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

朱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我到岳麓书院来和大家见面，做一个报告，我觉得是十分荣幸的事情。根据书院的要求，我要在这里讲的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我报告的内容一共有四点：第一点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第二点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路线，第三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制定的夏商周年表，最后一点，更多的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在21世纪的前景。

◈

首先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座的很多女士和先生们都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在九五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也是科技部直接抓的十几个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这个项目要做什么呢？这个项目的总目标是：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夏商周这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问题，通过这个研究来制定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它的性质就是这样。

我再详细地报告一下这个项目是怎么建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酝酿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那是1995年的秋季，当时，担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大家知道，宋健同志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自然科学家，他出面召集当时在北京的一些专家学者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在会上，宋健同志提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设想。 

到了1995年末，由两位当时的国务委员，一位是李铁映同志，一位是宋健同志。大家知道，李铁映同志当时在国务院是分管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考古文物工作的，宋健同志是分管自然科学技术工作的，因此他们两位的出面，就代表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由他们出面，在国务院召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有当时的国家科委就是今天的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七个部委级单位的领导同志，还有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量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一些学者专家参加了，在这个会上正式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由刚才说的七个部委的领导同志组成，以体现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至于这项工作的科学研究，即业务方面，由专家组来负责。然后，就聘请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四位首席科学家来正式筹备这个项目，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准备，在1996年的春天成立了有多种学科的21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由四位首席科学家组成这个专家组的核心，有一个专家组组长，三个副组长，我个人荣幸地担任了组长职务。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在1996年5月16日正式宣布启动，当时有报道。它是一个多学科多专题的研究项目，它的组织非常庞大。而根据科技部的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个专题，都要进行专家论证。就是说，你要制订的每一个计划方案，都要经过不参加具体工作的专家来讨论、论证：你的目标对不对，到底需要多少人力，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多少钱？只有经过了专家论证，才能进行操作。这样的运作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在5月16日正式宣布启动，17日下午就在北京大学现代物理中心召开了第一个专题讨论会，这个会议也还是非常隆重的。之后，连续举行了当时所建立的9个课题36个专题的论证会，一个一个做，一直到1996年10月底，论证工作才基本完成。这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一种程序呢？不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研究，经过论证之后，就把整个的计划方案都经过了一个科学讨论，经过讨论后所落实的，马上就会投入运作。因此，论证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准备和启动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到1996年的10月，研究工作可以说全面的展开了。可是告诉大家，在1996年12月底，政府就来催我们了，就要拿成果，我们当时确实是非常的紧张。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真正确切的统计，估计直接参加这个研究项目的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超过200人，经过五年多的努力，最后还是实现了它预期的目标，制订了夏商周年表。 

2000年9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验收。这个验收也是由一个人数相当多的多学科专家组来进行的。10月13日，我们作了正式汇报，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包括夏商周年表在内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简本。因为我们这个报告的内容量非常大，只能先出版一个简本，向社会做一个报告，同时把我们的成果，即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这个年表，大家在很多刊物和报纸上都已经看到了。至于报告的繁本，即正式的报告，估计大概在60万字以上，目前还没有正式成稿，估计到2001年底，初稿可以完成，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正式出版。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现在初步统计，大概有三十本书，包括考古发掘报告，各个课题的结题报告，实验室的报告，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将在最近几年之内正式出版。 

谈到这里，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会问，为什么要进行这么一个研究项目，这个研究项目究竟是干什么，究竟有怎么样的意义？我要把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的认识作一个报告。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所学的教科书里面，常常说四大文明古国，那就是古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还有中国。中国文明的历史不但是悠久的，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连续不断的，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可是中国古代的文明历史到底有多么久远，对这个问题，很长时期没有一个共同的意见。 

