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时代背景在变迁，安全哲学在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1]国家安全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背景不断变迁，国家安全实践不断演进，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给国家安全所下的定义本身就直接反映出国家安全已经从安全状态到安全能力的拓展。

    一、从主权安全到政权安全

    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领域内拥有的最高权力。根据这种权力，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而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地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处理国内国际事务。“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些都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2]主权独立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国家安全关乎核心与重大利益，主权利益是最优先的核心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冲击了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动摇了殖民主义体系，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成为时代潮流，广大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解放斗争而纷纷获得独立，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刚刚破壳而出的新独立国家，费劲千辛万苦方才挣脱几百年的殖民枷锁，所以对不受外在干涉而独立处理自己事务、对外交往的主权独立、主权不受侵犯，倍加珍视，主权安全鲜明地摆在第一位。然而，发展中国家所珍视的主权，集中于政治主权、领土主权，对于经济文化主权尚没有清晰地认知，不能正确认知当然也就谈不上恰当维护。

    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基本上停留或集中在政治与领土独立，当然他们似乎也最珍视政治与领土的独立，解决政治依附的问题。由于殖民主义的国际分工根深蒂固，过去长期形成的单一的、畸形的产业经济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所以还比较地甚至严重地依赖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实质就是国际殖民分工体系，继续充当原料产地或/与商品销售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继续与西方国家（昔日的宗主国）进行不等价交换，继续甚至更多地储备与使用西方货币，接受西方提供的咨询、保险等一系列金融服务。

    另外一些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苏联发展模式（亦说是美国-德国发展模式），通过一定的贸易与市场保护政策，扶植民族资本，发展民族产业，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取得了较为明显成效，拉美、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有了长足发展。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金融垄断资本在西方国家重新积聚力量，并率先在英美掀起一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革命，该套理论先后被包装成“弗里德曼金马甲”与“华盛顿共识”一组政策，通过扶植（极端的如智利那样的军事政变）或培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的经济与军事人才）代理人，输送到相关发展中国家，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此，私有化、自由化、小政府、大市场等新自由主义理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蔚然成风，甚至蔚为大观，新生的民族工业嫩芽很快被强大的跨国垄断资本所掐灭夭折，初步的经济独立很快被新的经济依附所替代。

    政治独立与经济依附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社会与政治的分裂，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独立自主与依附发展的对立，泾渭分明地存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经济依附，使得发展中国家始终直不起腰来，从经济、文化到政治、外交等，处处仰西方人鼻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天生缺陷（经济依附），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与控制。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尝试用“和平演变”而后“颜色革命”等方法，来变更苏东国家政权，此后变本加厉地用于他们所不喜欢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建立亲美亲西方政权，确立新殖民主义分工体系。如此，主权被国际法确认，也被国际认可尊重，但是政权被由境外势力渗透的境内反对派所颠覆，从而让所谓的主权独立名存实亡。因此，在当今的国家安全实践中，政权安全相较于主权安全更加凸显，主权安全要落实到政权安全，若是没有政权安全的有力支撑，国家主权便徒有虚名。

    政权安全与主权安全不是对立的与相互替代的。其实主权安全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主权决定着政权。主权是一国安全与发展的最坚硬外壳，主权被侵蚀被侵犯，其它权益便失去了得以保障的基础，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主权国家在对外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领土完整、人民福祉和民族尊严等系列核心与重大利益时，主权始终排在第一位。习总书记在各类讲话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必须坚决完成各项军事斗争任务。全军要深刻认识军队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地位不动摇，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3]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型政权安全困境，实际上本质上还是缘于主权被侵蚀。当今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经济学包括国际经济学，被西方主宰主导，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西方人的手中。西方主流学者（当然为本国垄断资本利益集团服务）所阐释的“国家主权”的内涵与外延，有意或无意地存在着严重缺陷，即将国家主权等同于政治主权、领土主权，而无视财政、金融等经济主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最终的政治独立。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南非等非洲国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因财政主权或金融主权被侵蚀而丧失自主发展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好的范例，中国的香港因为没有及时了解掌握“前车之辙”，只能是很遗憾地又成为“后车之鉴”。在处理香港主权回归时，国家注重并成功收回的是政治主权与领土主权，没有清晰认知财政主权与金融主权，导致经济主权旁落。因为没有得力的财政金融支撑，特区政府治理乏力，民生问题未能有效改善，诸多香港民众由此对国家认同产生了怀疑，“港独”势力由此而起。

