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析（三）
时间：2022-04-28 13:56:01 来源：网络 作者：曹子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析（三）
——“颠覆性的错误”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曹子文 2022年4月19日
本文提纲：
四、最重要的是应弄清楚“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的含义
五、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颠覆性”的阶级斗争。
（一）毛主席最大的历史功勋就是能预见和防范资本主义道路的颠覆性。
（二）邓小平的私有化改开路线“在根本问题上”公开地“颠覆”着着毛主席的公有制路线的。
（一）共产党应该承认改开的路线错误是造成“颠覆性错误”的根源
（三）应该承认和反思改开以来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以工农劳动大众为主体执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人民性了。
（四）为了防止“颠覆性错误”，应该复兴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了。
结论——
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这一理论是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颠覆性的错误”的“根本问题”（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一、“颠覆性错误”的提出
在进入2022年以来，网络上议论起“颠覆性错误”的话题。
“颠覆性错误”的最早说法是在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中说过的一句关于中国如何对待亚太地区国家合作的信心和措施等问题。其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卷P348）。2014年2月13日中国新闻网披露说：《文汇报》13日刊载《不犯颠覆性错误 敢于担当啃硬骨头》一文是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准备在改革的问题上打一场硬仗，无论怎么改革，都必须确保有序进行，中国不仅“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要让其他国家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共同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世界梦， 这就是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与文明担当。
总之，习总书记曾经在2013和2014两次说过中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主要是针对在国际交往中，中国要采用谨慎方略的。当然了，“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更应该适应于对国内的改革路线和方针政策针对性，所以也就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指导性。
二、“颠覆性错误”的词语概念
首先须从词语概念上作分析。综合《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诠说，“颠覆”概念，就是颠倒、倒翻、傾败。引申到社会学上是指采用一定的手段打入内部推翻敌对方，使其灭亡，叫颠覆活动。或因自己失策、失误造成了惨重损失，叫颠覆性错误。那么，颠覆性就是造成毁灭性或惨重损失性。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就是警惕有人采用某种手段，给我们造成灭亡性或毁灭性的结果，或我们自己因失策、失误造成惨重损失性的错误。
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说，所谓“错误”，是相对于“正确”而言。有“颠覆性错误”就必然有颠覆性正确。没有正确何来错误？
深究社会关系，细判人类历史，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人类的历史就是在“颠覆”运动中发展的。这里所谓“颠覆”就是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如果从政治角度说，“颠覆性”就是阶级斗争性，也就是一个阶级“颠覆”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或者说是一个被压迫阶级在推翻或灭亡另一个压迫阶级的斗争性。
从习总书记的语境判，“颠覆的性错误”是指作为领导阶级的中共主体或决策者，谨防自己在执政过程中的失误或失策，造成自我损失或失败，或曰自我“颠覆”。
从整个人类历史考察，“颠覆性”其实就是阶级斗争性。如奴隶社会奴隶阶级对奴隶主的反抗斗争，封建社会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反抗斗争，都属于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颠覆性”斗争。
所以说“颠覆性”的政治概念，既是被压迫阶级推翻或反抗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是失去政权的剥削阶级利用各种手段复辟旧制度的阶级斗争。但一般来说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反抗，是公开的“颠覆”，而企图搞复辟的阶级斗争，只能采用阴谋手段的和平演变的“颠覆”。
四、最重要的是应弄清楚“颠覆性错误”的“根本问题”的含义
要解读“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首先须解读造成“颠覆性”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当然了，对于不同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人来说，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解读也很不同。如有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首席专家宋俭，于2014年6月4日在人民网-人民论坛发表的《警惕两种形式的“颠覆性错误”》一文中说，当前中国的“‘第一位’的根本性问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在680个字一段文字中用了8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辞来强调中国的“根本性问题”。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首席专家宋俭者，也只会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模糊的说辞，偏偏避开了习总书记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 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这一“根本问题”。
