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钢事件的再回顾

 编者的话：通钢事件是改开时代带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它说明一旦工人看透了国企私有化的罪恶阴谋以后，阶级觉悟必然会有一个大的提升。事件可以看出：

　　（1）退休工人的维权代表在关键时候的号召力；

　　（2）退休工人是事件的主体，他们造成了声势；

　　（3）在岗工人的有力配合；

　　（4）厂区群众的积极参与；

　　（5）有正义感的领导干部的秘密支持。

这几方面的合力，不但一时形成了力阻私有化的巨大力量，还形成了焕发生产的惊人景象。当然，这种斗争不可能根本改变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也就不可能改变工人的根本命运。

但是，它会极大地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为未来的斗争积蓄力量和经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帮助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为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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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24日，吉林省通化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通钢事件”——通钢工人因反对公司完全被私营企业建龙集团控股在厂区罢工、游行，最终导致建龙公司派来的总经理陈国君的死亡……有些人将“通钢事件”归结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煽动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有些人将“通钢事件”归结于工人们“国有情结”的爆发。那么，“通钢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工人们又是如何组织、参与这一事件的？通钢公司的干部又在此次事件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要说明的问题。

 

建龙进入通钢

2004年10月，中共苏州原市委书记王珉调任吉林省省长，带来了他在苏州的国企改革“四到位一基本”的经验。吉林省的国企改制很快进入了一个疯狂期。当年年初，吉林省就确定116户省属国有企业为改革重点，而王珉进一步提出希望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业中降到20%以下。

2005年初，816户吉林地方国企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被要求在年内完成改制。通钢集团公司也根据要求，引入民营资本推进资本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了顺利实现民营钢企建龙集团对通钢的重组，通钢于2005年9月正式完成主辅分离。

工人们普遍质疑通钢重组前的资产评估。当时，建龙集团在北京找了一家资产评估公司。通钢的1、2、3号三座高炉虽然到了折旧年限，但在连续多年的大修保养下仍“完整如新”，而在资产清查中，这三座高炉的资产都是零。7个高炉当时只计算了第7号高炉。整个通钢集团240多亿的资产，刚开始估价为38.81亿元，建龙方面认为还是太高了，结果第二次评估就只有18亿。但是，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工人们却无权参与其中。

资产评估完成后，建龙就要求通钢开始减员，对不同的工人采取买断(按工龄一次性给钱)、参股改制、内退(或下岗)三种政策。30年以上工龄或年龄达到50岁的工人采取“一刀切”，全部要求内退，每月最低的只发了169元。符合条件的工人在公司的胁迫下必须写申请，劳资部门解释说“这没有办法，是建龙方面提出的要求，国资委都要按此办理”。当时全公司35000名员工仅留岗19606人，在职的也与改制前的企业全部解除劳动关系，并与改制后的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职工身份已不是原有意义的全民或国有企业职工，仅得到一点经济补偿。

2005年底通钢改制重组的时候，建龙集团拥有通钢36.19%的股份。2006年6月，建龙集团正式介入通钢的管理，派陈国君任通化钢铁副总经理，事实上“大权在握”。

建龙进入通钢后，首先进行了人员调整，即把原来通钢中“不合适”的人都给清理走。2006年6月6日，33个处级干部离岗，其中1/3是专业干部。这33个处级干部离岗时，每月只给他们发1700元的生活费。这些处级干部开始不断向上级反映建龙入股通钢的问题，同时也向普通工人说明相关的情况与政策法规。后来，新公司给他们的年薪提高到6万，才平息此事。

另外，通钢原来的党群关系科被合并到生产科，工会和纪委事实上被取消了。同时，新的“减员增效计划”仍在不断出台，许多年轻的工人继续下岗。出现的岗位缺口，公司则另外雇用临时工来解决。

减员增效实施后，在岗工人也未尝到最后的甜头。建龙来之前，通钢一个炉前工，月工资高的有拿上万的，一般也有个5000-6000元，连个水泵工也有3000-4000元。而建龙来后，通钢工人没有拿3000元的，大部分在1700元到1800元，最少的则只有1000元左右。而且工人领工资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公开，工人要求看财务报表和工资条时就被说成是“捣乱”。领导通常虚报冒领、层层克扣，使得工人真正拿到手的工资相当地少。

