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揭穿联想式积累的最理想后果：从流氓资产阶级手里打救资本主义

　　虽然总是嘴上说不折腾，但是一帮子精致利己主义者，会折腾垮一切。目前司马南揭示的就是：流氓资产阶级眼看要把资本主义给彻底折腾垮了，迫切需要从流氓资产阶级手里，打救资本主义。本文从观察司马南揭穿联想式积累过程引发的舆情出发，检验一下中特流氓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运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际状况。

　　流氓资产阶级的概念及其拒绝社会责任的表现，与人们所熟悉的新时期“精致利己主义者”很相似——拒绝道德底线、职业伦理和专业素养的局限，纯粹以自利为唯一追求。在司马南追问联想式积累的过程中间，相当一批精致利己主义者起而为联想辩护，这个默契与配合，就能够说明相当一部分问题。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流氓资产阶级与精致利己主义者展开对照观察，理解中国的新阶级如何回归全球格局中间的结构位置，以及为此配套的自我塑造过程。

　　一、外围国家的流氓资产阶级阶级问题

　　流氓资产阶级(lumpen bourgeoisie)并非骂人的话，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概念，是上世纪六七年代依附论学派巨擘弗兰克，在考察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发展”状况时，提出来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把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对照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之后，得到的一个发现和落差：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承担最低限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责任，是一种流氓式的自我发展——除了少数的人先富先贵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追求，甚至还因此反对很多正当的发展目标和利益兼容。

　　美洲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其名著《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间，从经验和理论结合的视角，指出：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倾向于把稀缺的资源，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是造就了一个小小的上层阶级的高消费趣味，联系着中心国家的生产;另外一方面的重大后果是：把大多数人推到社会底层而无所事事，带来严重的矛盾与危机，而与危机紧密相关的镇压成本，也会居高不下。

　　由此看来，作为一种符合外围国家统治阶级先富先贵利益的资源配置顺序，模仿中心国家的高消费方向，具有相对于自主工业技术路径和满足大众低水平需要等两个目标的优先性。为此，喜欢“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方法，狠批“毛时代消费品技术落后与几十年一贯制”的冲动，并不属于中国的特殊，而是外围国家统治阶级利益与本能觉醒后的共同表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主流经济学的头部学者，为什么要力推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去为这一类发展战略选择辩护了，也从而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的辩护成果，还能够得到世界银行的奖掖了。

　　另外一位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指出，在埃及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没有反帝资产阶级，只有买办资产阶级，纳赛尔的左倾缺乏国内的阶级基础支撑，故他后来被萨达特政变所颠覆，恢复对欧美的全方位开放(实际上就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才算是符合埃及买办资产阶级的正轨了。阿明还深刻地指出过：想要走依附性发展道路而复兴中国的梦想，是蒋介石和孙中山的中国梦，今天依然没有实现的条件。2018年阿明去世了，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蓬佩奥，一直都在不倦地宣讲——为什么美国先生必须要打中国学生的道理，现在，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他的国务卿，又在接力讲述毛教员率先总结的那个“先生打学生”的道理。

　　弗兰克在其名著《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中间，对比了中心国家的规范资本主义与外围国家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之后，指出：流氓资产阶级虽然也援引西方的意识形态资源，去反对其政治对手，整合内外部的支持力量，但从不当真。在依附性发展战略的道路上，甚至连国内市场的供需平衡都是不需要的，因此，无底线地节约工资成本，一方面可以帮助内部的流氓资产阶级实现先富先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持低工资成本，以依附性的低姿态达成与中心国家分工协作，这样，流氓资产阶级就创新性地发现：对劳动者的超额剥削是绝对必需的，同时为了维护超额剥削的稳定性，对各种前资本主义制度残余乃至于野蛮镇压手段都“兼收并蓄”。

　　不唯后发的外围国家如此，即便是在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德国的容克地主和美国的奴隶主阶级，都与大英帝国的工业化资本家，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由此，强烈反对对本国幼稚工业进行保护。美国奴隶主阶级还为此发动过内战——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反对工业的北方对自己阶级利益的损害。

