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由戚本禹为毛主席读书摘报所想到的

     核心提要：我比较喜欢读书，可也因此养成了一个爱胡思乱想的不良习惯，就是读书的时候，老是会去想一些与书里写的相关或不相关的事。近日读《戚本禹回忆录》则更是如此。毛主席深受人民拥戴是有理由的，只要不是昧着良心，都不会质疑毛主席的伟大。即便像戚本禹，虽然在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而关进了秦城监狱，由闪亮的政治明星瞬间变为囚徒，他的辉煌与沦落都与毛主席息息相关，可他不仅没有怨恨毛主席，反而能实事求是地叙述他的所见所闻，在病床上艰难地评述他经历的那些岁月和历史事件。不能不说，戚老有着高尚的人格，而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毛主席的公正无私和无与伦比的伟大。

《戚本禹回忆录》连载：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管理图书

　　我比较喜欢读书，可也因此养成了一个爱胡思乱想的不良习惯，就是读书的时候，老是会去想一些与书里写的相关或不相关的事。近日读《戚本禹回忆录》则更是如此。

　　举个例子来说吧。

　　毛主席每天都要了解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动态，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即便毛主席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于是秘书室就安排专人对国际国内的各种信息进行筛选、摘录，将重要的报送给毛主席批阅。戚本禹进中南海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书、摘报。据戚本禹的回忆，当时和他一起做这项工作的有很多个人，大多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戚本禹不过是高中毕业生(进中南海之前被选送至中央团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可偏偏高中生戚本禹摘录的材料最受毛主席青睐，而那些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摘录的内容大多不受毛主席重视。原因是什么呢?《戚本禹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为毛主席搞报章摘要，我也开始琢磨，一开始，看到主席对我们的批复各不相同，我更开始琢磨，一琢磨就感觉到毛主席虽然也是大学问家，博古通今，还常常赋诗作词，但建国不久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让国家大定，他重视的东西一定都与全国大局有关，比如当时的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或者是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互助组、合作化;或者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比如我送的名人轶事、趣闻，那些趣闻、轶事是带着意见和思想的，不是光逗乐的。所以，主席都画了圈，有的还点点画画一大片。时间久了，我摸到的脉络更清晰了，送什么主席都看、都画圈就一点不奇怪了。而那些无关国家大定、无关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东西，或者官样文章，当然引不起毛主席的注意。现在我想，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都把肖邦的恋爱故事之类的东西(即高材生们常常选送给毛主席看的内容。顽石注)当做大事，或者像今天某些领导的秘书那样，心中只有领导，没有群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正是戚本禹将1950年淮河洪灾的消息报送给了毛主席。顽石注)，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建国之初短短几年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就更不可能发生了。

　　顽石读到这里，合上书本，思索了很久，也想了很多。

　　我觉得戚本禹的回忆应该真实可信。建国初期，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几十位秘书，后来最受毛主席器重的就是戚本禹。这应该与他正确地遴选、摘录报刊信息给毛主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无关系。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我们能了解到，主要领导对下情的掌握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秘书和下级提供的信息。这个不难理解，因为再勤勉的领导都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古代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毛主席如此，其他主要领导大抵也如此。如果就此展开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毫无疑问，给领导提供信息的人(包括秘书和其他下级)的情趣、思想和立场会左右领导获取信息的质量乃至真伪。《晏子治东阿》的故事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更有甚者，在秦末农民起义已经风起云涌，各路秦军土崩瓦解，刘项大军都要打进咸阳的时候，赵高和一众大臣还在奏报说不过是几股盗匪作乱，无碍天下和谐大局，昏庸的二世竟信以为真。历史因此留下一笑柄，可后人哀之而又鉴之的又有多少?袁世凯专看袁克定(袁世凯长子)为他编造的独一无二的《顺天时报》，误以为天下人都拥戴他早日登基，以致皇帝梦发，身败名裂，遗臭后世。试想，身边都是信奉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的人，做领导的还能“濯清涟而不妖”?这些年，许多社会问题像瘟疫一样不断蔓延，没有谁真正要去解决，与下情不能真正上达有无关系?

　　领导能不能了解下情固然与身边提供信息者的贤愚有关，但最根本的恐怕还在于领导有没有人民立场，是不是愿意去听取人民的呼声;有没有治国理政的智慧，能不能“亲贤臣，远小人”;有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听不听得进方方面面的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如果做领导的有正确的立场、有超人的智慧、有广阔的胸襟，就一定有办法获取可靠的信息，一定能了解到真实的民意。毛主席其实不只是从秘书室了解全国动态，他几乎每年都要抽出许多时间到全国各地调研，亲身走到人民群众中(不是干部假扮的)去听取老百姓的心声。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经常派自己的警卫回到各自的家乡做调查，让他们回到北京写出调查报告，然后一一批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可真正理解并愿意付诸实践的领导却并不多见。

　　毛主席深受人民拥戴是有理由的，只要不是昧着良心，都不会质疑毛主席的伟大。即便像戚本禹，虽然在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而关进了秦城监狱，由闪亮的政治明星瞬间变为囚徒，他的辉煌与沦落都与毛主席息息相关，可他不仅没有怨恨毛主席，反而能实事求是地叙述他的所见所闻，在病床上艰难地评述他经历的那些岁月和历史事件。不能不说，戚老有着高尚的人格，而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毛主席的公正无私和无与伦比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