，这样的“生存问题全由公家负责解决”的理想，不只属于梁漱溟，而是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像同为乡村建设的开创者之一的卢作孚，就提出过“建设新的集团生活”，“个人都去解决集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都让集团去解决”的理想。卢作孚还在他主持的民主实业公司里作具体试验：企业为职工建设医院、学校、运动场、图书馆……“凡你需要享用的，都不需要你自己积累甚多的财富去设置;凡你的将来和你的儿女的将来，都不需要你自己积累甚多的财富去预备”，“只需要你替你所在的社会努力地积累财富。这一个社会是会尽量地从各个方面帮助你的，凡你有所需要，它都会供应你的”。这背后是一个全新的伦理，是梁漱溟、卢作孚们最为看重的，即“团体与分子彼此之间的匀称”：“从团体说时，要尊重个人;从个人说时，要尊重团体。我以你为重，你以我为重，互以对方为重”的“相对主义的伦理主义”。如研究者所说，这样的理想、追求是“包含着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的。

　　而毛泽东与共产党却把空想变成了现实;而且不局限于个别企业(卢作孚)、乡村试验点(梁漱溟)，而是全国范围无所不在：建国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包下来”的政策，把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知识分子都安排、组织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里面，每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生存问题(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等等)都由公家负责解决，这和梁漱溟、卢作孚的期待与设计是非常接近的。开始，这样的“包下来”主要着眼于临时救济、安定社会秩序;后来，就逐渐变成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即所谓“单位所有制”。如研究者所说，这样的“单位”，是“处于国家与个人的联接点上，既是国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又是把个人纳入集体之中，以规范和保护个人为己任的吸纳者和管制者”。这样的“单位”，是在党的领导下，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国家管理功能集于一身，实现了“党政一体化，  政经一体化， 政法一体化，政社一体化”，在单位以外，没有个人的公共活动空间。这样的单位所有制，一方面，是一个完善的单位保障体系——这是梁漱溟、卢作孚们所设想能够接受的;另一方面，却是一个严密的城市管控体系，带有某种“单位专政”的性质——这大概是梁漱溟、卢作孚们所未曾料及的。

　　

　　(图为1927年梁漱溟(左四)应李济深等之邀南下广州，途经杭州时与马
一浮(左二)、熊十力(左三)先生会面，留影于灵隐寺。图片来源：人间思想)

　　其三，当梁漱溟与毛泽东提出要探寻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目标时，他们就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探索从哪里开始?”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有同样类似的思路。梁漱溟晚年对此有明确的说明：我们“可以说入手相同。他的革命入手是从农村包围城市，他入手是农村。我要建设新中国，我也是入手是农村”。都选择农村作为改造中国的入手处，这自然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和把握。梁漱溟说：“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1，就有形的来说，就是‘乡村’;2，就无形的来说，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他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在有形的“乡村”推行无形的“老道理”，以此推动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改造。毛泽东则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这就更是从全局确定了农民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农民的参与和支持而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

　　问题是，在打下了江山以后，还需不需要发动和依靠农民?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农民、农村、农业应该占据什么地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强调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就已经蕴含了一个思想：中国的工业化也要依靠农村。而这也正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他一再强调，“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复兴农村入手”，“从农业来引发工业，是我们的翻身之路”，并且提出了“工业向乡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 乡村都市化”的发展前景，赞赏建立“全国工业网”的设想：“一个大工业中心孕有许多小工业中心，小工业中心孕有许多更小工业中心，如此一层一层地相联，直至深入最小社会细胞的农村为止。”今天看来，梁漱溟的这些思考都是有相当的超前性的。而毛泽东在建国后，对他在《论联合政府》里的思考，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在1956年他进一步提出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进一步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如果真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一些”。这当然是梁漱溟所赞同的，如前文所引，梁漱溟说毛泽东写《论十大关系》时脑子特别“明白”，毛泽东对农业的强调大概是一个重要方面。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除了工、农业并举外，还有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并举，以及土(土法生产)洋(洋法生产)并举，等等，农村乡镇企业因此有了很大发展。梁漱溟对此作出了热烈回应，认为这是“毛主席领导之高明”之处;他大概同时想起了当年建立“全国工业网”的设想。他并且主动对“两条腿方针”的“命意”作了两点发挥：一是对事物的辩证认识，不能“只知在工业上去求工业，却不晓得同时从另一方农业来促进工业，其效更稳且速”;二是对人的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特别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非把广大社会成员动员起来不行”，一系列的“并举”方针，“就是要顾及各不同的方面，把一切积极因素、一切可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应该说，这都是深知毛泽东之言。

