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工业化彻底改变一国经济社会面貌

　　工业化彻底改变一国经济社会面貌

　　——论工业化的巨大作用与伟大意义

　　著名韩裔英籍经济学家张夏准在《资本主义的真相》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印度新德里公交车司机拉姆所挣到的薪酬只是瑞典同行斯文的1/50? 

　　是技术熟练程度差异?还是工作效率有别?抑或劳动强度不同?都不是。张教授分析，实际上吉姆的驾驶技术有可能比斯文更熟练，效率更高，强度更大，因为印度的路况要比瑞典差很多， 吉姆要在炎热的气候下，驾驶着破旧公交车，在牛群、牛车、黄包车以及驮着三米高柳条箱的自行车之间避让穿梭。依照自由经济逻辑，拉姆应当比斯文获得更高的工资，而不是相反。张教 授给出的解释是，两国穷人和富人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结构性差异，由此导致穷国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富国。[①] 

　　笔者认为，拉姆和斯文的收入差异，应放到更宏大的经济背景下考察，即印度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而瑞典是一个工业化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结构都经由工业革命的反复锤炼。工业 化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不仅是量的增长，而且还有质的改善，生产效率在各行各业都有了显著提高。“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是否成功经历工业化，是拉姆和斯文 的收入差异，同时也是印度与瑞典国民收入差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工业化能够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强大的工业经济 

　　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们最初设想，美国建国的目标就是一个富足的农业国。亚当·斯密和萨伊也曾断言，美国“就像波兰一样”，注定是应当经营农业的[②]。的确，建国后三十 年的自由经济使美国经济实现了相当的富庶繁荣。然而，第二次英美战争爆发后，英军很快占领了华盛顿，第一夫人从窗户落荒而逃，总统办公楼被英军放火焚烧，烟熏火燎漆黑一片，事后 粉刷成白色，“白宫”由此得名。正是因为有了惨痛的血与火的教训，美国政治精英方才醒悟，农业商业可以使国家富庶繁荣，但是不能强大。在痛定思痛中，美国毅然决然选择了工业立国 的道路。 

　　近代以来，经济强国无不以工业立国，但是国家之间，成功的工业化也有结构性差异。历史上，英法美等工业化国家，都是从轻工业(集中于纺织业)着手，逐渐深入到重工业(以钢铁业为 代表)，以殖民地的资源与市场为依托，从开启到完成工业化，大致经历了两三代人时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反其道而行之，从重工业着手，主要凭 借自己的力量，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没有规模性失业与周期性危机这一资本主义顽疾下，完成了工业化，而且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检验，苏联的工业化是十分成功的。

　　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必须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轻重工业。其中，重工业是工业体系的核心、基础，重工业化是工业化的精华。缺乏完整重工业的国家，即便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如印 度与墨西哥，也不能称作工业化或现代化国家。如果以“用机器制造”来盖言工业化，那么重工业是用机器制造机器，轻工业则是用机器制造产品，轻工业是重工业的延伸，是释放重工业所 创造的生产能力的工具。一般认为，只要有重工业，就可以很好地建设轻工业而生产消费品。重工业发展状况，还直接关系到一国的军工生产与国防的强大。重工业的技术升级，可以带动整 个工业乃至产业体系、经济体系的全面升级。一国只有建成完整的重工业，才能有效地保卫自己的工业化成果。因此，没有经历重工化、拥有完整的重工业，就不能称作真正的工业化。 

　　工业化可以重新塑造整个国民经济 

　　工业化时代，广义上讲，一切都是工业制造出来的。无论是我们吃的粮食，我们用的商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宅，我们拥有的财富，我们对生活的信心，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甚至我们自 己，还有我们认为自己是的那个“人”，都是工业化的结果。[③] 

　　工业化深深地改变了农业及农业文明。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础，农业文明如何繁荣，本质上都改变不了“靠天吃饭”的命运。但是，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力 ，进而改变了人类文明形态。直接推动农业生产力显著增长的化肥、农药、地膜、农机等生产资料，以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大型、良好的水利设施，有利于农产品流转销售的仓储、运输等， 都是工业化的结果。在工业社会，水泵替代降雨，地膜、大棚、温室维持气温，化肥加速生长，农药抑制病虫害，…，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正是经由工业革命，世界人均粮食供应 量提高到工业革命前的4倍，亩产则提高十几倍。“只有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才会看到完善的农业机械和工具以及运用高度智力经营的农业。在制造业的影响下，农业发展成为一门技能工业、 一门技术和一门科学。”[④] 

　　工业化大大地提高了地租与土地售价。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土地价值的高低是测验国家繁荣程度的最可靠的标准，这方面的波动与恐慌，应当认为是能够降临到一个国家的、毁灭性最大 的灾害之一。”[⑤]工业化会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从而会增加如棉花、面粉等农产品的生产性需求;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人们的收入会不断增加，由此会增加或改善对农产品(如 牛奶)的消费性需求。两类需求的增加，会增加耕作方面的投资，单位土地生产效率提高，从而使地租、地产价值上升，利润增长。 