究竟古代的文明是怎样的？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它的文明需要一个时间上的尺度。任何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都需要一种量度，研究过去的历史，就需要给这个时代一个时间上的尺度，这种研究就是一种年代学。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过去我们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当然大家会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古书，有这么多的记载，我们关于古代历史年代的记载可以说多得不得了，也有很多的年表，那为什么还这么说呢？那是由于我们也和其他的外国古代文明一样，历史总是愈往上就愈模糊，愈往古前，所能遗留给我们的信息也就愈少。这好像空间一样，我们看见宇宙，我们现在在长沙，长沙看整个中国，中国看整个地球，地球再看整个太阳系，太阳系再看银河系，银河系再看外星系，你越看越远。现在我们说宇宙大爆炸，至少150亿年了吧，还有人说有200多亿年，那么最远也就能到这个边界吧，越远的地方所遗留给我们的信息就越少。 

在时间上看也是一样，越往古的时候，给我们的信息越少。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一年一年往上数，今年是2001年，去年是2000年，前年是1999年，这样一年一年的往上数，能够数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数到公元前的841年，这个得到世界公认的。为什么我们能够追溯到这一年呢？这是因为中国有正史，中国的正史第一部就是《史记》，司马迁《史记》年表的第一年，就是《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并不是春秋时代，而是西周晚年的共和元年，即周厉王被国人所逐，周、召二公共和执政。共和国，Public，这个字的翻译就是用的“共和时代”这个名词。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从此，每一年我们都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没有问题。公元前841年以前，就有争论了，从周厉王起就有争论，看法就不一致。大家会说，中国古代在公元前841年以前是不是有年表？有年表！而司马迁就看到过这个年表，因为司马迁自己就说了，当时他所看见“自黄帝以来，皆有谍记”。“谍记”就是用竹简写成的史书，司马迁看到了黄帝以来皆有谍记，是有年数可数的。 

可是问题是不统一，互相之间不一致，还有，司马迁说是“百家不雅顺之言，缙绅先生难言之”，对有些东西还有怀疑，不可相信，所以他以一种很严格的态度，没有把它们编到年表里面。当然很可惜，司马迁所看到的很多材料，后来人是看不到的。另外，关于年代的研究也不是从现代开始的，西汉晚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刘歆，刘歆在当时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见于《汉书·律历志》，而由他定的结果，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122年。 

我最近看到英国出版的一本年表，还有这个年数。刘歆不但是一个文史学家，也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月亮背后的一座火山。刘歆比我们在座的人更为不朽。 

从那以后，历代都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可是没有统一的成果，这是为什么？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可以理解，是很简单的，因为所有的学者，他们所根据的材料就是那些古书，他们不能比司马迁看得更多，只有更少。当然，极个别的如《汲冢竹书》《竹书纪年》司马迁可能没有看到，也许司马迁也看过类似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可是基本上就这些古书了。到了清代晚年，开始有学者根据青铜器的铭文来研究这个问题，甲骨文发现后，又有学者根据甲骨文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考古学发达，大家根据考古学结果研究这个问题。这样，就在古书之外有了新的材料和新的途径来研究这个中国古代年代学问题了。因此，很多学者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果，可是仍然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是什么原因？其实这个原因也很明白，因为我们知道，年代学的研究不是简单的由一个学科的研究甚至于一两个学科的研究所能够完成的，根本不可能，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一样，它需要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的合作研究。没有任何一个，即使是最有聪明才智的学者，他能够全面地掌握和使用所有这些学科，因此，凭个别专家的力量来做的研究总有些不能够满足之处，这也是必然的。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所依靠的就是科学界集体的力量，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利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得到比较好的成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研究项目的原因，也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研究路线是什么，怎么进行研究？这个研究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的多学科，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一种研究。我们怎么做的呢？其实主要的就是两条，就好像工厂里头的流水线，有两条流水线，最后都要出年代，出数字。怎么出数字？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对传世的所有有关的古代文献、古书要进行研究和材料的收集。把这些有关的材料，都收集起来，用电脑整理和储存，使所有人都能运用，然后从中选择对我们的研究直接有用的材料，对它们要进行一种文献学的研究，做一种审查。我们请出对这种文献最有研究的专家，比如说，《尚书》请研究《尚书》的专家，《逸周书》请研究《逸周书》的专家，每一种都请专家做一个报告，就好像我们检验一种药品一样要进行报告，把这个报告的结果留给我们，看能用不能用，这个材料可信到什么程度？提供研究，这是第一点。 
 

