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为什么读书？
演讲人 李北方 录音整理 宋敖
2013-03-28 来源:宋敖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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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武大。武大是全国非常有名的大学。我一般到一个新的地方或一座城市会到这个地方有名的大学转转，看看风景，看看妹子。武汉我来过几次了，但还没来过武大。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安排，后来想明白了原来是为了今天和大家见面。虽然我跟武大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和瓜葛，但是武大这两个字对我来讲意味着很特别的东西，它总能让我联想到历史，看看今天，思考一些社会问题。
武大，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是中国宋代山东清河县的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以卖炊饼为生。为什么提这个呢？这里面有一个情节值得我们思考。因为他这样一个普通人，他可以住得起临街的房子，还是二层小楼。如果不是临街的房子那根竹竿下去潘金莲也不会遇到西门大官人。而且他家里还有位全职的家庭主妇，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一个普通人靠卖炊饼可以养活一家人，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还不错，也能过的下去。那你想想今天，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不知道武汉有没有棒棒这样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意味什么？意味着劳动贬值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和我后面讲的也会有关系。
好了，我们正式回到武汉大学，不谈武大郎了。武大是个非常漂亮的学校，今天我来的时候花了一点时间去看看樱花，一个漂亮的校园对对同学们是一个福利，漂亮的校园适合搞对象啊。今天我看很多同学成双成对来的带着女朋友来听讲座，有没有带着别人的女朋友来听讲座的？我还想简单的说一下上大学期间搞对象和学习的关系。我是不建议，年轻的时候有这个精力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学习。
关于讲座我还想多说两句，我也念过书上过大学，我悟出来一个道理，讲座95%是不值得听的，你要碰到那5%呢是你的幸运。我尽量希望我能让大家有那5%的感觉。因为像我这个标准的宅男好几天不出门见不着太阳，所以讲的机会也比较少，加上天分不怎样口才不是特别好，同事还特地嘱咐我你说话慢一点。所以我尽量在内容上给大家提供些我认为新鲜的东西。我在微博上也说了，说大家应该来，我来谈谈电视台不让播的。这是事实，在现在这个大众传媒主流舆论的环境下这种声音基本上是被屏蔽的，在其他地方包括你们在课堂上，也是不容易听的到的。如果我讲的不好大家也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满。我在北大那时候表达不满好像是“吁”啊，我不知道武大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当然现在最时髦的是扔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鞋来，让我也享受下总理的待遇。
好了，前面的闲蛋扯太多了，我们进入正题。我今天要讲的是知识，为什么要读书，知识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话题。包括我自己，介绍我也写了说我以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为奋斗目标，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为什么要读书呢？为了学知识。为什么要学知识呢？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是我们常听到的话。但什么叫知识？我随便引了一个关于知识的概念：知识是对某人某事物的知悉或熟稔，包括事实、信息、描述、技能，通过经验或者教育而获得，可以指对某一课题的理论性或实践经验的理解。这个概念本身没什么意义。我们要谈的是知识的本质。我们从小学过很多名人名言，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听过，是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叫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话原文是个拉丁文，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这句话是在一个什么语境里，我也搞不清楚了。我们只讲英文的版本叫knowledge is power. 那把他翻译成知识就是力量对不对？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翻译的不对。Power当然有力量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包括培根的那个语境里，它主要指的是权力，知识就是权力。