    二、从生存安全到发展安全再到治理安全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其实只是揭示了一个生活常识，即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问题，在生存安全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或解决后，往往才会进步到发展安全。经济学原本立足于生产生活常识，深入系统地研究生产生活常识，如此才有迈入科学殿堂的可能。中国古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是此理。

    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国际格局出现大分化，世界历史出现大分野，西欧国家鞭先着，耀武扬威于国际，殖民剥削与掠夺于广大亚非拉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纷纷独立，然而贫穷与落后似乎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与生俱来的印记。独立建国后，缺少发展良方，致富无门，社会积累非常有限，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较低，吃饱穿暖、遮风避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4]等生存问题，一直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问题。多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一直比较恶劣，通常只能在西方列强激烈博弈的间隙中、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的狭缝中求生存，在知识产权盛行、环境约束增大、贸易保护抬头、国际金融动荡等诸多不利的国际环境中谋发展搞建设，在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稍有不慎，处突应变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使自身陷入麻烦甚至危机，经济增长迟缓或停滞，一些颇有生机的新兴经济体不幸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样的-丝一毫进步，通常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多的代价。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由辉煌转向苦难的历史。在无能的封建与买办统治下，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苦难深渊。中国的国土被列强肆意践踏，国民被列强肆意欺侮，国家财富被列强肆意掠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先后遭遇西方的全面封锁、帝国主义施加的各种战争威胁、中苏关系恶化、中印对峙冲突等多方挑战多种困境，新生政权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解决落后挨打、生产力低下挨饿、敌对反动势力破坏等一系列内外压力风险，生存问题始终摆在国家安全的首要位置。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才横生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理路线。公允地说，这些后来看起来不无极端、失之偏颇的发展理念，在特定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巩固了共和国政权基础，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的正常积累与发展，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取得了质的飞跃，早已不再是吴下阿蒙。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历经“站起来”、“富起来”的发展进程，正在迈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经济规模与经济实力由小到大、由大到强，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由低到中、由中到高，国家安全随之也经历了“相当危险”到“相对安全”的态势演变，避免了“被开出球籍”的危险，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我们既要高度关注和维护国家生存安全，又要高度关注和维护国家发展安全”。[5]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核心利益，直接涉及生存安全；军事安全、粮食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多个重要安全领域，直接或间接关乎着生存安全。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6]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7]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国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8]时至今日，中国依然面临着军事讹诈与战争威胁，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威胁；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政权仍然面临着被渗透被颠覆被破坏的威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面临着被侵蚀的威胁；亿万人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面临着境内外敌对势力与反华势力分裂的威胁；生存环境因为利用发展不当而面临着资源枯竭、大气水体污染、土地生产力衰减等一系列严重威胁；相当一部分国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到贫困、疾病、重大自然灾害等多种威胁；经济社会文化等可持续发展受到各种可知的与未知的威胁。

    过去、现在和将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除了维护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之外，更重要的是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将长期存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将长期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消除发展中国家的最显著印记，即贫穷与落后；只有发展，才能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发展，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的各种物质与文化需求——发展是解决一切疑难杂症包括各类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国家只有更好更充分发展，才能有更充足的物质基础、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去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为世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发展是最大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不安全。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30年，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挨打”问题，实现站起来，立起来；第二个社会主义建设30年，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挨饿”问题，实现富起来，大起来；第三个社会主义建设30年，我们将经历由大到强的发展过程，努力解决“挨骂”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基础上，实现强起来，壮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形象地描述中国国家安全经历几个阶段：“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9]

    实际上，不仅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在起劲地骂，连诸多缺乏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国内民众也在不停地骂，尤其是那些所谓党内“民主派”、体制外政治反对派以及自由化知识分子变着花样在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锅。因此，解决挨骂问题，不是一般的生存安全问题，也不是通常的发展安全问题，而应是一类新型的治理安全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集中应对的问题。在国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决好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是解决挨骂问题的关键。在国际，提高国际话语权，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塑造好中国形象，是解决挨骂问题的关键。

    三、从维护安全到塑造安全

    安全与发展是一对矛盾，一定时期与既定条件下，国家资源有限，过多地用于安全就会影响发展，安全与发展很多情形下难以得兼。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通常会将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安全工作一般总是要为发展工作让道，保持最低安全水平线，安全差不多就行。国家安全是一种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安全状态的弹性限度大，受主观判断的影响大，受安全保卫保护保障能力的制约大，因此安全思维往往集中体现为底线思维，防范、降低、化解已在的和潜在的风险，为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是国家安全工作的首要也是基本的出发点。