　　通过对大力发展制造业的英国与停滞于传统农业的波兰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后，李斯特认为，“地租的售价在工商业国家比农业国家为高，土地本身的售价情形也相类。具有同等的自然产出 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波兰的约十倍到二十倍。”[⑥]正是因为工业化的驱动，“现在，在农村文化土壤中，各个阶级都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劳动者可以把自己提升为农场主，而农场 主则可以成为土地的拥有者——地主;工业带来的资本和生产的运输工具，处处都为农业带来繁荣;农奴制、封建束缚、妨害勤劳和自由的法规都已消亡;地主从自己拥有的林场中获得的收 入，是他们以前用来打猎时的百倍。”[⑦]

 　　工业化改变原有的一切经济形态。工业化改变并塑造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机器制造”广泛代替“手工劳动”。随着科技进步的不断推进，尤其是数控技术的发展，“机器制造”无论是效率 还是精细化程度，都是“手工劳动”无法比拟的，而且生产与劳动分工细密，如大型客机涉及百万计零部件，在广泛的时空中展开(全球24小时不间断生产);工业化改变并塑造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衣食住行全面刷新且仍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成功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与社会，一般不会再有物资匮乏之忧，往往更多的则是购买力与消费力不足之虞;不断推进 与升级的工业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一大批劳动者从实体经济中游离出来，越来越多从事非生产性工作，甚至成为游手好闲之民。今天的中国广泛存在的“NEET啃老族”(未受正式 教育、没工作、无就业培训者，千万计)、日本广泛存在的“宅男”(千万计)、美国广泛存在的“懒汉”(无工作、吃社保者数千万)，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工业化最终改变了人与社会 

　　工业化不仅广泛地改变了国民经济，也深刻地改变人与社会。一个国家(或社会)是否经历过成功的工业化，有着质的差异。“在纯农业国家，人们普遍心灵麻木、肢体笨拙，顽固地坚持旧 观念、旧习俗、旧方法，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与此相反，在制造业和商业国家，处处充满着不断追求身心满足、不断赶超和不断追求自由的精神。”[⑧] 

　　工业化改变了人的体质。现代体育强国，几乎都是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因为竞技体育比拼的体质、体能，即发达的肌肉——主要来自食用大量蛋白质，只有能食用到足够多的肉奶的 国民，并由此支撑一个高比例的人口基数，才能成为一个体育大国强国，而肉奶等动物蛋白的长足供应显然是工业化的重要成果。中国就是一个鲜活的实例，近百年间，中国奥运奖牌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其比例与食用动物蛋白的增长基本相符。印度也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印度人口与中国人口越来越相当，但是印度获得的奥运奖牌只是中国的几十分之一，这与印度的饮食—— 洋葱、土豆——缺乏足够的蛋白质摄取密切相关。 

　　工业化提高了人的预期寿命。农业时代，大部分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早婚早育是人生苦短、尽快繁衍的直接后果。古代中国人16岁就可以结婚。不久前的美国，在新泽西州，法律规定 男性14岁女性12岁就可以结婚。若不早婚早育，即依照今天的结婚生育年龄开始生育，则孩子尚且幼小，就成了孤儿，社会岂不是混乱不堪?马王堆汉墓的女主人辛追夫人，经科学鉴定，活 了50多岁，绝对是长寿了，她的儿子19岁就当上了将军，给老寿星赢得了无比的尊贵与荣耀，死后给予厚葬，如此才能让今人由出土发掘而遥想昔日贵妇人的无比奢华。 

　　工业化改变了人的素质。工业化对劳动者提出了与工业生产相适应的各种制度规范，刷新了人们的时间、效率、分工合作等观念意识，如此诸多与传统格格不入的观念意识、制度规范逐渐成 了人们的习惯。李斯特用乡间地主生活的变化生动地描述这一变迁：“有些地主以前从农奴悲惨的劳动中获得了些微薄收入，勉强维持一种简陋的乡村生活，他们唯一的乐趣是养马、驯狗和 打猎，对这类娱乐的任何干扰就会令他们不满，被认为是对他们这些土地主人的尊严的冒犯;现在，地租(自由劳动的产品)的增加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度过他们一年中的一段时光。在城市 里，通过观看戏剧、欣赏音乐、接受艺术熏陶和读书看报，他们因此变得风度优雅;通过同艺术家和博学人士的交往，他们学会了推崇智慧和才能。他们从猎人变成了雅士。”[⑨] 