甲骨文

然后，还有一种文字材料，就是金文、甲骨文。对金文、甲骨文的材料，首先要从考古上进行分期的研究，然后请古文字学家进行考识，这个字应该怎么读，应该怎么解释，能不能提出新的看法？把古书和古文字的材料收集起来的目的，主要是要把其中关于天文历法的材料集中起来，交给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用现代的科学手段进行研究。不是用过去简单的推历，而是用的最新的天文学计算软件来进行研究。 

我们用的软件，可以向大家报告，主要是三种，每一种都算一次。两种是美国宇航局的，一种是我们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用我们中国做的软件和美国做的软件来演算，得到的效果基本相同。这证明我们的天文台所做的天体力学的推算软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结果，从天文学方面就会得出数字来，这是一条路线，涉及到了文献学、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天文学和历法推算，至少六个学科，其实还有其他的，就不列举了。 

还有条路线，就是没有字的考古遗址。首先我们对考古遗址和有关的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的考古学研究，然后作补充的发掘，从里面取得细的样品。因为现在的测量，不能简单地说给你一件东西、一个标本，你给我测就完了，那个不准确，达不到要求。我们要用的是系列的标本，每一个分期都要有标本，然后把它系列地贯穿起来，比如说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先生们就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从那儿取得很多标本，都是系列的。我们取了几个省的代表性遗址的标本，然后对这些标本进行测量研究。 

为了做好测量研究，我们投资了很多的经费改造了三个实验室，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常规碳14实验室，一个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常规碳14实验室，还有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AMS制腐剂加速器的碳14实验室。经过改造，使它们的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们通过与国际上最好的实验室，包括加拿大和美国的进行了较量，就是我们搜集标本，我们测得不够的结果他们也测，然后将结果相比较，证明我们确实达到了国际的标准。这又是一条路线，又得出来一批数字。把这些数字综合起来，包括古文献提供的数字，古文字学提供的数字，天文学提供的数字，考古测量提供的数字等等，把这些不同材料统一综合起来，再加以补充调整，最后形成一个年表，这就是我们的研究途径。 

◈

这个年表具体怎么制定的？因为时间限制，今天只给我45分钟，我还讲了五分钟的三国吴简，所以不可能详细来说了，我只能举个别的例子使大家能够听一听。第一例，就以西周来说吧，我们做了一个西周的历谱，这个历谱主要是根据青铜器铭文，加上有数的文献材料，再加上天文学的材料，这些材料就给整个的西周年表建立了七个支点。这七个支点，我也可以透露给大家，大家不要听我说我们是研究公元前841年以前，说实在话，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后的年表，我们也不那么信任它。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工作跟盖楼一样，底下只要一错，上头全错，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其实，我们是从春秋开始做的，特别是从春秋前期。我们先请人研究春秋时代的历法和文献记录，得出了一些结论，把这些结论再用到西周晚期，然后把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材料和西周晚期的年表彻底地对照。对照结果，可以说比较确定地证实司马迁的年表没有错，没有什么问题，这样我们才有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础。再往上那是我们的工作，不能怪司马迁，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七个支点包括了各个方面，特别是用了一些天文学的材料。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报纸上屡次报道了我们工程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核对了古本《竹书纪年》里面的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件事，就是西晋时，在河南省的一个墓葬出土了一本竹简的书，叫做《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散失了大半，可是留下了一句可靠的记载，就是说在周懿王元年有一天曾经出现过一个天象，当时被认为是很奇怪的事，所以就记录下来。就是在郑这个地方，当时周懿王住在郑，即现在陕西的华县，天亮了两次。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胡说八道，是妖异胡说！可是后来很多的天文学家、科学史专家就提出来了，说这是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它是在日出时候的一次日全食。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想象，假定我这个讲桌就是地平线，太阳在没有出地平线的时候，由于蒙气，就是大气层的关系，天已经开始亮了，所以太阳没有出来，还看不见太阳本身的时候，日食已经开始了。可是由于日食刚刚开始，不影响这个天光，所以你看天已经开始亮了。等到太阳已经出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应该是比较亮了，可是日食加甚，天反而变黑了。等到太阳再升上来的时候，升到比较高，比如说升到了5°、10°、15°、20°了，日食已经过去了，天又亮了。天亮两次，所以说“天再旦”。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用现代的天体力学的方法，同时考虑到地球自转的可能的变数，考虑到这个可能变化的情况，我们算一算当时可能不可能有一个日食，这个日食就在陕西中部关中地区表现为“日再旦”的现象，如果有的话是哪一年？那么这一点经过很多学者进行推算，最早是中国学者提出，后来韩国学者进行了比较好的推算，后来由在美国的华裔学者进行了推算，他们也用了美国宇航局的软件，算得比较好。当时他们提出来是两个，一个是公元前899年，一是公元前925年，这两个里面他们倾向于公元前899年。可是很少学者接受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理论的推算是一回事，人的感受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时的人没有望远镜，没有观测日食的一些现代科学设备，究竟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真是“天再旦”？这点需要验证，幸好就在我们工程进行期间，1997年3月9日，在中国境内发生了20世纪的最后一次日全食，这次日全食正好是我们验测的一个最好对象。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曾经转播了这次日食的全过程。当时他们观测是在黑龙江的漠河，这个地方是当时最好的一个观测地点，可不适合我们的研究，因为我们要它在天亮时日食，或者说日出时日食。正好有一个地点在新疆自治区的塔城地区，这实际还不是最好，最好的地区是在前苏联境内，有几个点，可是我们跟俄国的天文台联络后没有得到回响，他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他们不了解。 