　　由此可见，不管是出于模仿高消费的产品战略，还是内在于买办性的依附性道路需要，抑或者链接先发地区先进产能以实现更优越的分工协作，后发地区的统治阶级都有着内在的冲动，无视本国的正当发展道路和长远利益，追随外部先发统治者的需要。而流氓资产阶级之所以被固化为一个稳定的努力方向，其原因并不复杂：少数人的先富先贵地位与本国多数劳动者的利害关系直接对立，与外部先发统治者的利益有更多一致，所以往往会本能地选择“对外投降与对内镇压”的两面政策，结果，拉美那些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起家的资产阶级，最后无不理性地选择残酷镇压内部反抗的“前资本主义政治形态”——这个无关爱好而是需要。为此，美洲国家不仅保留过种植园和各种人身依附关系，还曾经创造性地坚持过奴隶制，这些都不存在任何别的秘诀——仅仅为了维持低成本劳动力的稳定性，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定有序的生产秩序，去稳定地对接中心国家的高消费产业。

　　虽然对于外围国家的劳动者不够好，但对于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而言，外围国家的流氓资产阶级是不可或缺的“雷锋式人物”——他们输出低工资产品同时又积极主动地输入阶级矛盾，为此不惜包容各种有效的镇压手段与积累体制。这样一来，流氓资产阶级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中心国家统治者的口头欣赏和实际奖掖，如同著名的罗斯福总统所表达的那样——要从政治和军事上大力支持“我们的可爱暴君”，这些暴君在东亚地域的光辉名字有：蒋介石、朴正熙和吴庭艳等。

　　二、为流氓资产阶级辩护的意识形态“话术”剖析

　　有头脑清晰的右翼人士，相当明确地指出：既然要走资，那就必须要称霸成帝。若非如此，就会堕落为下三滥的流氓资产阶级了，对外输入阶级矛盾，同时对内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尖锐对立起来，最终走不出“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的下三滥路线。

　　目前中国的下三滥右翼和公知，则反过来宣讲一个这样的有趣“纯思想”创新：在依附性发展道路和流氓资产阶级主导下，还有可能建成规范资本主义制度宽容劳动人民的基本政治与阶级利益诉求，唯一的妨碍因素是过时的旧政体。

　　公知们的创新性努力相当有成效，如同西南财大的赵磊教授发现，在中国特色的资本社会中间，舆论潮流中间一个屡试不爽的策略是：经右出事、政左买单。每一次资本的超额剥削乃至于非法掠夺造成恶果之后，就出现一个舆论洪流，义正辞严地指责执政地位或者政体要为此负责。不管这些人的主观动机为何，其客观后果都是：鉴于政体问题还没有一次性的解决方案，那么经右造成的问题就不值得深入追究了，这就显著地降低了违法积累的司法成本和风险，在客观上有利于各种违法积累的努力的“可持续存在”。

　　政体批判的主流是右翼的，支持资本积累的一切措施，包括支持各种“犯罪式积累”路径，这一次在联想舆情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存在着左翼的政体批判方法，似乎，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还具有可行性，他们谋求一种最大化的批判力量起作用，似乎可以在无需群众的普遍觉悟和广泛的有组织努力前提下，由此实现低成本的社会主义复辟。

　　在两种政体批判中间，作为一种批判原料或者中介，往往假定或者直接宣称“政体革命”将会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为了这个可欲的最高目标，其他的路径——包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者内部批判——都不值得关注。这里面的欺骗性极大，中国作为一个外围国家，与非洲和南亚相比，之所以社会问题较少——或者说社会发展水平远超经济发展水平，其原因在于曾经的社会主义历史——毛时代除了人均货币收入相对落后之后，整个的社会发展水平(主要体现为教育水平与人均预期寿命指标(亦即健康水平))接近中等水平的国家。应该说，这个状况不在于中国的地理与人种特殊，而是历史与制度特殊的结果。这个社会超前发展的成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体现为廉价劳动力的巨大优势，在新时期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超前发展成果，支撑了近四十年的资本主义低成本扩张进程，但这个成就和内因是一次性的，此后再也不存在了，除非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复辟，此后也不再可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复制了。