所有制变革是所有社会变革中最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四章最后“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共产党人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马恩选集》1卷P285），所以，习总书记所强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应该是和马克思强调的“根本问题”一致的。
改革开放有无“颠覆”公有制为私有制的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是有无资本雇佣剥削劳动者的阶级生产关系？如果有而且事实是愈来愈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生产关系，那么在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上，改革开放的路线就是犯了“颠覆性错误”。那么，那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首席专家宋俭大教授所言当前中国的“‘第一位’的根本性问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所有制和什么生产关系性质的社会主义？他没有也不能说，这是改开以来所有特色精英们采用的固定特色的表述手段。
所以说，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阶级观点的人，对于“颠覆性”的“根本问题”的认知和运用是根本不同的。
五、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一直存在着“颠覆性”的阶级斗争。
因为在阶级社会中，“颠覆性”就是阶级斗争性，所以持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阶级观点的人，对“颠覆性”的是持不同的阶级诠释和运用的。自改开以来，在共产党内或全国人民中，就是因为两个阶级或两条道路的斗争性，明显地存在着被雇佣剥削的劳动阶级和雇佣剥削劳动阶级的私营企业主（中外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互相“颠覆性”，这种阶级斗争性反映在路线上，就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的互相“颠覆性”。
（一）毛主席最大的历史功勋就是能预见和防范资本主义道路的颠覆性。
毛主席曾指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毛主席于1967年2月3日《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库同志的谈话》）。所以，毛主席为此，曾经搞过“颠覆性”的“三反”和“五反”的整风运动；曾搞过“颠覆性”的“反右派”运动；曾搞过“颠覆性”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尤其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具“颠覆性”的一次政治革命。
以上的一系列运动，虽然因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颠覆”，出现过一些扩大化错误，但总的方向和效果还是发动群众预防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性“颠覆”。尤其是经过“颠覆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毕竟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一次“颠覆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练，使整个中华民族得到了“颠覆性”的反修防修文化意识的提升，毛泽东思想的基因从此融置于广大人民的意识中。也因之，邓系特色们明知是不能采用苏联修正主义那种“五百天休克疗法”的“颠覆”手段，只能采用继续打共产党的旗号，渲染改革开放，将科学社会主义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强调“只有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江泽民文选》3卷P134、《胡锦涛文选》2卷P37、《习近平谈治国理念》1卷P7）。如是就渐进地、不知不觉地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颠覆”为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没有预料到我国这种大民主的“颠覆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的斯大林也不能实践预防修正主义的“颠覆性”，也因此才导致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颠覆性”结局！
所以说，在建国后毛主席领导的历史时期，最大的历史功勋就是能预见和防范了资本主义的颠覆性，也因之，毛主席发动的群众性“颠覆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发展最重要的贡献，用当今的时髦语来说，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创新”。
那么，改开40多年中，在“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不存在或出现没有出现“颠覆性错误”？这才是我们须探讨清楚的问题。
（二）邓小平的私有化改开路线“在根本问题上”是公开地“颠覆”着毛主席的路线的。
邓小平改革的首要目的和任务是否定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以及由路线决定的私有化社会制度。