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用一部电影做个例子，叫《武训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个电影，可能有一些人。这个电影很有名，1950年拍的，被毛泽东批判过，所以在中国的文化，近代史上面占据了一席之地。可能看过的未必多，因为这个电影太老了。它讲的是武训从小没书读，想念书，饱受不识字没读过书之苦。后来通过要饭什么的去办义学，给穷人的孩子有书念这样一个故事。我先引里面的几句话，一开始呢，武训他妈临死的时候给他讲，说念了书，才可以明白世上的事，念了书，才不会被人欺负，念了书，才会有好日子过。武训说他也要念书，然后他妈说穷的没有饭吃，怎么会念的起书？然后小武训若有所思的说，哦原来读书还是要钱的。后来他攒了点钱，就到学堂里面去报名，但被老师给撵出来了，说书是你们要饭的念的吗？卖苦力的人就该给念书的人管。后来他要做义学，要办成这件事的时候，当时里面的还有个角色张举人，反对这事，说穷人都念书了，我们还管得了他们吗？天下还会是我们的吗？这里面还有个情节就是青年武训做恶梦，有一个非常漫画式的描写，做恶梦啊受了很多苦，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支大大的毛笔，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说你们是睁眼的瞎子，你们这些不识字的人就应该下地狱，等等。其实这个场景情节的构建鲜明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读书掌握知识、对知识的把握，和社会等级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支配的权力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也就印证了我前面说的“知识就是权力”。
我们再谈谈什么是权力。权力有多重的理解。第一种，就是人支配人的能力，A支配B。比如你的领导告诉你做什么，或者在议会里面表决通过，这种直接的力量对比，这是最浅层的权力的含义。第二层面，就是在政治生活里面，有一位学者我忘了名字，他把政治的体系叫作“偏见的动员体系”（the mobilization of bias）。它决定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被提出来、被讨论，也就是议程设定的过程。有一些议题可以被关注到，有一些议题永远不会被关注到，一些人的声音会被听到，一些人的声音不会被听到。你说一个事在微博上发个牢骚，只有几十个粉丝没有人理，一个专家随便说一句屁话那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应。这种偏见不光贯穿在知识传播的过程里面，它也贯穿在知识生产的过程里面。所以，谁参与了这个过程，如何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再往前走一步（理解权力）。再往下走一步，前面这两层都预设了两种人间的冲突，一种是有权力的人，一种是没权力的人，最终分出一个胜负。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看权力的方法，就是最有效和最不为人察觉的方式，是控制人的意识，就是把冲突扼杀在萌芽状态中，通过知识来塑造人的头脑，通过教育、大众传媒、课堂上老师讲的话来塑造我们的头脑。这有点接近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讲的霸权（hegemony）的概念。抽象的讲，我们是谁？我是由什么被定义的被塑造的？其实是由我接受的知识、经历的事来塑造的。我们知道所谓狼孩的说法，一个小孩从小生活在狼群里，没有学会说话，没有学会任何属于人的情感交流。大家想，人之所以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硬件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软件。所以那些控制了教育的人就控制了我们的头脑。这些人组成的教育体系对我们意味着巨大的权力。
邹恒甫是曾在武大很著名的老师，他在哈佛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是我们80年代最早的一批。他说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那都要打架的。为什么呢？我要抢一年级学生的最基础的那门课，教这门课的学生。因为美国有民主党的经济学和共和党的经济学，谁占领了一年级学生一张白纸的头脑，谁基本上就掌握了他们的意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精英，未来会走向非常重要的岗位。影响他们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所以打架打的很厉害。那么西方社会对人意识的控制这套机制是非常成熟非常完备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废话一些被当成常识的话，说西方国家受教育的小孩，你提出一个问题来他提供许多答案让你选最优的，他们是开放性的我们是封闭性的，这个是错的，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西方民主社会里面傻子最多。因为它用充分的信息垃圾、精神鸦片、各种各样的娱乐，真的基本上把人的意识摧毁了。当然我不能说全部，但很大一部分人是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08年在LSE念书的时候，这故事挺好玩的。就是我们住的宿舍对门，住着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中年妇女，她来读博士，她担任我们整个宿舍楼的副楼长（sub-warden），她就帮着维护秩序。因为这个楼住的主要是本科生，西方人都喜欢闹，到点不关灯啊。这个中年妇女很不讨人喜欢，一天到晚好像每人都欠她五块钱一样。