广大工人收入的直线下降，直接造成了二道江区市场的萧条。在2005年之前，通钢职工收入比较高，消费也高，二道江的物价比市区高30%。而建龙来后，这里的物价已经低于通化市区了。通钢附近的夜宵小摊，不到11点就匆匆收摊。而即使在白天，原来很热闹的七彩城也有许多餐饮店面已经关门。就连出租车司机也在抱怨，“通钢人有钱时爱上市里溜达，同样的东西也要上市里买。2006年入秋开始就不行了，待在家里不怎么愿意出门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的中层管理干部的年薪则成十倍几十倍地增加了。

2007年，陈国君引进台湾中钢的做法，对通钢施行三级管理制度(第一级为总经理、第二级为厂长、第三级为作业区区长或科长)，取消了车间主任和段长。这三级负责人实行年薪制。作业区区长之下还设有工段长和班长，但是他们与普通工人一样领月工资，没有年薪。因此，管理层收入大幅提高，如一个处级干部一年能拿到30万，相当于通钢普通职工年收入的10倍。

由于取消了原来的车间主任，员工与管理层的关系更是疏远。而且，通钢的经理办公室门外开始设置层层警卫，办公楼整得森严壁垒，普通职工去见领导都要事先预约。建龙来了以后，要求科长以上的干部都买轿车，不买轿车的就不发奖金。于是，干部们都乘轿车上下班，进一步与普通职工隔绝。自此，通钢的干群关系急转直下。

为了防止工人怠工，陈国君在采取新的管理模式后，又制订了很多项严格的规定，加强“劳动纪律”，动辄加以各种罚款。同时他对各级干部监督管理工人的力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夏季无论高温多少度，工人们都必须穿工作服，偶尔解开扣子，普通工人和管理他的上面几个级别的领导都要罚钱，对工人的直接罚款在100到200元之间，而对他的上级的罚款最终也要有一部分转移到普通工人的头上。而公司实行的这种新型管理制度，按工人的说法就是派人来监督工人干活，“管卡压罚”，就是过去资本家的那种管理方式。

广大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对工厂的精神归属感减弱，与资方矛盾加剧，于是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反抗行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年轻的在岗工人家庭经济负担沉重，害怕失去工作，而不得不暂时忍受改制带来的痛苦。对此不满而上访的就以退休工人为主，但他们还在公司上班的子女亲属就会得到公司要其下岗的威胁。这种连坐现象，让工人们更加愤慨，矛盾进一步积累。

2008年6月，因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钢铁业开始出现危机，通钢亏损严重。结果，建龙于2009年3月宣布撤出通钢。工人们为此鼓乐齐鸣，欢呼胜利。工人们的情绪高涨，生产积极性一度增强，使得通钢在2009年6月盈利4279万元，7月份盈利约1个亿。

但是在2009年7月22日，突然又有消息称，吉林省国资委与建龙集团达成新的协议，由建龙控股通钢集团。根据新方案：建龙集团以10亿元现金和其持有的通钢矿业公司股权向通钢集团增资控股，持股66%。

此次建龙增资扩股，行动迅速，各项手续可谓一路绿灯。工人们没有想到此事，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此事，“又不是买东西”。通钢人“积压了四年的愤怒”，长期以来积压的劳资矛盾瞬间又被激化。

另一方面，建龙再度入主通钢，也对通钢部分干部的利益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一次建龙丧心病狂，早就培训了一大批干部准备接替通钢的处级、科级干部，甚至连保安都要换血。对此，通钢的许多高层领导也显得无奈。

2009年7月22日，在长春的通钢集团总部由省国资委召集的通钢重组会议上，通钢集团董事长安凤成、集团副总经理鞠忠、胡品、孙玉斌等四人拒绝签字，并当场辞职。

 

 

 