第一是从理论的“根本问题”上“颠覆”毛泽东思想和路线
1、从指导思想上“颠覆”毛泽东。
（1）于光远在1998年写得《大转折》P161中明确地指出对真理标准讨论“针对的不是别的，而是毛泽东的‘指示’”，也就是借真理标准讨论来从哲学角度上，或认识论上“颠覆”毛泽东思想。这正是邓小平污论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邓选》二卷P299）。
（2）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P330中指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共“中央委员会与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决裂”了。在P397还记录于1982年9月，邓小平和我私人谈话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一起被扔在了一旁”；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一书的P307和376中说的“中国领导人十分聪明，他们接受每一位求亲者”，是针对邓小平所说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邓选》三卷P332—333）。接着尼克松积极配合地说：“我们应该帮助那些正在为防止共产主义胜利和推翻共产主义胜利而战的人们”。
按照上述于光远、邓小平和基辛格、尼克松各自不同角度的评论和记述，邓小平的理论是在说毛主席的错误就没有正确的东西了，更不能承认“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必须要“与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决裂”，把毛主席给全部“颠覆”了。
2、从路线“根本问题”上“颠覆”毛泽东。
（1）邓小平指示要“根本推翻”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路线（《邓选》2卷P307），并“重新确立”了他的路线和社会制度（《邓选》3卷P36）。如于1981年6月，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邓选》2卷P307—P308）。亦即邓小平用他的阶级路线理论来“颠覆”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思想。
（2）“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犯得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邓选》2卷P168—169、P346）。“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凭借摄政权威把毛主席的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斗争理论彻底地给“颠覆”了。
3、从社会制度“根本问题”上“颠覆”毛泽东。
“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邓选》2卷P261）。所以，邓的接班人就必然地渲染“邓小平同志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胡锦涛文选》2卷207—208）。邓和胡的话是在说，毛主席没有解决“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也不懂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以及如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只有他们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算“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且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已经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下的路线和社会制度，从理论上全部给“颠覆”了。
第二，从社会实践的“根本问题”上“颠覆”毛泽东思想和路线。仅从四个方面简述——
1、经济基础被“颠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逐步构建或营造私有制。
（1）首先是在农业上解散人民公社集体公有制，实行单干的小农经济，“颠覆”了农村集体公有制经济基础；
（2）接着是对城市公有制，尤其是国营企业，以“资产重组”的名义逐步将公有制企业的资产、资源转折为私人所有。40多年发展的“硬道理”告诉我们，全国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成分仅仅残存不到20%，而私有制企业的经济基础成分已经壮大到80%多了。私有化经济在逐步“颠覆”公有制经济。借用特色们曾经用过的“凭临崩溃”说辞来解读当今公有制面临被私有化“颠覆”到“凭临崩溃”的地步是最为恰当不过了。
（3）对外门户开放，邓时期不分性质地大量引进外资，造成后来的外资统治中国经济命脉的不可收拾的局面。外资企业在“颠覆”着我国经济主权。（具体事实这在后面会涉及到）
（4）最要命的是决定引进转基因粮蔬，让外国转基因科技“颠覆”了中国人吃饭自主权。顾秀林教授于2020年1月12日曾披露：“邓公与卡特于1979-1-31签了一个无限期协定：《中美科技战略合作协定》。农业干转基因，在那一天就决定了。这是邓小平定的国策：中国农业搞转基因”。“从1980年到今天，…… 41年，一步步走到现在——全民吃自己开发推广的转基因。一条转基因路线，实实在在存在”，“到本届政府接手……，中国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除非彻底颠覆40年的总体政策”。
其实邓小平的路线所造成的“颠覆性”恶果，更重要的是遗传给了其接班人的继承和发展上。
（三）从“中国特色”新旧时代的私有化传承性看“根本问题”
笔者认为，对于特色新时代“在根本问题上”是有党内修正主义势力的操纵，其路线和社会制度是对邓小平的特色旧时代的传承：
1、上传性：邓小平曾谕旨过：“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邓选》3卷P83），“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3卷P84）；而且肯定“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邓选》3卷P217）。