后来一天晚上就发生一个事，有人恶作剧弄了个安全套放在她的门把手上面恶心她，这个中年妇女就发飙了，就给所有八层的人发邮件，说要搞一个集会叫什么mental advisor，关于精神咨询的就讲什么叫性骚扰啊等等。我就很生气，这是不过脑子想的事情，你住在八楼，这个事情发生在八楼，干这个事情的人不一定来自八楼，也不定来自这个宿舍，让我们八层的人都去干嘛。就算在八楼，你把我们都当成精神病干什么？所以我就措辞非常严厉地给她回了一封邮件，说我拒绝参加这个荒唐的活动，你没有权利把我当精神病看。不是有个纪律处罚措施吗，有本事你就处罚我，我可以到学校上诉。当然后来我也没去，她也没把我怎么着，这事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那些小孩都乖乖地去了。我群发那个邮件他们也受到了，我也收到回复了，说你说的有道理，但还是乖乖地去了。他们对程序这个东西特别的顺从，你说他们自由，他们顺从的一面比他们争取自由反抗不公正的一面更加强烈，后来就这事我随便写了篇小博客，我说“民主社会产顺民，专制国家出反骨”。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你再去看看那边很多人在搞抗议，“Free in Tibet! Free in Tibet!”你去让他在地图上把Tibet西藏找出来，他找不着。为什么？因为赶时髦。就跟布拉德·皮特的老婆今天穿了什么衣服，他也要买一件一样，彭丽媛女士拎了个新的包，好多人也去买，这都是一个意思。他们哪懂得过去的西藏的农奴制度是多么的残忍。你就光看今天达赖喇嘛一张笑脸，过去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封建集团，对西藏的老百姓是多么的残忍，那都是杀人犯。按理说如果不是为了从政治层面从统战层面考虑，他们都应该枪毙的。这是一个题外话了。就是说人对人的意识的塑造，所有的议题在西方那样的社会里无论多么不公正，它不会产生特别的效果，因为它用很多的机制把冲突给扼杀在萌芽里。
以上这三种都是把权力理解成单向度的，第四种理解权力的方式，我们引用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观点，他认为权力的双向的，是互动的，是自我生产的。它存在于一切我们的话语（discourse）里面，我们的交流互动等等。我们不但是权力被动的接收方，也是权力主动的创造者。你创造权力不代表你争取自己的权力，你可能也主动巩固你被压迫的弱势的地位。所以，权力、话语这些东西，它规定了一种可能性，在你的思维里就有一定的界限了，什么是可以讲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讲不能做的。福柯有句话说，知识与权力相互渗透，没有一种权力关系可以脱离某一相关知识领域的构建而独立存在，也没有任何知识不同时预设和构建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权力无处不在。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我的师长，社会科学院的程巍老师，他有句很精彩的话，说自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被发现以后，一切的学问都成了政治学。
以上这些观点由浅入深，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在支撑权力。权力当然也包括如果我比你力气大，比你powerful，我就比你有权力。但最重要的，政治体系是由一种知识体系来支撑的。权力未必是知识，但知识一定是权力。这是权力非常重要的来源。我们再引用韦伯（Max Weber）关于权力的合法性的三个分类，克里斯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前两种通过个人魅力或家族继承等方式，已经在慢慢地消亡。前几天查韦斯同志去世了，这样的人物就少了一个，过两年如果卡斯特罗同志也去世了，这样的人物就又少了一个，以后越来越难出现这样的人物。现在的权力类型最重要的都变成了后一种就是法理型，这种权力类型是用一种学说来支撑的，最重要的表现在自由主义，或者现在我们讲的普世价值，等等。任何国家，不管真民主假民主，它都要打着自由民主法制的理念来自我标榜。顺便提一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没有纯粹的民主，没有真的民主这么一说。我再举个例子，刚才我说美国这种体制下培养了很多弱智，以至于他们有个弱智的总统，就是上一届的乔治·W·布什。他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几百人上街抗议反对，但是他当时撂下这么一句话，说哪怕世上只剩下劳拉和巴里支持我，我都不会撤军。劳拉是他老婆，巴里是他们家那条狗。你觉得这是可以想象的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说的话吗，这怎么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说的话呢，这可笑的要死啊。但问题是事实就是这样。你表达意见选他不选他，就是每四年那一瞬间那投票的一刻你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其实平时你就是个零嘛。
