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从《暴风骤雨》透视所谓“暴力土改”

 摘 要

　　土改对于生产的一些消极影响立竿见影，积极影响则往往有一个滞后性。因为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不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土地改革激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落实到生产效果上，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一方面的问题津巴布韦表现的比较突出，因为其土改刚开始是一些老战士自发开展的，组织得不是太好，所以2003年完成土改之后，过了五六年经济才开始恢复。专业研究表明，从2009年开始土改便显示出了成效，津巴布韦广大农民普遍是拥护这次土改的。

　　近日来，随着津巴布韦政局的动荡，不少西方媒体把责任归咎于穆加贝十几年前推行的土地改革。中国的很多亲西方媒体也人云亦云，甚至包括部分平常表现爱国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也变成了西方媒体的传声筒。事实上，长期居住在津巴布韦的津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科就表示，从2009年开始土改便显示出了成效，现在广大农民普遍是拥护这次土改的。专门研究津巴布韦土改并且去津巴布韦进行过实地调查的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沈晓雷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在2010、2011和2012年分别实现33%、9.6%和4.6%的增速;到2013/2014农业季，玉米、谷物和烟草等主要作物的产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而其中土地改革后的面积比较小的A1农场和A2农场生产了一半以上的玉米和烟草。津巴布韦整体经济的增幅，在2010-2013年增幅也分别达到了6.9%、5.9%和3.1%。当然，也许不得不提的是，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已经给其他非洲国家，如南非、赞比亚等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有南非学者甚至将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与中国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相提并论，认为其是世界上少数几次成功的土地改革之一。】

　　其实，又何止是津巴布韦呢?对于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西方媒体不也一直指大肆攻击为“暴力土改”吗?像臭名昭著的张爱玲，不就因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写了两部攻击中国土地改革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一下就从一个通俗的言情小说写手变成了以狂热反共著名的美国学者夏志清笔下超越鲁迅的文学大师了吗?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很多媒体舆论也都和美国接轨，不仅把张爱玲那些几十年没有人读的垃圾小说翻了出来大肆炒作，而且还产生了一大批国内的效颦者，把新中国的土改咒骂为“暴力土改”甚至是“十八层地狱”，指责新中国的土改暴力血腥，重用不爱劳动的二流子，破坏了农业生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建国前夕，解放区文学当中就针对关于土地改革的这些指责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回应。在这里，笔者仅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例，看看红色文学当中是怎样回应所谓“暴力土改”当中存在的问题的。

　　首先，土改当中有没有处决地主的现象?《暴风骤雨》当中说的很明确，的确有，前提是地主欠下了血债。注意，这个“血债”并不一定是直接杀死的。文中特别写了一个被枪毙的地主韩老六相关的所作所为：郭全海的老爹给他种地，到了付报酬的时候他强迫郭全海的老爹去赌博，刚开始赢了韩老六不让他走，一直到把一年应得所有的工钱全部输光之后才让他离开。郭全海的老爹气的得了病，韩老六又把郭老爹赶了出去，于是郭老爹很快便冻死了。韩老六看上了赵玉林的媳妇，要求赵玉林的媳妇陪他睡觉被赵玉林拒绝。最后韩老六强迫赵玉林去日本人当劳工，他的媳妇被迫逃到外边儿要饭，期间女儿便饿死了。白玉山家里的猪拱翻了韩老六园子里的一枝野花，韩老六便要求将猪打死赔偿，还推开了苦苦哀求的白大嫂子，导致白嫂子抱着的小孩扣子脑袋在石头上碰成重伤，没几天便死了。韩老六后来又看上了老田头的闺女裙子，裙子不肯依从。他便要求裙子供出未婚夫通抗日联军的事，并对裙子用了重刑，不到半个月后裙子便死了……像这种事件比比皆是：

　　【到晚边，刘胜在他的小本子上统计，连郭全海的被冻死的老爹，赵玉林的被饿死的小丫，白玉山的被摔死的小扣子，老田头的被打死的裙子，都计算在内，韩老六亲手整死的人命，共十七条。全屯被韩老六和他儿子韩世元强奸、霸占、玩够了又扔掉或卖掉的妇女，有四十三名……伪满”康德”五年在小山子，杀死了抗日联军九个干部。”八一五”以后，他当了国民党”中央先遣军”，胡子北来部的参谋长，又是国民党元茂区的书记长和维持会长，拉起大排抵抗八路军，又打死了人民军队的一个战士。”又是十条人命。”老田头说，”好家伙，通起二十七条人命。”】