2、下承性：这可以从邓后所有接班人的讲话或论著中看的很突出，如用“特别是”这一政治专利说辞来凸显邓小平。对“特别是”三个字的强调，是作为当今共产党“看家本领”的，而且是要“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把“特别是”的邓小平路线作为执政根本（《习近平贪治国理政》1卷P154）。邓后接班人只懂得邓小平的道理，就是不懂得毛泽东思想的道理，作为中共的灵魂毛泽东思想及其路线正在被邓后接班人们强调“特别是”的邓小平理论及其路线继续“颠覆”着。
3、习总书记所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应该是在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
如果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是指复兴和发展公有制与之相适应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问题”，那就必须“颠覆”邓小平的私有化特色理论及其路线。反之就必然是在发展和巩固私有制与之相适应的雇佣剥削的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的私有化路线的传承性，特色新时代的路线和社会制度当然是不能“颠覆”邓小平特色旧时代的私有化特色路线和社会制度的。对照45多年来的特色理论和实践来解读现实，这个“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内涵应该是：由于党内特色走资派的执政导向，事实上在已经定型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改革这一“根本问题上”不允许或谨防再出现或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颠覆性错误”。根本内涵就是绝不能走公有制的回头路。
上述毕竟是从理论上阐述这一“根本问题”，至于在社会实践上，在特色新时代，是否出现或存在“颠覆性”的事实呢？
（1）从国内上层建筑的角度上看特色新时代的“颠覆性错误”
① 政权基础继续被“颠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权标志是工农劳动阶级在人大代表中的统治地位。据2017年3月复兴网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工农代表”比例》一文列出：毛泽东时期的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占67.95%，工农占51.1%；改开后的2003年十届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农兵占27.4%，工农不足4%。一直到特色新时代的人大会已不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代表了。此其一，其二，尤其让人不解的是在人大代表和政协构成中，竟然增生了诸多外国籍的公民，是改开以来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结构的历史“颠覆”。
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共党性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改开前的共产党的党性是中国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阶级阶级
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领导无产阶级和
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进入特色新时代的中
共十八大新《党章》定义表述，已经“颠覆”为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了。
改开前后中共党章的主要变化是没有了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
式这一含有明确阶级属性的表述。虽然也有“先锋队”这三个字，但这
个先锋队是在“根本推翻”毛主席的路线斗争（《邓选》二卷P307）和取缔阶
级斗争的前提下的“先锋队”。 这个党已经蜕变了阶级斗争之本质特征，
已经变成了包括所有人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了。具体地
说，包括当今占人口不到5%而占据中国财富95%以上的资本家、官僚资
本家以及为这些资本家们服务的官僚政体和知识精英们，还包括大量的
汉奸群体。因为这些人群已经吸纳在共产党内，并操纵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走向。把共产党的这个具有极其严肃阶级属性给“颠覆”成大
众化、合作化、股份化的混合制社会组织了。
在理论宣言上，虽然也提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充其量是存
其虚名或保持其空壳模型，把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灵
魂早给“颠覆”掉了。
（2）从对内社会财富的分配看，究竟是谁“颠覆”谁？
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实际上就是指的生产关系。
特色改开后，从“国家”角度说确实是富起来了。但是要必须明白主宰这个民族或国家的经济特权的是资本家阶级官僚者阶级，如2022年3月份网络披露的最新招行年度报表称，现在已经不是20%的人掌控者中国80%的财富了，而是2%的人在掌控着中国80%的财富了。也就是说，从国家的角度说，当今中国富起来的只是2%的占统治地位的国民，98%的平民百姓还是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再从基尼系数上来说，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贫富差距的统一标准，如果按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万海远和孟凡强披露判：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基尼系数0.4~0.6是贫富悬殊的警戒值，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大约0.67~0.7，已经是一个贫富最悬殊的社会。
照上述招行年度报表称，就是说2%资本家阶级在“颠覆”着98%的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所以贫富两极分化是必然要形成“新常态”。也就是说，当今特色新时代还在继续深化“颠覆”着共同富裕的路线。从国内的阶级统治关系判，中国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及其私有化制度还在“颠覆”着毛主席的路线及其奠定的公有制社会制度。