　　梁漱溟与毛泽东思想契合之处，还在他们更是把农村作为整个中国社会改造的出发点。这一点，梁漱溟是十分明确的。他从一开始就宣布：“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 ”因此，他的目标是：“从乡村开端倪，渐渐地扩展成功为一个大的社会制度”，并“积极创造新文化”。他所作的村学、乡学试验的目的就是要创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合一”“政教合一” 的全新的社会结构。梁漱溟大概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设想，后来竟在毛泽东1958年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里得到更为全面、更大范围的实现。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里，这样规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质与作用：“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道路”，“现在，也可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这里提出的是一条以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最后达到中国社会全面改革的道路，其实，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延伸和发展;这同时也是一条以农村为基地，进行以消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缩小国家对内职能为主要内容的共产主义实验的道路。而以“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军事合一”、“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则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这样的“人民公社”，无论其规模，还是毛泽东所赋予的内涵、意义，都是梁漱溟当年的“村学、乡学”所不能比拟，但内在思路却又自有相通之处。梁漱溟在其《人类创造力大发挥大表现》一文里，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加赞扬，大概也是喜悦之心溢于言表吧。“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负面问题此时是难以进入梁漱溟的视野之中与思考范围的。

　　可以说，无论梁漱溟，还是毛泽东，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都始终是他们思考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但那场著名的面争，又恰恰发生在农村、农民问题上，这是耐人寻味的。我们不妨就在这里作一讨论。人们注意到，争论发生在1953年。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核心，是要推动工业化，这一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以实现工业化为中心的。当时毛泽东和中共对工业化的理解，还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把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上、城市的发展上，所需要的粮食与资金都要取之于农村，这样的工业化，是必然要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正是在1953年，中共中央宣布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由国家控制粮食资源，不仅没有减轻农民的税负，反而使农民在粮食问题上更少自主的余地。这样做，或许是势之所至：1953年国家粮食储备几个月少了40亿斤，国家不控制粮食，就会直接影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这就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就使毛泽东处于尴尬与为难之中。如研究者所说，毛泽东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中最重视农民作用，也是最关心农民状况的人。他在1950年、1952年、1953年连续几年都直接干预过中共中央在粮食征购问题上的计划安排，要求压缩征购数字，以缓解农民生活的困难。但现在，面对工业化的需要，为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推行，他又必须以剥夺农民作为代价。毛泽东的这一进退维谷的困境，当然是局外人的梁漱溟不可能察觉和理解的，他只是从自己的理想出发，坚持“从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更是同情农民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处于无组织状态，无权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困境，因此，才在讨论总路线的会议上，发出了“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的呼叫。这是显示了他的隐忧的：他担心毛泽东和中共走上一条城市中心的工业化道路，忽略了农村，忘记了农民，而农村、农业、农民正是他必须坚守的基本阵地。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毛泽东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就像研究者所说，“梁漱溟的批评，无疑戳到了毛的痛处”，“毛泽东的激烈反应，其实突显出他这时内心里的纠结与苦恼”：毛泽东显然失态了。但在毛泽东的过激回应中，也有真实的、实质性的内容，即他指责梁漱溟“班门弄斧”，“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并提醒梁漱溟注意：“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的。就是说，农民的“代表”只能是我毛泽东和共产党，农村改造与建设的“领导权”也专属于我毛泽东和共产党，这是绝不允许他人，特别是梁漱溟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染指的。这恐怕是此时已经宣布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梁漱溟所没有想到，也万难接受的：即使在农村、农民问题上他们也依然存在分歧。

　　为了摆脱自己在农村、农民问题上的尴尬，毛泽东在理论上找到了一个说辞，即所谓“大仁政，小仁政”论。据说为人民(农民)长远利益，这是“大仁政”;只为人民(农民)眼前利益考虑(这大概是指梁漱溟这样的批评者)，这是“小仁政”。毛泽东的选择是：“两者必须兼顾”，“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后来，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要调整重工业和农业的关系，1958年发动人民公社运动，都表明毛泽东又作了自我调整，再度回到农村、农业、农民这个基地上来，梁漱溟对此作出积极回应是自然的，也是含有丰富的潜台词的。而对毛泽东而言，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能有表示“赞同”、“拥护”之权，领导权还是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其四，我们在前面谈到了梁漱溟和毛泽东都强调“引进团体生活”、“组织起来”是中国的大问题、真问题。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把中国人聚集在“组织”里?在团体生活里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正是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和毛泽东都作出了与西方不同的选择。