    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充分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才能不被欺凌，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而才有可能确立公正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反对霸权、维护和平、声张正义、保护弱小民族国家的合法权益。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曾经长期辉煌荣耀、近代却饱受欺凌屈辱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发展是推陈出新、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的不二选择，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在持续发展。维护安全，维护相对和平而且于我有利的安全环境，以便聚精会神搞建设、踏踏实实谋发展，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滞缓或打断。与发展所采取的积极进取态度不同的是，安全受底线思维的约束，通常更多地选择一种倾向保守的态度，采取守势，重在维护。

    维护安全，对内，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政治稳定，维护大局稳定，维护既得既有利益，维护好过去的发展成果。“有位老领导当年跟我说，我们执政的同志始终要把三件事放在心上：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10]对外，其一，维护世界和平。“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11]；其二，维护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其三，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当今世界，少数大国始终处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大国博弈实现相互制衡，保持战略平衡，决定着世界和平、安全、稳定。

    在维护安全上，可以极大化的安全政策就是积极防御。国家安全建设涉及方方面面，诸多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准则就是防止出现牛栏关猫，因此要扎紧篱笆，加大安全投入，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二战前，法国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沿法德边界修筑了数百公里长的马其诺防线，并夸耀该防线固若金汤可以完好地保护法国的安全，然而二战爆发后，德国军队取道法国与比利时边界的阿登高地，对法国实施迂回包抄，令铜墙铁壁形同虚设。再好的防御，解决了“一万”，通常总有“万一”。清政府曾经周密筹划国防，实施海禁不可谓不力，而且是“片帆不得下海”，但是终究无法规避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闭关不能自守，锁国无法自强。安全战略上，再好的防御都不可以替代适度而有效的进攻，进攻往往是最好的防御，积极防御中的“积极”就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跳出内线，转入外线。因此，在维护安全的同时要审时度势，兼顾塑造安全，塑造安全往往比维护安全更加有利有力。

    塑造安全要立足“国家利益至上”。维护既得既有利益，拓展潜在利益，前提是不损害他人他国正当合法利益，实现互利共赢。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安全保障（维护与塑造）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有时候，安全工作要做在利益拓展之前。但是，要清晰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边界，做到既积极作为又行有所止，否则会被无止境的利益追求所牵引，贪大求洋，贪得无厌，而过度消耗国力，“帝国基本上都是撑死的而不是饿死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塑造安全要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势力。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其主导作用的是丛林法则，因此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最终要靠实力说话。国家实力与势力主要缘于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科技发展，解决长期以来“技不如人”、“器不如人”（即科学技术与军民装备）的问题；塑造安全要积极抢抓机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中国肯定要对世界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一方面要把中国机遇转化为世界机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资助、援助与帮助；另一方面，对于频繁出现的地区与国际热点事务，如战乱、动荡、暴恐、灾害、疫情等，不能一味地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态，而应在尊重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的前提下，加强战略预置，推进建设性介入，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建设性介入，承担与中国大国身份相适应以及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

    塑造规则秩序。国家间竞争的制高点在于标准秩序的博弈。现行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美苏主导，主要几个战胜国参与而一起制定的。中国抗战十四年，牵制了日本侵略者的大部分兵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是战胜国，我们参与了雅尔塔体系制定，是其他重要国际机制的创始成员国，只是国内执政党出现了变更，所以我们也是“打江山坐江山”，而不存在所谓“搭便车”的问题，这一点一定要向世人讲清楚，提高国际话语权。但是，现行的国际规则秩序，虽然也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二战战胜国的利益，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更多地体现超级大国、以美国为首西方大国的利益。对中国而言，虽然仍有一些“剩余价值”，但是该秩序几十年不变，没有与时俱进地反映国际力量格局的变迁，因此改革现行国际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就是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有力尝试。

    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既在于积极维护，也在于努力塑造。塑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的关键在于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从而抓紧时机，进一步发展自己。“战略机遇期”不可以坐等，像“9·11”那样的事件，虽然不能说是“千年等一回”，也是旷世难见。像守株待兔那样消极坐等不行，需要积极主动，努力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条件就是机遇，创造条件就是塑造机遇。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赢得了几十年的发展机遇，这不仅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利用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而努力地发展自己紧密相关，而且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在周边地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战略决断紧密相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拼善打紧密相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开国奠基之战，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塑造安全的典型范例。提高国际话语权，解决“挨骂”问题，一个核心要义或关键环节就在于“塑造”。

