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泽东朱德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抓党建

现在全党都在强化党的建设，但是在一些基层的党建工作中，总觉得不伦不类的，似乎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反效果。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这个党建名师的思考。党建名师，既是党给我的一个光荣的名字，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当看到党建取得些许成绩，我最快乐；当看见党建走了弯路，我很痛苦。

很多民营企业主不重视党建，这是为什么？这绝对不是民营企业主的错，也不应该因此怪罪他们。要怪就怪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好，要怪就怪我们把党的优良传统丢的几乎一干二净。革命导师列宁说：忘记就意味背叛。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复教导说，要忆苦思甜。回顾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如何抓党建，并虚心向他们学习，我们这些后代子孙就会努力把党建做的更好。

毛泽东1920年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1921年作为一大代表参加了创党活动，1922-1927年秋收起义前，更多的是从事党的思想、宣传等研究和指导工作，毛泽东开始负责党的重要组织建设、军队建设要从著名的秋收起义开始。秋收起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的篇章，也是毛泽东进行党的建设的一个新的探索、实验和尝试。

1927年初，北伐军声势浩大、节节胜利，共产党得到了迅速的成长，国共之间的合作也出现了变数。蒋介石急于站在国民党右派的地位上，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独得北伐的成果。这个矛盾，在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城市上海一触即发。

当时，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作为中共最高的军事负责人，亲自负责组织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成功地控制了上海的部分控制权，企图沿用俄罗斯在几个大的中心城市暴动进而获得全国性胜利的方法，但是蒋介石是不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的，他主张共产党要在上海交出权力，并悍然使用武力，公开和共产党决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是湖南，后来是湖北，蒋介石（右派）和汪精卫（左派）都先后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翻脸，在上海、长沙等大城市开始大肆抓捕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中共6万名党员，因抓捕屠杀变节等原因，党员数量急剧下降为1万多人。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八七紧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到湖南江西一代组织秋收农民起义，来回应国民党的背叛。经过短短一个月的准备，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于1927年9月9日，亲自组织发动了秋收起义。

“坚决攻克并占领长沙!”，是秋收起义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共产国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成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先占领首都彼得格勒，再歼灭白军，把红旗插遍广袤的大地。苏联的经验，希望能够在中国得到复制。然而这里是中国，这里不是俄罗斯。秋收起义军进攻长沙遭遇了严重的挫败：第一团在修水起义，第一仗就惨败，起义部队一部分反戈叛变，国民党军乘机反扑，2000人只剩下一半，团长钟文璋失踪；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未克，转而西进攻占老关、醴陵，北进占领浏阳，导致部队麻痹轻敌，陷入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占领了白沙镇、东门市，后被敌人兵分两路包围，1500人只剩下400余人。

怎么办？“三路失败”摆在年轻的毛泽东面前，他从来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是近是退却？必须要作出抉择。当时，中共中央已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的报告，再次做出要湖南省委进攻长沙的决议。但进攻是不可能的，无异于以卵击石。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作出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队伍拉倒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这毛泽东作出的一个冒政治风险的决定，不执行中央的决定，可能会被扣上‘逃跑’的罪名。但“上山”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唯一可走的一条道路，“十月革命”模式在中国走不通。早在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时，针对湖南革命问题时，就主张“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起义队伍从湖南浏阳文家市走到江西永新三湾村，一路危机四伏、不时会遭到地方民团的伏击，队伍开小差逃跑的不断，……抵达三湾时，起义队伍只剩下区区七百多人，总指挥卢德铭阵亡。队伍面临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困境中，毛泽东一路观察、一路找人谈话寻求办法、一路思考，在三湾毛泽东决定队伍停下来进行改编。

第一，在前委会上达成诸多的共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秋收起义队伍领导班子必须坚定有力，作出的决定能够贯彻执行。

第二，对于失败的队伍、散乱的队伍、消极悲观的队伍，必须要进行整顿，否则队伍没有希望，革命事业也就没有希望。

在上述这两个准则下，毛泽东的三湾改编诞生了。

第一，当众宣布：参加革命完全自愿，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离队，革命只需要愿意革命的人。

第二，把部队编制缩编，使其更加精干便于管理和控制，原来师一级的编制缩编为团，师长成为团长、团长成为营长、营长成为连长、连长成为排长、排长成为班长或士兵。当官的少了，一线充实了。

第三，宣布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在营设立党代表、在团设立政治委员，强化思想政治对队伍的控制；临时发展了一些骨干入党，用骨干来凝聚和控制队伍。军队不再是军阀个人的资产，必须要服从党的领导，是党指挥枪不是抢指挥党。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宣布新军队要实现民主，以连为单位成立士兵管理委员会，负责军饷、食堂等管理，使内部管理透明、合理和公平；废除官长的特权，不允许打骂士兵，实现官兵一致平等。当时，旧军队官兵界限分明，包括：士兵吃大灶，连以上军官吃小灶（四菜一汤），军官都有皮帽、皮带、皮鞋、皮包、皮鞭，人称‘五皮军官’，军官打骂士兵也是家常便饭。“三湾改编”后，在连、营、团各级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废除繁文缛节，不准打骂士兵，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这些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革命热情，宋任穷曾在井冈山时代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他回忆说：“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做斗争。”红军军需处长范树德花了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一根留着自己用，在朱德的那一根上，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1928年12月，红军官兵从山下往山上挑粮自救，朱德已年过四旬，又是军长，战士们劝他不要挑粮，但他仍然亲自挑粮上山。战士们因此为朱德编了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写道：“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红军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就是因为透明和平等。

第五，宣布新军队是具有铁的纪律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要讲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年的井冈山经济基础很差，加上敌人封锁，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当时红军每天伙食基本是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胀肚子，不好受。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但到百姓家抢劫卡油勒索的事情几乎没有发生过。红军规定，要遵守“三项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又追加了“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朱德是参加南昌起义的一个革命军人。南昌起义失败后，跟随队伍南下广东潮汕地区，部队遭遇溃败。1927年10月底。部队撤到江西安远天心圩时。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下面营长、连长们结着伙开小差，还有的把自己的部队一个排、一个连公开拉出去离队。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关键时刻，朱德用坚定的信念，凝聚了队伍。把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共800人。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只保存下来的这点人。但就是这支队伍里出现了朱德、林彪、陈毅三个中共军队的元帅，出现了粟裕这个大将，还有诸多的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从上文介绍的毛泽东、朱德抓党建，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党建不是花里胡哨给人家看的摆设，是解决革命问题的根本法宝；

第二，革命完全出于自愿，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建设是凝聚了一大群信仰坚定的同路人，而非靠利益来凝聚队伍。

第三，“平等、民主、透明”成为党建的最主要方法和最成功的工具。

第四，强有力的领导、强大的纪律做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