　　梁漱溟在许多方面都作了这样的比较：“现在资本主义下的工商业，只是发财之路，而不是养人之路”，“中国从合作这条路走去， 是以‘人’为本的，  不同于资本主义之以‘ 钱 ’为本。”“在我们团体(村学、乡学)中，遇到问题发生，不愿意用法律解决的办法，必须彼此有情有意的相待”，“把法律问题放在德教范围内”。“西洋人是为了满足欲望而组织国家”，“国家一面消极地保护个人的欲望，不妨碍个人的欲望，一面还积极为大家谋福利，帮助满足个人欲望，故西洋政治可谓‘欲望政治’”，而中国古人则提出“一个更高更深更强的要求，即所谓‘义理’之要求也”，要求“在人心深处有其根据”，“组织国家非先标明道德与法律合一不可。如此的团体生活不单是图生存过日子，而且还要领导大家向上学好之意”，“就是政教合一，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二为一”。——应该注意的是，梁漱溟并无完全否定西方治国之道的合理性之意，他也无意否认图生存、谋福利和法律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现实中国所需要的。但他更在意的，却是中国自身的“老道理”的价值，而且在他看来，中国老道理是一种高于西方文明的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因为它的“根据”是“在人心深处”，这才是真正代表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他由此自认为找到了一条中国的发展之路：“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来。‘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这便叫做‘乡村建设’。”

　　

　　(图为梁漱溟93岁生辰照片，1985。图片来源：人间思想)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老道理的核心是“伦理本位”;而伦理本位的最大特点，即是“将人的问题提到前边，将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边。此问题之转移，为中西文化不同一大关键”。这样的“以人为本 ”的文化，它最为关注的，一是人心，一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在人自身，强调“自力”，“修身为本”，“处处训练人向里用力”：反省，克己，勤俭，刻苦，自励;在人与人关系上，则强调“情谊”，“相互间的义务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也就是说无论于己于人，都充分表现出“人的理性”，中国文化的成熟性即在于此。梁漱溟追求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以法治国”，而是“以德治国，教化人心”的中国特有的道路。

　　人们在毛泽东的治国方略里，也发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本位主义”的影响。正是在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把人的因素、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也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命题，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要求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劳动者)的积极性，通过人的精神解放，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同时十分注意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生产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把它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 要求通过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社会运动来发展生产力。对毛泽东提出的“又红又专”的命题，一位外国学者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说这是毛泽东试图在“工程、技术的现代性”(专)与“道德主义的现代性”  (红) 之间取得某种综合和平衡。也是在1958年，毛泽东公开宣布：“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大概是想把党的意志转化为每个人内心道德追求来维持社会秩序吧。