　　在2008年改革三十周年之际，乌有之乡组织了一次民间学者的讨论会，社科院世经所的路爱国老师提交了一篇论文《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篇文章中间，路爱国老师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社会超前发展的历史早已经终结，其残留后果业已逐步耗散，此后也不可能复制;指望各种政体或者体制改革去解决社会问题繁多(典型的社会发展不足的体现)，是幼稚可笑的。这样来看的话，公知的政体批判逻辑，向人们许诺，只要是实现了美式政体，那么社会发展水平直接会提升到中心国家水平，这个许诺的欺骗性在于忽视了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不足，是内生性的问题，还是一个被流氓资产阶级充分放大的问题。换言之，借鉴路爱国老师的看法，中国的社会超前发展和问题较少，主要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而转入依附性发展道路之后，就会如同其他外围国家一样：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就使得整个问题被充分放大而非缩小了。

　　路爱国教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也愿意到民间舆论平台来说话，除了其亲近底层民众的立场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这部分愿意面对真问题的学者，相当充分地被封杀了体制内发言渠道。这当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在体制内讲述真问题的渠道，早已经接近于全部地消失了。

　　很显然，外围国家的流氓资产阶级及其阶级利益的狭隘性，会排斥国内大多数人，这样的现实会带来意识形态困境——无法吸纳多数人的支持，同时也就无法从逻辑上说服多数人。但意识形态经营还无法停顿，摆事实讲道理不管用，那就只能够频繁地援用“打棍子扣帽子”的手法，在联想舆情中间，我们看到的主流精英们的努力方向，就是如此。

　　而一些具有很大工资影响力的资本家，往往也会客串意识形态经营业务，其中马云的“负效率”意识形态经营，较具体典型性。

　　【马化腾与马云的对话内容，没有第一手资料佐证，这个对话内容显属网民“脑补”而成——基于自己的观察结果而完成的“脑补”，当然这与普通人中间的多数理解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是在无视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基础上，快速推进其资本积累过程的。】

　　马云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之一，对过度剥削有兴趣，这个不奇怪。奇怪的倒是：他竟然以直接践踏被剥夺着尊严的方式发言——诸如“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能够996是修来的福报”等，很显然，马云并非掌握着报应体系的玉皇大帝或阎王——他本人也处在报应体系之下而非之上，此种发言方式体现出一种强者可以无所顾忌的姿态，这当然会产生出意识形态经营的“负效率”。此种“负效率”意识形态经营状况，无非老子已经“人莫予毒”了，想要咋踩你就踩你，你还能够咋样?

　　这样的蠢猪式意识形态经营状况，不仅普遍存在，还被广泛沿袭，在这一次联想舆情中间又有大量表现，大量挺柳言论止步于：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家中国就再也没有了雇佣和就业，劳动者就要完蛋了;这一类的话术之所以广泛流行，体现的就是这种老子已经有了“人莫予毒”的底气——早已经不耐烦跟你们讲什么道理了，老子就这么说了，你们爱咋咋的吧。不过，沿袭资本家话语的强势姿态和无所顾忌，并不能增强说服力，更不能起到获得制造同意的意识形态经营效果，不过是延续了一种毫无说服力的“意识形态空转”状态，如果不是“负效率”的话。

　　毋庸置疑，说资本家养活了劳动者，就算是尽到了全部的社会责任，如此这般对生产力标准的创新化用，早已经成为一种“人民利益”代表性体现的解释方案了;就这样，中国的资本家只要雇佣员工数量不为零，他们就已经是尽到了全部义务，就只能够表扬而不能够批评了。这样的奇葩逻辑在意识形态经营场域长期盛行，倒是从反面揭示出一个困境：资本家还有个绝地反击的绝招，他们可以躺平不干，你们不就完蛋了吗?在这个奇葩逻辑的背后，是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成本，甩锅给“被剥削者”去承担——要是你们不闭嘴的话，资本家就要躺倒不干了，那样你们就完蛋了，所以，还是趁早闭嘴吧。此种意识形态辩护士的野望，可以命名为“成本甩锅大法”——鉴于老板们有躺倒不干的绝招，所以，现在得被剥削者“绝对必需”主动承担起制度维持成本了，要不然你们就要失业和完蛋了。