上述笔者草民的看法可能会有偏见，那么再例举几名著名学者们是如何评论的：
①2016年11月3日红歌会网黎阳的《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保障》“共产党只要不搞公有制，政治生命就到头了”，“只要准许干部有私产，共产党立刻就不再是共产党，而不过是一股名曰“共产党”的军阀土匪”，“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公有制，‘特色理论’的根本宗旨是私有制。自打确立私有制为根本宗旨的那一瞬间起，共产党就从理论上被判了死刑”，“‘特色理论’的三大构成——‘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代表着用私有制消灭公有制的三大发展阶段”。
②2019年12月23日察网发布著名学者路爱国的《推进私有化将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一文说“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共产党掌权，也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正像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公有制为基础一样，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从长远来看，由于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生产关系，推进私有化对共产党执政地位产生最致命的威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私有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共产党亲手造就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过程”。
③2017年3月6日在《公务员内参 》上发表的李昌金《土地确权，中国农村的新痛！》一文中批评特色执政者说：“如果农村改革落入私有化逻辑，农村改革就变成对共产党革命成果的彻底否定，这样做的结果会必然断了共产党回家的路”。
④2018年7月8日著名学者徐明天的《中国经济40年违背七大经济常识》指出：一是40年最大支柱产业房地产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经济犯罪。二是40年前，中国货币不到4000亿，40年增长400多倍；三是高负债，地方政府负债实际超过40万亿，居民负债40万亿，国有企业负债100万亿，民营企业负债也非常庞大；四是政府公司化；五是坏投资；六是毁农业：尽管政府一再说农业大丰收，可是2017年公布的数字，中国每个人每年进口粮食200斤，另外猪肉、棉花等主要农副产品也是大量进口。40年，对农业的毁坏是最严重的。七，贬劳动……。
⑤2018年2月7 日北大教授李玲的《为什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都交给了资本家？》一文，其题目不是也点的很明白了吗？
⑥2019年10月12日学者沈为民《在纪念建国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明确地说：“建国后两个时期的方向和道路是对立的”，文中指出：邓后接班人“继续推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开放的政策，导致全国8000多万工人下岗失业，国有企业连卖带送所剩不到20%，私有制经济成为事实上的主体，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的尖锐化”。
⑦著名学者李昌金在《土地确权，中国农村的新痛！》中指斥；土地“确权”就是“试图由此为突破口，改变农村土地的属性(变相私有化)”。所谓的“确权”不就是土地归谁所有吗？旧社会的土地是归地主所有，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私有“确权”为农民个人私有。经过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于1956年的合作化，虽然土地所属权还归于农民私有，但从组织的使用方式上已经作为股份化进入合作社集体经营了。到1958年后，逐步地化赎买，将股份化农民私有的土地转化为集体公有了，从此消灭了土地私有权和经营权，这就是农村的集体经济的公有制“确权”。而在特色改革之初，邓小平虽然实行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但土地公有制属性的“确权”起码没有改变。也就是农民只能承包经营，不能转卖或流转土地。而到了特色新时代却将土地“确权”为农民可以“流转”或转让土地使用权了。这里的“流转”实质就是买卖，就是变更所有权。所以“确权”实际上就是将土地的所属权划归农民个人私有了，否则岂可“流转”？也就是说，在进入特色新时代，对农村土地所属公有制已经彻底“颠覆”了。
⑧由于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颠覆”，粮食的生产也随之出现“颠覆”。一个叫徐明天的学者于2022年04月19日发表文章披露说：“集体经济30年，中国粮食产量从1949年1.1亿吨，到1979年3.3亿吨，总产量提高了3倍。1983年全国分田单干前粮食总产达到4亿吨。到现在，后40年中国粮食总产6.6亿吨，43年只增长了2倍，比前30年整整少了一倍的增产。如果从1983年分田单干算起，增长就更少了，又少了4分之1”。并且还指出：“对于现在的产量，大家质疑很多。比如印度人口现在比中国还多了，可是印度不进口粮食，还大量出口粮食和棉花。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国，国内到底生产多少粮食？查了15个粮库，有14个有虚报产量套取国家补贴的腐败问题”。
（2）从对外开放的角度上看特色新时代的“颠覆性错误”。
如2020年9月26日学者侯晋中发表《中国国内有哪些企业被外资控股？》一文中披露：“从香港联交所的公开资料可以查到，无论是工行、建行、中行三大行；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桶油；移动、联通、电信三大电信。还是中煤、中铝、中国神华等资源性企业。中国各种垄断性国营企业，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的十大股东中，差不多一半是美国的企业、基金”。“据商务部《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重要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除电力，军工等极少数国家核心行业以外，外资在我国……都占有较高股权和市场控制权”。………！