    四、从一般安全到特殊安全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中国的国家安全定位首先是大国国家安全。俄罗斯联邦安全法（1992年3月5日通过，1992年12月25日修改补充）第一条规定：安全是个人、社会和国家根本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威胁的状态。俄安全法界定的根本利益是各种要求的总和及其满足可靠地保障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生存和进步发展的可能性。大国国家安全的鲜明特色表现在：独立自主，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广泛，安全战略纵深大，战术回旋余地多，维护国家安全手段多样。自古而今，世界大国在努力捍卫主权、巩固政权的同时，积极强化治权，确保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有且只有大国强国才能真正而鲜明地彰显自己的个性，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共性一般性的同时，彰显国家安全的个性特殊性。中国的国家安全既体现一般国家安全尤其是大国国家安全的共性，又突出中国的国家安全个性。

    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新兴大国通常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地区安全与国际安全，这些都是国家安全尤其是大国国家安全的共性一般性，每一个大国在战略谋划本国的国家安全时，都会遵循这些基本原则，只是根据本国的国情而选取不同的侧重点。

    但是，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有自己的个性特殊性。主要集中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在重视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传统安全与自身安全的同时，还要甚至更加重视内部安全、国民安全、非传统安全与共同安全，尤其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中国特色的大国国家安全为基本定位。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安全是共和国宪法与共产党党章的重要体现。人民安全高于-切。人民安全贯穿于国家安全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人民安全能否得到切实保障，直接关系党的长期执政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把人民福祉作为国家核心利益，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纳入国家安全领域，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因此鲜明地提出“平安中国”“健康中国”。不断提高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是检验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标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中国是被资本主义汪洋大海所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而且无休止地无限地上纲上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贯政治立场（即基本政治正确）。对社会主义的敌视，进而进行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变本加厉。因此，政治安全是党和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是不可动摇的底线。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维护政治安全，就是捍卫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与任何企图削弱、动摇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与行为作斗争。

    以中国特色大国安全为基本定位。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发展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我们天然地拥有勤劳勇敢、足智多谋、讲信修睦、和合共生等良好品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在扎实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中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一贯发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努力凭借自己的实力与能力，为国际社会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五、从局部安全到总体安全

    综观世界各国，国家安全似乎都面临“有限的安全能力与不断增加的安全需求”这样的主要矛盾。多方因素制约着国家安全能力的提高：一是资源总量有限，通常用于发展就不能用于安全。和平时期，发展是第一要务，更多的资源被用于发展，安全通常会受到更大的资源约束，由于安全资源投入不足，安全问题不断积累而日趋凸显，最终影响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刻意“放一放”；二是有限的资源被错配，用于并非是最紧迫、最危急的安全领域。例如，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国挟联合国军介入，美国国内舆论，对于朝鲜战争有一个有趣的评论，即“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即是一类严重的安全资源错配。1991年12月25日，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穹顶上的苏联国旗悄然降落，在强大的专政机器（军警宪特）近乎毫发无损的情形下，“敢跟美国争高下，不向霸权让寸分”的苏联轰然崩溃了；三是有限的资源用到了最需要防范的领域，即好钢用到了刀刃上，但是相关组织机构使用不当，应对无方或低效，导致安全能力不能满足安全需求。一段时期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的舆论战就遭遇了这种尴尬局面，相关部门有立场、有观点，但是缺乏与时俱进的有效手段，推出的东西（宣传的内容与方式），大众不愿听、不爱看、不接受，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制约着国家安全能力的提高还有认识不到位与方法不得当。矛盾论与系统论，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矛盾论对应的是重点安全或局部安全，系统论对应的是整体安全或总体安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性质由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以及相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应当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即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相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传统解决国家安全思维，主要集中为矛盾思维，因为资源有限（包括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所要应对的问题与挑战众多，因此集中有限资源用于解决当前最为紧迫、最为突出的问题，抑或对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挑战的问题。矛盾观点，矛盾思维，与应对重点安全领域的突出风险挑战相对应。

    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国防军事安全，传统安全，成为最突出的国家安全，核恐怖悬于头顶，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作为新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政权性质、国家属性与时代特征、国际环境，中国能够选择的其实很少，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民众勒紧腰带，成为一种战略与策略组合的必然。后人以变化了的时空条件，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去苛求、责备前人，不能说是实事求是，事后诸葛亮、马后炮的成分更多。