　　就业可能归零的意识形态话术，之所以经久不衰，显然是中特资本家群体及其搜罗到的辩护士群体，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维护成本的支付意愿，出现了严重问题，这才会出现“老板们预备不干了、撤走了”的威胁话术盛行。这个话术的潜在意图，是要把这部分制度维护成本甩锅给劳动者去承担，一般而言，都是在承担不起成本的时候，才会出现各种“成本甩锅大法”的，至少可以说明，现在意识形态辩护士们也发现这个活儿不好干，才直接转入潜意识的甩锅策略的。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资本家真的都拒绝剥削中国的劳动者了，那个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是全民族一起完蛋，还仅仅只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终结?至少，从这些已经陷入意识形态经营“负效率”的陷阱，也依然要说个不停的辩护士积极性看，资本主义对于相关人员的诱惑力还蛮大的，还值得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一切手段去维护。换言之，以前从未发生过资本家拒绝积累进程的事情，大概率以后也不会发生;若非如此，赫鲁晓夫指望的和平过渡，还有可能以匪夷所思的资本家总罢工方式来实现。

　　三、为什么胡锡进们格外需要“极左余孽”这根棍子

　　综合网络资料，联想的问题，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有：国资流失、非正当夺取员工股权、买办路线、不正当定价和市场优势地位滥用、逃避监管和纳税义务、高管过度得利等。以此而论，柳传志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地位?如果联想的犯罪式积累模式，属于私企中间的少数和例外，那么，他们那一伙就是违法乱纪的坏人;如果他们处在有代表性的平均水准上，甚或高于那个“新阶级”的平均水平，显然，那么他们就是流氓资产阶级。

　　前文已经提及，为流氓资产阶级辩护的逻辑困境，是难于克服的。要从事这样的工作，就需要创新性的努力，那么，这些年来胡锡进与张维迎们的充分表演，有什么意识形态经营方面的创新没有呢?还是有的，他们刻意地推荐一种错位的解释，他们首先假定：今日中国在没有暴力革命条件的现实之下，流氓资产阶级的堕落资本主义所遭遇到的批评意见，不仅主观上是试图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而且客观上还具有威胁堕落资本主的可能性。然后，在他们彻底否定了邓小平“改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定性之后，就直接把对资本主义堕落化表现的批评意见，视为反对改革开放本身，是极左和文革余孽又跳出来了。

　　很有趣的一点倒是，他们话术的底层逻辑，明显属于袭用赫鲁晓夫的故智——似乎资本主义时刻有可能在批评意见的压力之下“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似的，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处在危险中，需要他们出来以“打棍子扣帽子”(借助狠批极左和文革余孽)的积极努力，以改革之名去加以捍卫。

　　就这样，人们对于流氓资产阶级与犯罪式积累表现的批评，被胡锡进和张维迎们，直接界定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然后，进一步上纲上线为反对改革开放，这样，就从反面把批评意见界定为官府意志的对立面了。很显然，在主流学霸与媒体精英那里，对于流氓资产阶级的批评被视为批评资产阶级了，对于犯罪式积累的批评也被视为批评资本主义了，这种错位的挪移解释，显然在事实和逻辑上并不成立。

　　很显然，他们那一伙认定所有的争论，都只可能发生在“0与1之间”这个起点线上，所以，任何批评或者争论，都意味着要不要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意涵。但是，从司马南的批评及其方向看，人们批评的是资本积累脱离了依法合规的正轨，所以，这还不是要不要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把资本主义从堕落化现实之间加以规范和提升，使其实现从不及格到及格的进步，所以批评意见是发生在“59分与60分”之间的及格线上。

　　肯定会有些人，出于理解误差，接受只存在“0与1之间”的错位解读，这是蠢病;但肯定还有明知道争论不在这儿，但他们蓄意地要引导错位解读，那个就是坏了。胡锡进张维迎们到底是啥状况，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了，我们不需要代做结论。

　　除非胡锡进们自己也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外围国家，流氓资产阶级与犯罪式积累模式，乃是不可超越的唯一路径;如果是这样看问题的话，那么在逻辑层面上，对于流氓资产阶级的批判，才可以等价于批判资产阶级本身。