　　当然，按照现在某些所谓讲究民主法治的自由主义公知的看法，这些人的死亡并不是韩老六直接杀死的，所以枪毙韩老六不合适。笔者在这里不想多说什么，只是强调新中国的红色文学中并没有刻意夸大地主的罪行，把这些人都说成是韩老六之类的地主直接杀死的。至于应该如何处置韩老六这样的民国精英，或者干脆不做任何处置继续保留“民国范儿”，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中国为什么不能搞和平土改。大多数相关解读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一个被当下主流舆论所忽视事实是，旧中国的地主并不仅仅是地主，地主仅仅是他们的经济身份，而他们政治身份实际都是武装人员。我们常提到旧中国的军阀割据，然而往往仅仅是关注北洋军阀或者国民党新军阀这样的大军阀。其实，军阀割据的真正基础就是旧中国的地主。每一个村子里的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实际上都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小军阀。也正因为如此，土改初期绝大多数人分了土地不敢要，这不仅仅是所谓的觉悟落后问题，而是要面临地主武装报复的现实问题。

　　在了解了这个基本事实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真正令人惊叹的并不是暴力之多，恰恰是暴力之少。即在地主广泛拥有武装的情况下，只有少部分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进行了武装反抗并遭到了镇压。《暴风骤雨》当中就对这两类地主进行了区分：像血债累累的韩老六土改中被枪毙，后来他的哥哥韩老五武装反抗被击毙，但是土改积极分子赵玉林也在地主暴乱中牺牲。另一个大地主“杜善人”和其他一些中小地主尽管也仇视土地改革，但是没有像韩老六一样具备汉奸、国民党军官与土匪的多重身份，也没有那么多的血债和民愤，于是通过斗争让他们交出了武器和大多数财产也就实现了和平的土改。

　　其次，关于所谓土改积极分子中有“懒汉”的问题，《暴风骤雨》当中也并没有回避。相反，还特意刻画了村子里边一个著名的“懒汉”白玉山成为土改积极分子，并且在土改运动中加入共产党的故事。不过，小说并没有像现在的某些公知化媒体和作家一样简单的停留在对于“懒汉”的现在时描绘，刻意制造土改积极分子就是一帮懒汉二流子、土改就是“痞子运动”的印象，而是追本溯源，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揭示，回顾了白玉山在土改前是怎样从一个勤快人变成懒汉的：

　　【白玉山搬到元茂屯来的那年，伪满“康德”五年，原是一个勤快的小伙子。他在元茂屯东面的草甸子里，开五垧大荒。那年雨水匀，年成好，一垧收十石苞米，他发家了。娶了媳妇。第二年，韩家的马放在他苞米地里，祸害一大片庄稼，为这事，他跟韩家管院子的李青山干一仗。姓李的跑到韩老六跟前，添醋添油告一状。韩老六火了，骑了他的那匹大青儿马，一阵风似地，跑到老白家，怒气冲冲，下马冲进他外屋，一阵大棒子，把他家的锅碗瓢盆，水缸酱缸，全打得稀碎。完了，一声不吱，迈出门外来，跨上青马一阵风似地往回跑了。老白跑到村公所告状，村上不理。又跑到县上，他上了呈子。韩老六听到这事，躺在大烟灯旁冷笑道：

　　“他去告我?正好，我躺在炕上跟他打官司，不用多费几张毛头纸，看他有多大家当。”

　　县官断案，白玉山输了，罪名是诬告好人，关在县大狱。白大嫂子卖了四垧地，把人赎回来。这四垧好地都落在韩老六手里，白家剩下一垧石头砬子地。白玉山从县大狱出来，从此就懒了。他说：“不多不少，够吃就行。”见天，总是太阳一竿子高了，他还在炕上。他常盼下雨，好歇一天，在晴天，他仰着脸说道：“你看这天，一点点云影子也没有，老龙都给晒死了。”】

　　前些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所谓“大锅饭养懒汉”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共识。然而准确地说，在尚未摆脱劳动是谋生手段的社会当中，懒惰的本质只是由于付出的劳动成本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使得人们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绝对平均主义固然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两极分化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两极分化不但损害了劳动积极性，同时还换来了一小撮地主资本家财富的积累。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过的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也就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这种贫困的积累必然会损害劳动者劳动积极性和阻碍生产的发展。只不过由于西方资本对话语权的垄断，这种“剥削造就懒汉”的事实被选择性失明了。然而，无论是旧中国生产的长期停滞还是苏联东欧剧变以后经济的彻底衰败，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马克思的预见。

