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如何力挺国企？

　　一种朴素的情感，一种传统的留恋，一种主义的向往，构成了我多年来一直力挺国企的思想基础，不知道为它写了多少文章，不知道为它提了多少建议。然而，形势已如东流水，倒转西流定难成。

　　两年前，还只有部分行业进入“混改”程序，现在，国防军工企业也开始进入“混改”程序，从此可以宣布，“混改”已经无禁区。

　　在决定要不要力挺国企之前，有几个问题事先要搞清清。

　　国企所有权已经发生了变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我们进行了天翻地覆的企业所有制改造，由公私合营到国有化改造完成，加起来就用了几年时间，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得到快速夯实，此后，用了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

　　再后来，情况又大变，经过几十年新改造，国企大批量破产，部分开始股份化，改到今天，私企开始混合到国企中进行“混改”，新的“公私合营”又回头，国企的所有制性质也随之发生了质变，“国有”变成了“国有控股”，这一变，“国”字虽还在，内涵就大不一样了，再往后走，“公私合营”最终走到底哪里是很清晰的，就只能等时间来验证了。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打破体制障碍。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只要影响到“混改”的体制都是障碍性体制，比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体制已经不是进步体制，而是障碍性体制，因而被圈定在“必须被打破”的框架之内。很多人都没有理解“打破体制机制障碍”这个提法的方向性引导，还活在文章里头。

　　国企所有权的变化，看起来是局部的，但反映的是国企性质的渐变，它是比突变更慢一点的回头路。新时期的“公私合营”具有私企孵化器作用，一旦混合式国企中孵出了更多的新生命，国企也许就到尾声了。这一过程可能就是新经济学家口中的“初级阶段补课论”。

　　国企的管理权已经局部易位。

　　企业，除了所有权之外便是管理权，所有权变性，管理权必定跟着变，过去，国企班子都是国企成员，现在，国企董事会就不一定都是国企的人。理论上讲，大家组合成一个领导班子，根本目的还是管理好企业，让企业产生效益，谁进来都一样。但是，事情恐怕还没有那么简单，把国企之外的资本掺合到国企，把国企外的人拉入到国企，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分享利润，或者说是分享未来。

　　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了这一模式?因为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时代“共识”——国企自己没办法管理好自己。到底是谁制造了这一“共识”，我不想多谈，大家从上世纪末追问起就很清楚，国企破产多了，“共识”自然就成立了。

　　有很多企业还挂个“中国”帽子，其实，它跟“国企”的身份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比如说“中国平安”，好大的一个中国企业，硬要说“中国平安”跟中国有关系，那就只有一个关系：赚中国人的钱。

　　还有许许多多的合资国企，表面看，比中国平安好一点，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象五大行，以前要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候，把外国资本吹上了天，结果，资本进来了，五大行有没有战略性质变呢?没有。除了给战略投资者丰厚的回报外，管理还是老一套——被推着走。

　　国企的阶级基础发生了质变。

　　以前，我们比较熟悉“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一历史说法，现在，当然不再提了，不只是私企不提，国企也早就不提了。工人，在国企，就是工人，不要说是领导阶级，连构成阶级的资格都没有了，工人在国企已经没有任何说话权。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开始迷恋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一日式成就，只强调管理职员的作用，完全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就其起源地而言，这种制度确实比较现代且比较高效。但是，把它放到中国，情况就彻底变质，企业底层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被埋没，企业中层的权利也比较虚化，企业的管理权实际上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类同于行政机关，国企的管理效率其实并不比过去高效，科技升级产生的效率提升与管理本身并无关联。

　　管理权易位带来了企业发展权的易位，工人阶级对企业的前途既无权利，又无责任，企业生死掌握在几个人手里，这就造成某些大型国企具有瞬间垮塌破产的风险，企业繁荣，利益在小圈子里转，企业破产，最倒霉的就是工人，有权的管理者反倒可以从破产中得利。

　　凡不尊重工人的企业，我个人都不会力挺。

　　国企的社会作用已经严重弱化。

　　企业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于人民的利税贡献，一是接纳人民的就业机会。前者，国企仍然担当了约占三成的责任，从总量看，是值得称道的，从比例看，是逐年下降的，国企的贡献率可能会继续走低。就业贡献就更小，大约只有不到一成的贡献，这个弱化趋势必将继续。

　　当国企在就业和公共贡献两方面都继续走下坡路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清晰地扭转措施出台，国企在国民心目中必将逐步虚化，尤其是混合所有制不断推进会加快这个虚化进程。

　　国企要做大到居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必须是运动式的改造，不如此，无生机。

　　国企已经演化成为服务机构。

　　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金密集型企业所需工人都较少，大多数工业企业仍然是以工人为职工主力军，也就是讲，具体做事的还得靠工人。由于工人阶级已经在企业沦为游离性职工，没有任何管理权和议事权，甚至在很多企业中连劳动权都是不牢固的，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可能，在新进企业的工人中，“临时工”和“合同工”占了很大比例，稍有变局，最先失业的就是工人队伍，这种态势与私人企业毫无区别，比较冷血。

　　更令人担忧的是，国企已经演变为“服务企业”，为少数领导服务，为特殊要求服务，为政策服务，为战略服务，为各类应急服务。本就负担沉重的国企，一旦碰到名目繁多的“服务”，再想为大众服务就很困难了。上面提到的那么多“服务”，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特殊服务。

　　如果某些企业被领导集体小圈子化，“国企”就很象是“家企”，小国企是小人物的家企，大国企是大人物的家企，用谁不用谁，就那么几个人说了算，让谁下岗就下岗，让谁去职就去职，管理企业如同管理自家菜园子。对国企的企业家，有一种新解是：企业就是他家的。

　　国企资产在泡沫化议价中不断被稀释冲淡。

　　我最早提出“议价财富”的概念，现在，也有个别专家开始在金融市场提“财富议价”这个说法，中国的新财富，一部分仍然靠实体产业去创造，另一部分则很大程度上依靠政策进行议价，资本市场越来越快地通过议价制造出新的大富豪，一个送货的，你近乎看不到他有什么有形资产，几千亿身价说有就有了，一个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国企，全国到处都是基点，居然连个入市的资格都被限制了，国企已经没有估值议价优势，越往后走，大的财富巨头越有机会吸取国企财富，混合得越充分，吸髓能力越明显。

　　不出二十年，国企资产将彻底沦为整个社会资产的配角，国企最终可能只有为局部人士服务的职责和能力，更大的作为就很难承担了。我认为按“央企”和“地方国企”两个层次全民性配股更有利于普通百姓，这比只允许大资本入股混改更好，这至少比温水煮青蛙要强得多。金融业的私有化和土地的变相私有化进程加快一定会让其它各行业趋同。

　　有很多声音强调“要做大做强国企，决不允许私有化”，口头决心看起来很大。然而，国企要真正被视为基石，那真不是现在这个作法能办得到的，在夹缝中生存的国企已经没有能力担当经济基石的重任。如果国企没有获得一条运动式重生之路，盲挺对多数人无益。

　　作为普通百姓，一定要懂得力与势的关系，我曾经写过“认力”与“认势”的文章，无力了，你再逆势，失败是无疑的。国企，过去从无，后来到有，或许又会到无，假以时日，它可能又再重生，并变得更强健，但那是很远的事了。

　　写于2017年6月3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