    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新一轮全球化大潮开启，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传统安全褪色，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涌现，而且往往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全球化中，经济自由化与社会信息化，最为显著，影响也最为深远。国家安全已经不是防守好几个重点领域，解决突出矛盾与问题就可以较好应对的，因为“黑天鹅效应”、“蝴蝶效应”、“木桶效应”（或“短板原理”）越来越突出。一个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各个板块平均高度，或大部分板块的高度，而是最短板块的高度。全世界都认同“天鹅是白色的”，然而当黑天鹅在澳大利亚被人们发现后，昔日形成的普遍而牢固的观念与所谓真理，一下子就崩溃了。美国气象学家认为，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偶尔振动一下翅膀，也许两周后就会在美国墨西哥湾引起一场龙卷风，这种“蝴蝶效应”揭示，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会对未来状态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

    “木桶效应”、“黑天鹅效应”、“蝴蝶效应”所揭示的问题都是一种系统性问题。系统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每个要素都有特定功能，它们组成的系统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整体功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要素组成系统，小系统构成大系统，简单系统构成复杂系统，低层次系统构成高级系统。经济自由化、社会信息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大众化，使得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系统性空前增加。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乃至解决问题时，矛盾论有时会捉襟见肘，因为你很难分清在一个发动机中是活塞重要还是螺丝钉重要，而类似发动机的事例，在社会实践中比比皆是，由此系统思维大放异彩。

    总体安全是一个新概念新范畴，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类新表述新透视。总体安全约略包含以下内在逻辑与主要原则：坚持底线思维，防止资源错配，出现安全短板；使国家处于总体安全状态，不能形成由经济社会政治等风险交织叠加而引发综合风险，不能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消极，最低目标）；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积极，最高目标）。

    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发展与安全有对立，也有同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要处理好各个安全领域、各项安全要素、各种安全资源、各类安全力量之间的关系，特定时空中，依照轻重缓急有序应对，不能顾此失彼。总体安全首先要算好经济账。从积极方面而言，本着“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获取更大的收益；就消极方面来说，本着“总体小于部分之和”的原则，支付更小成本。总而言之，即以有限的（最小的）安全投入获取充分的（最大的）安全收益。

    与此同时，安全工作又不能计较一时一域得失，要确立底线思维，不仅要算经济账，算小账，即成本投入与收益产出；而且还要算政治账，算大账，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必须考虑党的执政安全与社会主义制度安全；更要算战略账，算长远账，算总账，处理主要矛盾问题，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必须要有利于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实现。

    总体安全有系列特征：一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某一个领域（方面）的安全同其它领域（方面）的安全通常相互关联，牵一发往往而动全身，其中政治安全近乎成了所有安全的节点，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绝对的，全覆盖无死角。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责任是无限的，对中国人民而言，中国政府可以说是无限责任公司，因此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出现的矛盾与风险，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的，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或组织引导放大，都能而且很容易牵动政治安全神经。

    二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快速大量涌现，显著地改变着安全领域的生态，新情况新问题雨后春笋，新风险新挑战层出不穷，过去那种“几十年始终如一”或“以不变应万变”去应对某一矛盾问题的思路，远远地过时了，出现了“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尴尬局面。即使是传统领域，如军事斗争，也随着现代军事变革步伐不断加快而不时调整。

    三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减小。该定律揭示，一个与外界进行能量与信息交流的开放的体系才是有活力、有竞争力的体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国的大历史反复演绎一个清晰的结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但是，对外开放是个复杂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12]对外开放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开放，必须是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与正确的方向，应当是实行有序开放和对等开放。

    四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安全是相对的，相对于不同的时空标准，相关利益主体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当然也有主观感受，感受比过去或比近邻更加安全或更加不安全。安全既是一种客观状态，也是一种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保障能力的大小强弱当然也是相对的，或相对于他国，或相对于过去。绝对安全，是无止境的安全，是损人利己的安全，是西方霸权主义所追求的安全。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能以邻为壑，不能增加自己安全而损害近邻的安全，要立足基本国情保安全，避免不计成本不切实际地追求所谓绝对安全。

    五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维护国家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民众共同参与，凝聚社会共识，汇集磅礴力量，共筑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一贯秉持推己及人、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人类的共享发展，中国安全的最终目标是全世界的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