在塔城，由我们的天文学家去进行了观测，得到了非常好的结果，这个结果已经在我们的科学杂志正式发表。这个结果，可以告诉大家，是非常令人恐怖的，这个日出之后天再黑的时候，不是普通的天黑，祥和得让你想到睡眠和一个好梦，那是一个噩梦，因为天变成了黑红的血色，非常可怕。我们可以想象周懿王的时候，可能就是由于这样的恐怖，所以记录了这件事情。我们得到正确推算，再用新的计算，我们认为周懿王元年最可能的就是公元前899年，日食的日期为公历的4月21日，而且这次日食是唯一的一次，公元前925年不实现。所以，只要我们相信这个材料，那就只能是周懿王元年或公元前899年。最使我们高兴的是，这个结果和研究青铜器金文的专家，包括像在座的张光裕教授的结论恰恰相合，所以使我们觉得这可能性是非常大。 
 

《汉谟拉比法典》

下面我再用一点时间向大家报告一个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武王伐纣。大家知道，每个国家古代的历史都有几个最标准、最重要的时间，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汉漠拉比法典》，汉漠拉比那一年，因为他后来的那个王有一个金星的记录，用金星记录可以推算。可是金星推算就跟我讲的日全食一样，也有几个不同结果，能差上一两百年，也有这个问题，也要选择。武王伐纣是中国的古代年代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支点，这一点一定要解决。可是，过去我们专门请北京师范大学对于全世界的不同学说进行了统计，那么到底有多少种说法？不管怎么研究，数字有多种，我们得出的结果有44种，它的跨度长达118年，差不多120年，可以说这一结果在研究上毫无意义。 

