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元明：想念父亲

想念父亲

蒋元明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年了，我对父亲的思念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相反，伴随着对人生更深的感悟及对生命的更加珍惜，我对父亲的思念越发深重，我多么怀念他老人家……

　　2014年4月11日晚，我出差到达陕西省绥德，一住下来就觉得应当给大哥打个电话，询问94岁的父亲的病况。

　　一个多月前，我从北京回到故乡重庆北碚，当时父亲低烧躺在床上，我们以为吃点药，过两天就没事了。两天过去不见好转，只是喝水，不想吃东西，口齿不清。随后送医院，经过治疗，有起色。

　　父亲对我们说：“怕啥子嘛。”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他还要我多住几天。还说，三月二十九(农历)，你妈生日，拿一万块钱去下馆子。显得很大方的样子。我们连连答应，说您要早点好起来才能吃上生日酒。因为父亲住院了，看护工作主要由年逾七旬的大哥负责。两个弟弟都在上班，大弟是医生，父亲就住在他们医院，老人的治疗他责无旁贷;小弟负责送饭和替换大哥;妹妹在家照顾九十老母。我和大哥轮流在医院看护他，见有好转，3月10日我才回北京。

　　大家都预计父亲再住几天就会出院的，因他生命力很顽强。退休前身体不太好，退休后坐茶馆，身子骨却越来越硬朗，很少生病。90岁以后，不但脑子非常清晰，还能自己洗澡、洗衣，收拾自己的衣柜、床铺，只是眼睛几近失明，耳背，不然做饭、炒菜都没问题。母亲身体要差得多，生活不能自理。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弟兄们搞了个“家庭养老工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些年来主要由妹妹照顾他们。

　　父亲在阳台收衣服，脚绊上了什么东西，摔下去大腿就骨折了。我们哥俩从外地赶回去，轮流在医院照顾。经过手术，老爷子挺过来了。半年后，他已经可以扶着下地了。他高兴地说：“我快好了，要不了多久自己就能走。”连给他做手术的骨科主任也奇怪，这么大年纪躺了大半年居然没得并发症。

　　回京一个月，我不断得到父亲有好转的信息，说今天吃了一个鸡蛋，明天又吃米糕了。总之有出院的希望。

　　这天，我到了绥德，不知为什么，心中惴惴不安，还是想问问近况。电话那头大哥刚说一句：“情况不太好”。在旁边的大弟就接过电话，说父亲有心衰迹象。我决定马上回家，当时最快的票是后天中午两点从太原飞重庆。随后大弟发来信息说父亲“近二日心衰发作，呼吸急促，现进水也困难”。

　　我办完事情，匆匆赶回家中，大弟开车到机场接我，直接去医院。途中弟弟说，父亲这两天念叨：“给二哥打电话，我可能不行了……”也许是父亲冥冥中的召唤，我才得以及时回来。在五个子女中，我是唯一远离家乡的游子，长期与父母离多聚少，成了他们最大的牵挂。我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每年生日前都会收到爷爷寄来的“红包”。

　　走进病房，小弟陪护在床边。一个多月没进多少食的父亲，已处于昏睡状态。我拍拍他的肩膀，叫醒他。他睁开眼睛，张开嘴，吃力地卷着舌头问：“是元明回来啦?”我低头在他的耳边说：“我又回来看您了，您会好起来的。”他望着我，只是那么望着，他已经一点视力也没有了，完全凭感觉在注视着我。从监测仪器上看，脉搏、呼吸、血压等项指标还算正常，我心稍稍平静了些。

　　回到家里看看母親，老太太状况还可以，但她已然失智，除了吃饭、冷热外，对世间的一切已经茫然。这样也好，她不会因为父亲病重而痛苦了。我们都清楚，老人好起来的希望已经渺茫，但支持一段时间是可能的。大家商定，从明天起，兄弟们轮流值班，二十四小时守护，护工也不撤。

　　半夜里，我被对门大弟的手机响声惊醒，心突突地跳，感觉不好，连忙坐起来。这时，大弟推门急说：“老汉不行了。”时针指向2014年4月14日4时，在我回来的几个小时之后，父亲就这样平静地走了。

　　父亲生前多次说过自己的身世：他生于1920年农历七月初四，两三岁时死了娘，十几岁外出打工，挑过烂泥巴，抗战时经历了重庆大轰炸，结婚成家主要靠他舅舅帮衬。他工作努力，入了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后在重庆城、北碚、澄江等地工作过。他的退休证记载着他退休前的工资：月薪48元。我长长地叹出一口气。三四十元，养活了一家7口，要供5个子女上学，每一分钱都得省着。我清楚地记得，上高中时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学期学费、书费、一月生活费等共16元，一下就拿走他近半月的工资。可知他平时穿草鞋走路上班，在单位自己腌泡菜，他常说，改革开放好，养老金逐年增加，也许是心态好，人知足，才长寿。

　　在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那枚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时发的“入党纪念章”，还亮锃锃的。他眼睛和听力都很差，说不清自己有什么贡献获此殊荣。他高兴地说，是单位领导送到家里的“大奖章”……

　　原载《新天地》202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