通知与号召

7月22日，维权多年的退休工人吴敬堂，正在从长春上访回来的路上，突然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只说了一句“建龙二次赤手空拳杀回通钢”，电话立即就挂了。吴敬堂推测这是一位高层干部向他透露消息。他回到厂区后，立即就有其他工人来问：“胡汉三又杀回来了，该咋整？”

7月23日上午8点半，通钢的干部们在厂区的办公楼开会。有几位工人得知情况，就一起去问询。到了楼下，就有警察领他们过去，并用手势告诉了会议地址。原来在五楼会议室上，建龙控股通钢的发布会正在进行。等到会议结束，老工人吴敬堂就拿喇叭喊：“别散会，我有话说，我代表群众的意见说几句。”干部们不听，都慌慌张张地走了。然后有人就跟吴敬堂说，另一个会议室有国资委的干部在开会呢……

与此同时，省国资委正在三楼会议室主持建龙二次入股通钢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通钢退休、退养(内退)的原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及几个退休工人。当老干部走到公司大楼门前时，许多工人已经围在那里。一个老工人提醒退休干部们：“你们这些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注意，一定要坚持正义，千万不能让建龙控股(通钢)啊。”

与会领导在向大家介绍完情况后，让代表们发表看法。两名退休工人都表示了反对意见。原公司组织部长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王喜东回答到：“根据新的《公司法》，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新的《公司法》确实规定，股东权益变更需要召开的是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过后，属于国有企业的还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而通钢的员工在2005年国企改制时已经进行了身份置换，并且按照国家政策每个人都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这笔经济补偿金已经转入通钢的股权，职工仅有作为小股东的知情权。于是，建龙二次入股通钢一事，省委会议已经讨论决定了。……”

“决定的事，还让大家座谈什么”，许多参会人员感觉受到了愚弄，在外面听的老工人们更是愤慨不已。

为了对此进行最后的反击，几年来为工人维权的吴敬堂等工人代表就联合起来准备在第二天召集职工大会表示反对。在7月24日清晨，《急！急！！紧急通知！！！》就贴满了通钢二道江区的整条街。

 

　　急！急！！紧急通知！！！

通钢所有的退休、职工、干部、内退、在职职工和家属同志们，目前通钢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些同志知道了，有些同志还不知道，7月22日省决定建龙二次控股和通钢重组。我们深知第一次重组，私企和通钢重组，将国有资产已盗空，职工一批批下岗；这次重组，比上次还要严重，后果大家会很明白，这次重组立即就要有一批人面临下岗。

同志们，通钢是我们全通钢人的通钢，我们通钢人有能力有决心会建设发展好的，我们坚决反对建龙二次进入，为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这次大家再不勇敢地站出来，我们家园没有了，我们的饭碗也没有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自己选择吧！

愿为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力，就希望大家准时在24日早8点到厂办公楼前开大会。

7月23日

 

与此同时，工人中已经在广泛流传各种消息：“建龙培训200名管理层要来接管，上万人要被一刀切下岗”、“建龙要让45岁以上工人全部内退”、“建龙征用吉林市5000亩地，通钢将转移到吉林市”等等。

 

 

游行——“建龙滚出通钢”

2009年7月24日早上8点，就有七八千人聚集到厂门口，主要是老工人和家属。吴敬堂作了现场演讲。他甩掉了帽子，宣布自己可以不要这颗脑袋，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保卫工厂。下了夜班的工人也正好走到了厂门口，夺过老工人的横幅——“建龙侵害国有资产，从通钢滚出去！”直接返回了工厂。在厂区的地上，有人写着：“狼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此时的工人群众已经知道怎么办了。

游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厂外的群众闻讯赶来参加，里里外外有上万人。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显得数量不足。后来据公安部门的统计，现场一共有5万2千人次。

游行队伍进厂，整个游行过程一路绿灯。平时出入要刷卡的厂区一号门，警戒杆早早就被升起了，保安积极放行。游行队伍很受厂区里的在岗工人欢迎，队伍到哪里，哪里就罢工，然后一起加入队伍。