　　当然，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并不等于解放了每一个人在个人主义意义上的生产积极性。仅以上文中所提到的白玉山为例，《暴风骤雨》中强调，土改之后他一心扑到公共事业上，对于自家的生产仍然不大顾得上，还是像土改之前那样交给自己的媳妇。这在一些人的眼中是“懒惰”，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超越了他刚来元茂屯时那种单纯为自家事辛勤劳作的崇高精神。

　　另外，土改也确实损害了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例如，被镇压的地主积极性当然受到了损害，像韩老六一家人积极性当然是下降的。不过这些人本来就不大从事生产了，反倒是土改后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以劳动为生，所以不具有典型性。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红色文学《暴风骤雨》不但没有回避土改当中存在着对于农业生产损害的现象。相反，还特意刻画了一个“地主腿子”李振江因为土改劳动积极性下降的情况：

　　【他一家七口，见天三顿饭，尽吃好的。处理韩老六的当天下晚，月亮还没有上来，星星被云雾遮了，院里漆黑，屋里也吹灭了灯。李振江带着他儿子，拿一块麻布，一条靰鞡草绳子，走到猪圈边，放出一只白色大肥猪，李振江上去，用麻布袋子蒙住猪的嘴，不让它叫唤，他的大儿子用绳子套住四只脚，把猪放翻，爷俩抬进西下屋。李振江叫他小姑娘在大门外放哨。他屋里的和儿媳妇，二儿子和三儿子都来到下屋，七手八脚的，点起豆油灯，用麻布袋子把窗户蒙住，拿起钦刀，没有一点点声音，不留一星星血迹地把一口猪杀了。当夜煮了一大锅，全家大小拚命吃，吃到后来，胀得小姑娘的肚子像窝瓜似的。肉吃多了，十分口渴，大家半夜里起来，一瓢一瓢地咕嘟咕嘟喝凉水。第二天，男女大小都闹肚子了，一天一宿，女的尽往屋角跑，男的都往后园奔。

　　他们一家子，从此也都变懒了。太阳一竿子高了，李振江还躺在炕上。他们不给马喂料，下晚也不起来添草。八匹肥马都瘦成骨架，一只小马驹没有奶吃，竟瘦死了。】

　　因此，关于土改究竟是破坏农业生产还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多数的问题。如果要是我们去寻找土改导致农业人口劳动积极性下降的个案，一定能够找出不少，如果要是寻找相反的案例，也一定能找出许多。但是，这并不等于历史是不可解读的。相反，这个问题实质上仅仅是一个受到冲击的地主及其腿子与在土改中受益的普通农民哪一个人数更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即使不用做专门的调查研究也是一目了然的，不过某些公知化的媒体与专家不愿意承认罢了。

　　还有，土改对于生产的一些消极影响立竿见影，积极影响则往往有一个滞后性。因为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不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土地改革激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落实到生产效果上，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土地改革破坏了地主主导的经济组织，也需要通过重建才能够有效的促进生产的发展。这一方面的问题津巴布韦表现的比较突出，因为其土改刚开始是一些老战士自发开展的，组织得不是太好，所以2003年完成土改之后，过了五六年经济才开始恢复。中国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是因为在土地改革之后很快便把重点放在了组织农业生产上。《暴风骤雨》最后一部分便是描写这方面的内容，像曾经长期被选入语文教材的《分马》，很多人误认为是土改当中分地主的马，其实这是土改末期，用抠出的地主原有的那些金银购买马匹，再分给农民发展生产的事。

　　当然，《暴风骤雨》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其中对于地主的描绘趋于单一化。在这部小说当中差不多所有的地主都是反对土改和中国革命的，然而在现实当中，作为个体的地主支持中国革命的也并不鲜见。相反，丁玲另一部描绘土改的著名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乡土气息远不如周立波的小说浓郁，但是却写出了农村当中阶级关系与宗法伦理关系的交叉，并且塑造出黑妮这样一个向往革命的地主家侄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在中国解放区文学参选斯大林文学奖时，只给了《暴风骤雨》三等奖，而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等奖。

　　不过总体上看，与西方媒体和某些公知化的学者作家只会简单地靠卖立场谴责土改不同，即使是比较突出阶级分析的红色经典《暴风骤雨》，也没有回避土改当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问题，并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当媒体上充斥着对于津巴布韦土改以及历史上中国进行的土改大肆攻击的言论时，我们也应该听听这种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