　　几千年来，人口的增长与食物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工业革命开启后，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食物的数学级数增长的矛盾——即所谓“马尔萨斯陷阱”——日益突出。然而，随着工业 化的广泛推进与深入发展，一方面粮食生产与供给的能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妇女受教育的比例、就业的比例迅速上升，生育被主动节制，人口增长得到了控制。在今天的西方国家，政府通 过各种方式鼓励生育，以解决人口停滞或负增长这一头疼问题。如此，一度被认为是真理的“马尔萨斯陷阱”不攻自破。 

　　一个国家，只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才能得到有效而切实的保障。一个国家，在经历成功的工业化之后，经济社会中会涌现一大批“法人”——企业组织。工业化使企业 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企业组织的复杂性不断提高，远远超出了本行业、本部门、本地区，如此对跨域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此在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好的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新要求。但是，工业化带来的人与社会的变迁并非都是积极的、向善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市场经济调节下，工业生产周期性过剩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劳资关系、大众与政府 关系的紧张，阶级矛盾始终存在，阶级斗争时有发生，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由此推动着社会不断改良，社会乃至国家治理不断向前迈进。 

　　工业化会成就强大的国防和完整的主权 

　　请记住李斯特的谆谆告诫：“制造业对国内贸易、对国家的文明和实力、对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维护以及对由此取得的物质财富的能力等方面都有影响。”[⑩] 

　　在工业革命开启之前，游牧民族一直以其强悍与野蛮不断骚扰、随意欺负农耕民族。工业革命后，农耕民族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组织动员能力显著增强，军事上呈现出压倒性优势，因为 火器等战争工具的杀敌效率百倍于冷兵器。如此，近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千百年来不断遭受游牧民族骚扰、欺负的心头大患。实际上，经历工业革命武装的军队，可以横扫任何一个前工业优 秀文明。拥有几十万军队、一度富甲天下的大清王朝，在区区几千英军占领镇江、截断大运河——大清王朝的经济动脉后，很快就投降了。 

　　现代战争一再揭示，工业化与军事力量成正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对波兰等东欧国家，英法等西欧国家，德国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化优势明显，因此德国的军事行动在欧洲大陆势如破竹 。但是，当希特勒被胜利冲昏头脑，狂妄地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向苏联大举进攻后，战无不胜的德军无奈地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重复昔日的辉煌战绩，且最终遭遇节节败退的下场 。主要原因是，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与纳粹相当，但是苏联工业化尤其是重工化优胜于德国。例如，从1928年“一五”计划实施后，苏联工业化迅猛推进，为促进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粮食 生产，苏联建立了一批大型拖拉机厂，培训了上百万个拖拉机手。卫国战争打响后，这些拖拉机厂迅速转产坦克，拖拉机手变成坦克手，这样形成了抗衡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强大的钢铁洪流( 苏制坦克比德制坦克更加坚固、火力更猛)，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为工业化重大意义提供了另一个注脚。1950年应朝鲜的请求，中国向朝鲜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由此开启。是年，美国钢铁产量8700万吨，中国只 有61万吨，人均下来，美国人接近半吨，可以造出半部吉普车;中国人只有7两，打一把菜刀都不够。毛泽东主席给志愿军鼓劲，“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中国凭借志愿军的方刚血 气、民族志气，在工业化苏联的支持下，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打了个平手。钢铁是工业化尤其是重工化的基础，正是在战争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制定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 战略选择。等到中国工业化有了初步成效，中美发生了新一轮较量——越南战争，美国花费了25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5万亿美元还多)，死亡5万人，受伤30万人，最后以失败撤军而告结 束。正是因为工业化，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 

　　没有强大的工业就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就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或有人认为，现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经济化、经济金融化时代，工业化强国的思维已经过时了，真的如此 吗?当今，全球经济化、经济金融化的核心是美元，然而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本身已经没有任何内在实际价值，而且美国多年寅吃卯粮，入不敷出，美元超发滥发已成为常态 ，美元所代表的美国资产或符号价值越来越稀少。但是，多年来，美元在世界依然炙手可热，甚或被当做“美金”对待，在一些国家甚至被当做比黄金还要贵重的储备加以膜拜。其重要原因 ，即是美元印钞机背后的美军舰队、飞机以及海军陆战队，仍然是当今世界最成功、最强大的工业化载体。而为世人所忽略的是，美元持续得到中国的坚定支持，即一个拥有庞大的日用品工 业生产体系但是生产指导部却设在美国的中国支持。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国防现代化，工业化是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因此，在“四个现代 化”中，工业化处于关键与核心地位。只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现代化才有保障，人的现代化、企业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工业化。一国经济社会文化，惟有经历工业化的洗礼， 才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可能。

　　[①]【英】张夏准著《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0页。 

　　[②]【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2页。 

　　[③] 任冲昊等著《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7页。 

　　[④]【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⑤]【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4页。 

　　[⑥]【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8页。 

　　[⑦]【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⑧]【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⑩]【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