　　而毛泽东的这些号召与大跃进中的实践，在梁漱溟这里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回应。他一开始就引述毛泽东的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创造出来”;竭力赞扬毛泽东“不把六亿之众看作一大负担，认为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本钱，他自己最好的依靠”，因为“其不多从消费者那面来看人，却多从生产者这面拿来看”;他高度评价毛泽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认为这导致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他非常赞赏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说服教育，启发其心”的工作方法;他充分肯定“善于领导群众是毛主席的最大本领所在”，“他最会使唤人，人们最听他使唤”，“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共产党毛主席高明卓越的领导下大大调动起来，活跃起来”。他又由此而总结了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创造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是要以人为主体来统治着物的”，“资本主义在人身一面着手”来“唤起人来创造力”，而“社会主义却从人心一面着手”，或者说是把这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因此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简括言之，就是：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安顿其身”我们在前文已有讨论;这里梁漱溟要强调的是，“安顿其身”即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满足人的占有冲动，本应是资本主义的任务与特点，由于中国“不是充分经过了资本主义而后到社会主义的”，他需要“补课”，因此，“不易太忽略身之一面”;但“社会主义所以唤起人来创造的主要不在于此”，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唤起人的“创造冲动”，“创造力出自于心，以致浑若忘其身”，“占有冲动从有我而来，创造冲动起来时，却每每入于忘我之境”，由此达到的人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才是人的本质的真正体现，“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靠生存问题的胁迫，不靠财产私有的诱进，而自能发动伟大旺盛的人类创造力远胜过于其前的道理”。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深深理解人心或人情——或者说人类这一最高等的生命”，“人类之首出庶物者，不在身体而宁在心思”，“心之为心，在其表见出自觉和主动来——人之有意志、企图构成于此——而这就是其他动物所缺乏的”，“人类生命一面凭借于身体，却又一面超越乎身体不受其牵掣束缚”，“就在从身体解放出来的那时，人类生命中学便从个体转移于群体(社会)”，他的结论是：“必自觉和主动方才是心，必有心方才是人，必个个人都是主人而组成的社会方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细读梁漱溟以上论述过程，就不难发现其逻辑重心的逐渐转移：开始时确实试图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表明他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思想与实践的倾心;越到后来就越趋向于借题发挥，如他自己所说的“贩卖自己的思想见解”。这是我们一开始就交代了的：这是梁漱溟化了的毛泽东，梁漱溟这里描述的“毛泽东、共产党创建的中国社会主义”图景，在很大程度上是梁漱溟对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想象，至多也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共同或相似的乌托邦想象，与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是有距离的：既是有意的夸张，也是有意无意的遮蔽。不仅他作为理论判断的依据所引用的材料，全部来自充满浮夸的报纸上的报道，这时的梁漱溟已经不可能像1950年那样去作实地的考察，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也是梁漱溟主观筛选的结果，后来他在《跋记》里就说明当时对“大跃进”里的某些内容如“不断革命”的精神，他就没有采用。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就更不难看出“大跃进”中的毛泽东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没有进入梁漱溟的视野，即以梁漱溟竭力赞扬的毛泽东对思想、人心的重视，共产党对人的领导而言，就显然有强制思想改造、控制人心、利用群众、实行思想专政的这一面。梁漱溟后来对此也有反省，说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和自己主张的培养新风气、新礼俗“完全是两回事”，但已经是晚年了。

　　

　　(图为当时随梁漱溟到山东办学诸人合影。为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1924年暑假，梁漱溟从北大辞职，应山东省议会议长王鸿一邀请赴山东筹办曲阜大学，首先接掌曹州中学，创办重华书院。图片来源：人间思想)

　　其五，或许梁漱溟与毛泽东更为相近的，是他们的“圣人情结”和“圣人治国”理想。

　　正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突然说道：“过去有句话，‘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 最愿意当圣人的，自然是毛泽东自己。他早在年轻时候就立志要将传教之“圣贤”与做事之“豪杰”集于一身，现在，在掌握了国家政权，特别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获得了不受限制和监督的绝对权力以后，毛泽东更自觉地要合“内圣”与“外王”为一体，成为集“道统”与“政统”为一身的“圣王”。在毛泽东看来，圣贤是致力于“大本大原”，掌握贯通天道与人性、人心的“大本一源之道”;同时以“为万世开太平”自命，此乃“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毛泽东在1958年特别注意对人心的改造、控制与动员，强调以探讨“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哲学)统摄一切，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要实现自己的影响人的心灵的圣人理想。

　　这一点，梁漱溟是充分理解的。他和毛泽东一样，都认为自己是“天将降大任”之人，他也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自有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天命意识。他那句“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的名言，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他强调人要有“深心大愿”，要以“悲悯”之心，思考“大问题”，也是要追溯“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的。晚年当有人问他：“您算一个圣人吗?”他的回答是：圣人的“生命完全高过普通人”，“我现在还是一个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人不同之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看见了孔子、王阳明这些圣人“是怎么回事”，但我还不够“彻悟”。这样的回答是意味深长的：梁漱溟始终把“圣人”的“我”与“凡人(普通人)”的“我”，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区别开来。他自己更看重的是圣人、内在(在内心下功夫)的“我”，但为众人想，他又强调凡人、外在(行菩萨道，不舍众生，参与社会改造实践)的“我”。