这样，厂内厂外全部停工，规模很大。游行的具体路线大致是：一号门、机械厂、轧钢厂、一炼钢、二炼钢、一号高炉、焦化厂、二号高炉、三号高炉、四号高炉、五号高炉、六号高炉、七号高炉。这次的游行、罢工秩序井然，工人们并不是把高炉简单地停了，而是修封，这样高炉还都可以用。

当天，工厂食堂还给大家准备了饭菜，并免费供应，还有大卡车拉来了无数箱的矿泉水。

 

陈国君被击毙

大约10点多，游行中的工人得知，建龙派来的总经理陈国君正在焦化厂的旧办公楼开会。陈国君当时是在焦化厂宣读对厂长的免职决定，焦化厂的四个厂长免掉了三个。稍早些时候，陈还在炼钢厂和负责人谈话，诬称“焦化厂和炼钢厂是通化钢铁职工最多、矛盾最激烈的两个部门”。

罢工井井有条，通化钢铁公司已经大部分停产了，愤怒的人群全部涌向焦化厂。陈国君刚见到工人来，就威胁说：“谁叫你们进来的，都出去，不出去明天就让你们都下岗”。工人急了，拿安全帽砸了过去，陈也拿烟灰缸回砸。

见势不妙的陈国君挣脱了出来，由保安掩护撤往焦化厂办公楼二楼材料科办公室，锁上办公室门之后，他藏在办公室的铁皮工具柜中，然后打电话搬救兵。仓促逃跑中，他丢了一只皮鞋。

工人们上楼后，逐屋寻找陈国君。有人拆下暖气片砸开了两道门，将陈国君拉出来示众。陈虽然已经吓得直哆嗦，当时却还嘴硬。在与职工僵持的过程中，他不知死活地做了一个“让工人全员下岗”的决定，并具体挑明“3年后我让这厂子姓陈，让你们回家”。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工人们，他被拉到一楼的走廊里痛打。

中午11点前后，政府调集了更多的警力，对现场探视，要求待伤者诊断出来后，再追究打人者的责任。焦化厂外面就来了消防车和云梯，警察准备越过楼下的人群直接上楼抢走陈国君。愤怒的工人们就把云梯掀了，把消防车也拦住了。现场目击者回忆说，老爷爷老奶奶在前面挡着，后面的年轻人拿着石头往上顶，硬是把一拨拨赶来的警察挡在焦化厂门外。双方陷入僵持。先后来的两辆救护车也被工人们堵在外面。

不久，中共通钢集团党委书记崔杰乘坐警车前来，向聚集在焦化厂的抗议人群宣告《通钢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合作的通知》。崔杰刚读完通告，抗议人群中纷纷向他投去了砖头瓦块和矿泉水瓶。他吓得马上坐车逃跑了。

下午5点10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来到焦化厂，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议。这份《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吉国资发直改[2009]105号)的大意是：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省国资委经与多方战略投资者商谈，曾确定由建龙集团重组通钢集团，并控股经营。方案公布以来，很多干部员工及离退休人员不理解、不赞成。经认真研究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希望通钢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接此通知后，从维护通钢稳定、维护通钢广大员工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努力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促进通钢集团发展。

通知还注明，“省国资委正式文件明天送达，请公司广大员工通知您的家属，尽快撤离现场，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下午6点，工厂一号大门上贴出了吉林省政府《吉林省政府关于终止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同意吉林省国资委提出的请示事项，终止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的增资扩股方案。

晚8点左右，国资委的正式文件——《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开始散发到厂区职工手中。这一通知立即在通钢电视台反复滚动播放，厂区现场也不断广播：“钢城广大员工和家属：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聚集的工人们不断散去，聚集的人群只剩几百人。此时，武警进入焦化厂办公楼，将陈国君抬走。通化市医院一位医护人员表示，当天晚上11点，陈国君被送至医院，不治身亡。

吉林新闻第一次播报“陈国君因心脏病复发而死”。二道江区开始出现震天的鞭炮声，一直持续到很晚。许多工人夜里两点多还是睡不着，“太高兴了，终于把建龙彻底打走了”。

 

 

 