那么法理型的权力与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韩毓海老师有一个概括，说现代政治本身是一种文化政治，我念一句引语：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的合法性。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在于争夺文化的领导权。也即是说，这个社会谁说了算哪群人说了算，最终就靠他能不能占据对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掌控。统治阶级一定要占据领导权，他要控制教育体系，要塑造人的头脑人的意识。葛兰西当年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按照恩格斯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西方国家应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了，但为什么没有发生？他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以及靠强力统治还是靠共识统治两者的差别。他得出结论是这样的国家统治95%是靠认同，只有5%才是靠社会暴力。大而化之来讲，每一个主权国家，都会有自主的对历史的叙事逻辑，它把这个国家的今天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去阐释，我们的民族从哪里来，我们何时走到一起、怎么走到一起，我们的未来在哪里，都有这样一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必须思考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丧失了一部分的文化主权，也就是丧失了一部分国家主权，比如历史的虚无，包括学习英语的狂热等等。
反过来讲，从被压迫者的角度。被压迫者求解放，归根到底是文化上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意识的解放。如果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文化作为保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你有了新的政治新的经济，如果仍然是一个旧的文化占主导地位，人人还相信旧的东西，那么旧社会是一定要复辟的。黑格尔说过一句话，说奴隶造反有可能获得他主人的权力，但是在意识上仍然是他主人的奴隶。因为他推翻了旧的压迫者，他本人又会成为新的压迫者，就跟中国过去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他们推翻了旧王朝，又会照着他们所痛恨的那些人的方式新建一个王朝，再去压迫别人，最终又被别人推翻，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所以当年毛泽东在西柏坡进北京之前说我们不要做李自成。我想这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不要学李自成那么骄傲在军事上失利那么快就丧失政权，另外就是我们要从旧的思维方式中脱离出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社会需要新的文化，这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很清楚了，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和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有一个电视剧叫《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指导员，他里面有句台词，他教顺溜学文化的时候，说为什么要识字呢？毛主席说了，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确实是这样。刚才说到，如果一个新社会里面存在旧的文化，而且还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社会迟早要复辟，复辟到旧社会的形态。那么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什么叫复辟，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复辟了，已经重新变成了旧社会那种形态。在这个过程里面，文艺就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如果有人去过庐山，那里有个电影院，重复在播放一个电影叫《庐山恋》，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我是有政治敏感性的，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当年反动文化复辟的第一枪嘛。你倒退十年看看中国的舞台上都是些什么人在唱主角。但到了《庐山恋》里，那两个主角一个是共产党高官家的孩子一个是国民党高官家的孩子。也就是那个时候“高富帅”就已经抬头了，屌丝已经被挤出舞台的中心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刚才谈到武大郎劳动价值的问题。在漫长的中国革命里面，这个社会到底是谁在养活谁。这个问题早就谈论清楚了，劳工神圣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口号。这也是一个常识性的真理，土地是妈，劳动是爹，所有的财富，最终的源泉是这两点。一个是土地以及土地下面蕴藏的自然资源，一个是劳动，除此之外其他都是辅助的。但是现在，你听听我们的经济学家怎么说。有了企业家，财富才呼呼地冒出来了，好像企业家是上帝一样。包括我们过去常用的一些理论范畴，剥削、阶级、帝国主义，这些词在媒体上几乎被消除了。还是我的朋友程巍老师讲的一句话，说这个年头，剥削是无罪的，谈论剥削是有罪的。你要写一篇谈论剥削的文章在媒体上发出来，费劲的要死。好多年以前，发生了一个事，那时候孔庆东写了篇文章给某个媒体，里面就用到了“帝国主义”的概念，结果就被编辑给删了，不许这个概念出现。孔庆东就写了篇文章气的大骂，说这帮人是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