　　司马南作为一个非官方人士，没有任何依仗，之所以实际上获得了领导权乃至于在舆论场域“设置议程”的效果，显然是因为资本主义野蛮生长都四十年了，民众迫切期待需要以及格线来测验其制度的生产性含量。与司马南的质疑及其带来的影响相比，胡锡进们长期不提出真问题，虽然有着官方平台的系统发布优势，但早已经丧失了向民众提出真问题和相约去寻求真答案的意愿和能力了，就这样，他们自己选择从民众关注的真问题中间，全面退出了，这才有了一种水落石出的效果——是司马南在设置议程并引导舆论关注度。

　　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高级别生产者，显然，胡锡进们已经陷入了“蠢猪式内卷”经营状况，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以事实和逻辑去说服民众并“制造同意”了，只能够反复援用“打棍子扣帽子”的强硬手法，这个显然会破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经营效率。依据葛兰西对领导权起作用方式的经典分析，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追求，是要成为克罗齐那样的“世俗教皇”，而不是“文坛鹰犬”——那个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职能。

　　“打棍子扣帽子”作为主打策略，之所以还有可行性，其依据在于：胡锡进们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官府意志。财新系资本媒体，为了强化人们这一印象，不惜牺牲脸皮捏造高官讲话，试图以此强化打棍子扣帽子效果。应该说，财新系媒体人也还是要脸的，他们之所以如此操作，无非认为形格势禁，已经到了需要彻底牺牲脸皮的程度，说实在的，财新系媒体人太难了。

　　既然以打棍子为主打策略，那么，为强化棍子和帽子的打击效果，就需要进行系统而长期的附会官府意志的经营方略了。这部分意识形态的长期经营努力，或者歪掰，集中地体现为对邓小平思想的重塑或者挪用，在胡锡进们看来，邓小平及其开创的改开事业，与现存的流氓资产阶级与堕落资本主义的犯罪式积累是完美兼容的。对这样的歪掰式创新，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与《邓小平文选》呈现的内容，完全不符，网络热传文章《邓小平的“十个如果”》就很集中地否证了这一点。

　　如果放宽一点眼界，看看中国之外的胡锡进们乃至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同盟力量，他们是如何示范歪掰与挪用策略的，就更有趣了，其中最为中国民众熟悉的人物和言论，当属尼克松等人数十年的不懈著述了。

　　在那本著名的《1999：不战而胜》(长征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间，尼克松作为美国资深与老练的政客，以西方意识形态的自觉辩护士角度，选择性地呈现了一个他需要的邓小平形象：离开马克思主义教条，接纳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然后才带来人民的努力和经济活力;最为重要的是改革本身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将会从意识形态、经济体制乃至于政治体制方面彻底接纳美国人的价值观，美国将会由此不战而胜。似乎，尼克松采取的话术和整个套路，被胡锡进们完美抄袭过来了。

　　至于联想式积累及其各路支持者，所代表的状况，算不算是尼克松期待中的美帝对中国的“不战而胜”呢?这真是个有趣的话题，很值得继续观察下去。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他们的努力虽然造就了尼克松早就期待的现实，但却极大地得罪了中国大多数民众，他们那一伙业已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跟民众就真问题对话现在只剩下“打棍子扣帽子”这一招了，由此连带受损的还有美国价值观在中国的推销状况。

　　四、新时代的老问题：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毛教员曾经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在1970年代后期以降，受到精英教授们的普遍批评，认为这个论定太过于狭隘——相当于是完全无视了精英阶层;还有的人反问道：难道现实中间不是上层阶级的精英们更有力量和主导性吗?难道他们就站在一边吃瓜，坐看人民单独创造历史吗?