事件之后

      2009年7月25日，厂区还有群众集会，有好几千人在工厂守着，直到26号上午集会的工人们才陆续撤出。“7•24”之后，传言说建龙集团要派五百杀手来通钢报复！据工人们观察，的确来了两辆大客车，约有一百人。于是厂区的各个门岗都备着镐把，通钢的干部们给工人讲要自卫反击，并宣布“若建龙敢冲厂，格杀勿论！”厂里领导特意叮嘱工人们，下班的时候不要穿工作服，不要谈论该事件。一时间，通钢内外的气氛很紧张。

取得胜利之后，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抗议事件结束不到两个小时，通钢的八个高炉全部燃起了火焰，各厂区开始全面恢复生产。2009年7月26日，通钢生铁产量达14916吨，型钢材2100吨，均创历史新高。7月之后，通钢继续保持了多月的盈利状态。

陈国君被击毙的那个小楼，在2010年7月24日前被扒了。快一周年的时候，工人们本来想搞庆祝活动，准备买烟花爆竹，还组织了秧歌队。后因有关部门的干预，庆祝活动被迫取消。

 

不同群体的要求和作用

从2009年7月23日贴的《紧急通知》来看，由于多年帮助工人维权的吴敬堂老工人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和此次事态的紧张，第二天一大早就来了七八千人。后来由于有众多在岗工人的参与，事态进一步发展了。这也正好说明了，只有退休工人自身的维权和斗争，力量还是不够的。

在岗工人的利益其实是和退休工人(包括内退工人)一致的，他们也支持老工人的维权，只是由于怕丢了手中的工作而一直不敢参加。但在这次事件中，他们也集体参加了行动，他们人数众多并有更大的行动力，使得事件的规模和层次迅速提高，最终迫使政府接连发文件中止了建龙控股通钢。

游行过程中，还有家属和其他群众参与。这是因为在二道江区只有通钢一个企业，这个区的生活消费完全取决于通钢职工的收入，所有人的生产、生活都与通钢有莫大的关系。一位卖菜的老奶奶也去支持通钢职工了，她说：“通钢效益不好，我的菜卖给谁？”

彻底打走建龙之后，在岗职工每月工资增加了两三百元，还发了奖金；因建龙的改革政策而下岗的部分职工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内退职工的退休金也有所增加。这是工人斗争的胜利成果。

不过，当地物价的飞涨使得工人们并没真正得到实惠。特别是粮食、副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涨价，给工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7•24”事件之后，通钢在生产管理上有所改善，不似建龙时期那么严苛。2010年7月，首钢控股公司正式重组通钢集团，并哄骗说通钢的人事、制度、工资、福利等三年不变。但大多数工人并不知道此次重组的具体细节和可能带来的重大变动——有管理层提到通钢需要成本倒逼机制，即规划750万吨钢的产能，通钢只需要8000名职工就够了，节余的5000人需要在产业链与市场中消化。与此同时，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在岗职工的工资又下降了，部分工人的工资甚至比建龙时期还低。政策的经常反复，导致人心不稳，影响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劳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冲突或许又在酝酿中。

从“7•24”事件发展过程来看，通钢的中高层管理者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给工人多次传送重要信息，在游行进行时默许在岗工人关停高炉并给群众提供物资支持，在事件后号召工人们自卫。因为对他们来说，建龙的增资扩股不但影响其原有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会造成他们的下岗。但由于不敢直接对抗上级的决定，他们只有借助工人的力量赶走建龙，才能继续在通钢掌握领导权。

实际上，的确只有这些中高层领导在这次事件之后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得以继续掌握对通钢的控制权。一些处级和科级干部则处于摇摆状态，因为利益受损，他们会向上级反映相关情况，而一旦得到公司的加薪或提职，他们马上就会保持沉默。

目前，一些维权多年的退休工人依然通过上访等形式保持斗争。在他们一直反映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还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之前，他们希望借“问责制”向上级部门要求追究相关管理者对通钢企业和工人的责任。通钢的退休工人与在岗工人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旦他们的目标指向再次汇合到一起，新一轮的斗争将会更大规模地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