　　关键还在治国理想。在梁漱溟的心目中，中国老道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崇尚贤者”，“以德服人”者“为君”，这是一种“人治的多数政治”，也即圣人之治。在他看来，中国政治的核心，是“开出多数人接受少数高明人领导的路子”，这就要“提高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实行“政治教化”，实现“政教合一”。他理想的政治是“少数贤智之士的领导与多数人的主动二者可以调和”，也即圣人与凡人的结合，  但又应保持“两个天然不可少的等差：一种是看重理性、尊尚贤智而开的等差; 一种是从尊重亲长而来的等差”。这就需要在 “ 圣王”与“庶民”之间“ 调节缓冲”，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即是“士人立志为‘王者师 ’”。这或许也是他在中国政治中的自我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由此引发出的梁漱溟对他所说的“新开出来的独裁国家”的看法。他举出的国家有“苏俄、意大利、土耳其、德意志等国”，这样的并列，在上一世纪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30年代初期，是相当普遍的看法。梁漱溟指出，这些新独裁国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国家，其特点一是“他们的政治都是靠一个党”;二是“崇尚党魁”即党的领袖，这“与中国人的尊师很相像。其党魁的言教大过一切，这也就是尊贤尊智的意思”;三是党魁都“真有超人的智慧与特殊的人格”，“为众所敬仰，多数人自己愿意听从他的话”。结论是：“少数人的领导”未必就是“众多人被动”，少数“独裁”统治与多数人的主动是“可以同时并有，完全不冲突”。

　　弄清楚梁漱溟这样的思想逻辑，就不难明白，当毛泽东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试图建立集政治权威统治、精神权威统治和道德权威统治于一体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社会、思想体制时，梁漱溟要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圣人治国”理想的实践与实现，只是这时的“圣人”，不只是一个毛泽东，还包括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因此，他才那么真诚地、理直气壮地赞扬毛泽东和共产党：“先建立对广大群众的统一领导权”，又“善于掌握运用这领导权”，“把广大人民群众慢慢都争取过来跟着共产党走”，这就是中国“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在梁漱溟看来，毛泽东“一生白手起家，什么也不曾靠得”，却能使“六亿之众”全“跟着自己走”，这样的出自社会底层农耕家庭的“圣人”是他所心仪的。这也是符合毛泽东本人的逻辑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就踌躇满志地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这是“天”(人民)降大任于“斯人”(毛泽东与共产党)，权力的高度集中，不仅合理合法，而且是实现“圣人理想”的必要条件。毛泽东之迷恋权力，不择手段维护个人权力，或许在他的自我感觉里，是在理直气壮地“替天行道”。对此梁漱溟大概也是理解的。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梁漱溟在1953年的面谏，他自己的主观意图，是在履行“王者师”的职责：“提醒规谏君主，要他约束自己，薄赋敛。”尽管被毛泽东所拒绝，梁漱溟仍然是懂得并遵循君、臣之道的，他之所以始终检讨自己“态度不好”，使毛泽东“为难”，“伤了他的感情”，就是要维护“圣王”的尊严。他认为比之他个人的恩怨，这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在他事实上不可能充当“王者师”，从而“立功”以后，他还是要坚持“立言，立德”，他之写《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除了继续表明心迹之外，更是要借此证明自己，坚守信念。而他拼将最后的生命，写出《人心与人生》这样的他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更是要留下他追溯“大本大源”的思考，最后完成自己“远远地看到了圣人境界”的形象。

　　但面对梁漱溟这样的坚守一生、至死不变的“圣人情结”，我们在感佩其内在的生命信仰的坚定、天赋使命感、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的同时，也还会有隐隐的不安：因为在“圣人”境界、气象的魅力背后，是隐含着某种专制逻辑的。如研究者所说，在梁漱溟“知行合一”的信念里，如果对自己的“知”过于执迷，甚至“为了理论的正确，牺牲了对现实全面深刻的认识，忽视了对社会的复杂体认”，无视一己之“知”的偏至与有限，而又要用强大的意志力坚定不移地施之为“行”，这样的实践在产生巨大效应的同时，是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正是在这里，梁漱溟与毛泽东更有了内在的相通与不同。毛泽东的圣人理想、气象与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结合在一起，既通过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转化成了亿万人的实践，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不仅是民族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年毛泽东盛怒之下，宣布梁漱溟为“反动分子”，对他绝“不信任”，“绝不采纳”他的思想和路线以后，将他完全排除在权力之外，不给他成为“王者师”的机会，反而成全了梁漱溟，使他的圣人理想、理念、情怀，始终保留在思想、文化、精神的层面，没有如毛泽东那样演变为治国之道，反而避免了可能造成的灾难。这不幸中之大幸，使人又想起梁漱溟远远看见的圣人孔子的命运，他当年成了“丧家犬”，本来是大幸，后来儒教徒非要把他的思想变成“治国平天下”的利器，倒反成了大不幸。

　　(未完，接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