　　这个质疑，乍看起来有点道理。不过，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则是一个相对晚近的、超越了农业时代国家与民族相互隔绝状态的新近历史进程。具体到中国历史进程而言，梁启超所说的“世界之中国”，是1840年以后的近现代史。正是在这一段历史进程中间，中国本土的统治阶级主流与历史进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反方向的关系，他们长期逆着历史潮流而行，本能地充当反动派。换言之，除了人民革命力量之外，统治阶级从大清王朝、满汉权贵乃至于所谓的新文化派别(以西化为旗帜)，在这一段历史中间，如果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上，也真的不过是处于吃瓜围观状态。确实，在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时段，这一段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始终只有人民革命的力量，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所叙述的铁的事实。

　　毛教员当年说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三性”——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见了帝国主义就膝盖软了，跟封建主义割不断的诸多联系，连完成民主革命给资本主义制度开辟道路的活儿也干不了，还不爱干。最后，这个活儿只有泥腿子自己组织起来，去越俎代庖干了，为了干成这个“界外”的活儿，那就必须连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一并夺过来，这就只能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旧民主主义了。

　　今日，反对泥腿子干预民主革命领导权的“不折腾”话术，还算是有点依据：领导权不能随便夺，而且与这个领导权有关的民主革命那活儿，能够不干，最好也别干。

　　中国经过土共领导的人民革命进程，打破了晚晴的历史僵局，实现了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还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了社会发展远超经济实绩的高水平，这些在新时期成为对外开放的起点，得益于两种社会主义制度的残留影响——极低的生存成本和极高水平的劳动力，在西方资本主义新一轮“空间修复策略”中间，中国承接了大量低端制造业产能转移，成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并具有某种形态的“世界工厂”外观。

　　哲学家说人不能够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即便是给定胡锡进们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唯一选项的前提，那么，今日中国依然在新的基础和高度上，以稍微不同的条件和高度，再一次遭遇到近代史的基本课题：谁会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完成必需的民主革命任务去助推资本主义的规范发展，改出“犯罪式积累”的陷阱?

　　如过上升到领导权层面看问题，各种不折腾的话术，还是有点道理的：相当于泥腿子有点捞过界了，不管是否自觉，实际上已经进入领导权领域的“白虎堂”了，想要干涉精英们才能够染指的领导权了，难道这个不是统治阶级的业务范围吗?这是“不折腾”话术的吻合实际一面，同时，这帮子意识形态生产者的问题则在于：他们看不到领导权旁落是流氓资产阶级反对大多数人利益带来的恶果，即便他们这批辩护士使尽浑身解数，也依然无法逆转乾坤，换言之，这个领导权是被他们自己丢弃在路边，而且再也无法收拾起来了。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问题，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胡锡进和张维迎们的野望，有关领导权旁落的潜台词和指责，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依法合规的合法，并不等同于政治上正确。而他们作为意识形态辩护士的事业盲点则在于：他们虽然正确地看到了意识形态有旁落的危险，由于他们本身与流氓资产阶级与堕落资本主义同构，也就看不到这个结构对立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必然会导致各种他们掌握不住领导权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流氓资产阶级及其犯罪式积累方向，长期无法得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加持，其负面后果日益严重，各路积极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无不陷入内卷式困境，他们当然会对此啧有烦言——抱怨民众的批评意见威胁到他们垄断领导权了。如果只看事实的话，还真的有点像，你看，作为体制外的非权威人士司马南对联想式积累的批评，就已经起到了“设置议程”那样的作用，吸引了各方人士的关注和表态，这似乎对辩护士的想要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地位，产生了实质性威胁，贴切地感到夺取(或重建)领导权的潜流——“大折腾”已经出现在视野里了。但是，他们似乎永远不愿意反思这一点：为什么他们拥有各种权威头衔和平台垄断地位，还会被一个司马南冒头了呢?

　　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反面，是“精英阶层完全不行”，后一个结论是否成立，胡锡进、张维迎乃至于柳传志们，正在以自己的努力表现，帮助确证。不过，噩兆已经出现了，在他们垄断主流媒体与资本传播平台的时代，他们最积极的辩护士群体，都已经把握不住意识形态领导权了，惟其如此，才会把什么“成本甩锅大法”“棍子帽子大法”死抱住不放。

　　五、与胡锡进相反而相成：司马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左派?