因此，我们还要从各种方面研究，首先要从考古方面研究，因为周人跟商人在文化上虽然有很密切的关系，但还是不一样。周人有一种文化，在考古学中我们叫做“先周文化”，prezhou，它和商文化及受商文化影响、接受商文化之后所形成的“早周文化”不相同。因此，我们就要在考古学上去找“先周文化”和“早周文化”的分界这一点，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在陕西已经找了几十年，我们在我们工程过程中找到了这个分界，也就是中周这个地方，严格意义上叫丰邑，“文王迁丰”的丰邑，找到了这个地层关系，这些地层很明确的可以测定是在哪一段时间里面先周文化变成了早周文化，陶器材料清清楚楚，一点儿问题没有。那么这个点的确定无疑和“文王迁丰”到“武王伐纣”有直接关系，因为要不是“文王迁丰”“武王伐纣”，它怎么可能受到这影响呢？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详细的测定，用多种材料进行不同的方法测定，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时间：一定在公元前1020～1050年间，不可能超过这个范围。这是经过反复验证多种材料来做的，在考古学上，在测量的技术上，都有明确证明。这样我们就把120年左右的时间压缩到了30年，实际上把比较早的一些说法都排除，都去掉。然后我们再在公元前1020～1050年进一步测定，当然那也可以讨论，不过很多人觉得很合理。把这些综合起来来定这个时间，我们就得出三个可能时间：一个是公元前1046年，一个是公元前1044年，一个是公元前1027年。这里面首先是1027和历日不太怎么相合，和天文的现象也不大合；1044虽然在各方面都较好，甚至有特别好的地方，可是它和后来的金文不合，和月象不合，配不上。所以，只有1046在各方面都能够相合，当然在某几个局部问题上它比不上1044，这个跟大家说清楚，可是1046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选择，所以现在我们把武王伐纣定在公元前1046年。也有很多学者，在中国，比如北京大学高明先生曾经主张定1046，在美国有个班大维教授，我们很尊敬他，他也得出1046。当然他们所用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可得出的数字和我们定的数字相合。在这个数字基础上，我们再和甲骨文的日月食推算，再和其他的天文学推算、其他的测算结果来推定是它。这个我只能是举例，非常抱歉，由于时间限制，我不能全面地来讲，这是第三个问题。 

◈

最后，我来谈谈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前景。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了五年，可是大家知道，相对于工作的困难来说，这个时间太短，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像刚才说过的，这是我们在20世纪的末叶所能做到的较好成果，也不敢说是最好成果。我们努力了，这是可以向大家报告的，可是努力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工程目前还有一些专题有待于补充和改善，比如我们做了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对于有字的甲骨进行碳14测定，今天的技术条件可以做到的。但这个工作太费时间了，太需要小心了，因为那么重要的文物，我们不敢随便动它，这工作到今天还没有最后结果。可是可以告诉大家，它的初步结果和年表基本符合。所以，我们把自己的成果叫做阶段性成果，尽管社会上给我们很高的评价，我们今年被评为“中国九五期间重大科技成就”的首列。可是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心得，我们所学习的还是不够的，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来向大家请教、学习，来互相交流和切磋，使我们的工作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精确化，得到更好的改进，这点我们一定要做。 

我觉得，夏商周断代工程最主要的一点，我个人认为还不是具体的结果，而是这个工作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使我们看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可能性。让那些看起来专业相隔非常远的专家们坐在一起，缺乏共同语言，而最主要的是没有共同信任，这当然不是一种对人格的不信任，而是对于学科的不信任，合作是很困难的，必须要经过很长时期的一个磨合整合的过程，互相建立信任，才能使我们得到一个共同的结果。当然，有些学者还有不同的意见，他尽管保留，这个没有关系。我看今后我们还非常可能按照这样的道路，在这个领域里面，或者比年代学更为宽广的领域里面，还有更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来共同参加，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现在正在计划，想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她的早期发展做更多的系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国家的更多支持，特别是要得到学术界包括各地的学术界、各方面单位的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事业再扩大，不仅仅是要产生一个年表，而是要对于中国文明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做一个普遍的考察，这个考察，我们想从夏商周这样往上延，先从中原开始，然后广及各个方面，做一些更多的切实的工作。总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抱着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把我们的视野在空间和时间上再拓展。在时间上，我们想更往前推一千年左右。再推一千年左右，就把中国文明起源的各种可能性都给考虑到了，再看一看究竟中国文明有怎么样的特色。我今天的报告一共有四十五分钟，现在超过了一分半钟，对不起大家，谢谢！

* 本文摘自《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整理：龚抗云  欧阳莉

编辑：刘颖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qr4LbVaJT__WXXPdVOM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