　　胡锡进们把主流式歪掰发展为一种意识形态主打话术：把真实的及格线争论附会为起点线争论，然后，谁要是说坏话提批评意见，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就需要追究“反对党中央”的政治责任了。这样一种解释性的歪掰，外加文坛鹰犬策略，显属无法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之后的堕落形态——除了扣帽子之外就再也找不到辩护手段了。

　　相比较而言，联想拥有巨大的金钱和其他资源，但其能够动员的舆论力量，除了选择人身攻击和泼脏水这些“流氓文人套路”之外，再也没有了别的好选择了。换言之，流氓资产阶级及其犯罪式积累面对的舆论困境，是结构性的和长期的，体现的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方面无路可走的困境。

　　从胡锡进一类辩护士无法对流氓资产阶级完成合理辩护的困境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经过一个革命的循环之后，今日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依然难于兼容大多数人利益和国家发展目标，其后果所及，当然就无法确立配套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了，而公知与主流的歪掰话术，并不足以填补其内在的结构性缺陷。

　　正是在胡锡进们的困境反面，我们看到了司马南的努力及其潜在内涵：在中国要发展依法合规的资本主义，此种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内在历史任务，最后只会出现在关注人民利益的左派视野里，而且，愿意为此目标实现付出努力的人群中间——没有流氓资产阶级及其帮闲文人(意识形态工作人员)——的主动参与，而只剩下民间的声音和民众的意愿在表达。换言之，我们今天遭遇到的问题，依然是毛教员在民主革命时期做出的那个诊断，只有人民力量，才会主动担负为资本主义开路的历史性任务。

　　当然，也有一些纯左派认为，有关资产阶级发展规范资本主义的问题，只应该由资本家阶级去操心，不应该由左派或者人民力量去承担，在这个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是不承认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依附性本性，也不承认民主革命领导权，也只能够由人民力量去接管和背负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所以，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司马南的努力，最后会结束流氓资产阶级的犯罪式积累路径，走上资本主义依法合规发展的“健康轨道”，如此而已。

　　由此看来，司马南的左派立场是真的，如果没有这个真实的基础，他肯定也会如同胡锡进们一样，陷入真正的“左眼闭”(完全不关注人民利益)和“右眼瞎”(完全无视资本积累的堕落状况)状态，看不清乃至于否认真问题所在，从而也就没有能力提出真问题并实际上“设置议程”了。同时，司马南肯定不是革命家，也没有看见他组织群众预备干革命的任何征兆(若非如此警察早就上门了)，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搞成任何性质与程度的社会主义复辟了，所批评的仅仅是流氓资产阶级及其堕落资本主义的非法表现罢了，这也绝对真实。

　　司马南提出的问题，以及相关话题得到民众的重视和持续关注，都不过是在外围资产阶级实际丧失主要的进步性从而也丧失领导权的情况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担负起促成新民主主义领导权重塑的功能性努力罢了。换言之，中国自1840年以降，认真关注给进步资本主义开辟发展道路的力量，始终只有以人民立场和人民力量为依托的方面。而统治阶级就其本能而言，在相关事务处理和进步道路上，一直是处在消极或者反动的位置上起反作用的，至今如此。司马南对于联想式积累的批评，相关各方的深度参与的表现，都在共同检验着这个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结论：只有人民力量才会致力于推动历史进步，哪怕是为发展资本主义预备政治条件的民主革命任务，最终也只能够由人民力量担负起来。

　　而且，人民力量推动历史进步的每一步目标，往往还必须要克服统治阶级主流以其反动惯性而施加的阻力，才能够顺利实现，目前司马南对于联想式积累模式的批评以及由此揭示出来的状况，依然是在重复近代史的旧例——人民力量是逆着精英反动派主流的阻力而发生作用的。

　　很显然，批评流氓资产阶级对于犯罪式积累的偏好，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真要从他们手里拯救资本主义恢复其规范发展路径——从而真正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还有漫长的流程要走。以自由派自居而充当流氓资产阶级的喉舌文人，那群人依然跟他们的先辈一样是在倒退的道路用劲，所以完成这一切的进步，都还只能够期待人民力量的充分集结。而由于各种干扰的实际存在，在相关认识上还有很长的弯路没有走完，整个社会中间对于流氓资产阶级的支持力量还很强大，因此，期待在短时期就收到大的效果，给整个的流氓资产阶级套上笼头，目前还不太可能。惟其如此，司马南顶着巨大压力而发出的声音，率先对肆虐中国几十年的流氓资产阶级说不，尤为难能可贵，走出了推进进步事业的坚实一步。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