尤其《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2018年——2020年负面清单，外国资本的股份在中国可以突破51%。就是说，负面清单减少，即对外资开放领域扩大，负面清单越少，对外开放力度越大。
从上述数据看，外国资本在当今特色中国占据着“颠覆”中国主权的优势地位。
总之，改开40多年来，不论是从国内所有制的所述权上判，还是从国际之间的民族统治的角度上看，尤其是进入特色新时代，继续还“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正如2018年2月5 日在乌有之乡网上发表的郑大林的文章结论说：“将错误进行到底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梦魇！”。
2020年8月20日著名学者李甲才在《新中国70年变异简论》一文中质问：“为什么姓社国家的顶层领导人几乎全部变质，搞资本主义却能一任接着一任干？”
从40多年坚持“特别是”的邓小平私有化理论和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路线判，中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是在说：非公有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颠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而决不允许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来“颠覆”非公有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至于原来纯高的党风、安宁的国风、朴实的民风状况，也都被党
的官员创新性的腐败、盗窃抢劫、杀人绑架、黑社会泛滥、制假贩假、
执法犯法、卖淫嫖娼、悖虐人伦等等都被“颠覆”了。
总之，特色执政者们这种公开“颠覆”《共产党宣言》的改革，不就是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们对马列毛主义的“颠覆”吗？
（一）共产党应该承认改开的路线错误是造成“颠覆性错误”的根源。在特色新时代，还在继续坚持邓小平的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路线。所以，笔者认为，“颠覆”邓小平特色理论及其路线是复兴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和社会主义中华的唯一出路。
（二）该承认和反思党内的贪腐分子，其实就是党内走资派。改开40多年来，他们已经占据了党和国家绝对的上层建筑权力和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组织骨干。
（三）该承认和反思改开以来的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以工农劳动大众为主体执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人民性了。顶层决策的资本利润“颠覆”了最基本的工农等劳动大众本该享受的免费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和安排就业的公益性权利。
（四）为了从根本上铲除“颠覆性错误”，应该复兴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了。
1、允许群众对改开40多年的社会失误的鸣放或批评。
2、走真正群众路线的开门整党与顶层决策相结合起来，防止走过场的官僚主义，就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了。
…………。
总之，是要各级党组织真正落实民主公开化、群众意见透明化，才能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
3、从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出发，一定要采用无产阶专政下的公有制经济管理和政治民主管理，以免资本主义倾向的“颠覆性错误”：
为此，笔者仅简要提出以下9条设想，不知可否参考：
①复兴、巩固、发展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所有的公有制企业领导制度或体制，须复兴和完善“鞍钢宪法”制度，真正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管理制。
②取缔特权特供。在公有制体制内，最高领导层的待遇不得超过科技人员，一般管理人员的待遇要与本企业内的职员基本一致。
③在加强公有制的民主管理的同时，最能调动全国劳动民众积极性的是要落实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的免费性公益福利。尤其是要倾向第一线生产劳动者的公益性福利。由此才能教育和管制企业职员要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统一融化。
④要精简党政各级领导机构人员的编制。从乡、县、省直到中央各机构，将大量被精简的多余人员，其中包括改开以来兴起的庞大的“保安”队伍，将这些根本不必要的人员全部充实到生产第一线，这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来意义。
⑤只要建立起强大的完整的公有制，那么，那些贪污腐败分子、各种犯罪劳改分子，统统放到国家公有制企业、集体公有制企业或特定场所，进行劳动改造，取缔保护式的供养。将所有各种改造分子都变成社会生产力，这是一种最科学、最民主性的解放生产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方式。
⑥在复兴和发展公有制的基础上，对所有的大中专学生，采取技能考核和自愿选择相结合，统一分配到各个公有制企业。凡是私营企业用人，一般都应该从公有制企业借调雇佣，其待遇不可低于同行业的公有制企业。从用人资源上，要体现公有制管理或分配人力资源的社会主义作用。如此而已，就是要保障所有劳动者最主要的根据地或靠山是公有制企业。
⑦第二次复兴实施对资本主义私有企业（民营和外资）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民营或私营企业的生产项目纳入国家或地方公有制企业。也就是私营企业的经营内容要为国家经济战略配套服务，如加工订货。真正地做到民营或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由此便决定了关于各种资源的供给侧，政府必须首先保证公有制企业运行的前提下，适当地照顾民营或私营企业。这样就将私有化的市场竞争归服到公有制经济来领导了，如是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⑧对农业尤其要作为国家战略重阵。大力宣传和推广可复制的现在仍然还坚持发展的成功的集体所有制，如南河南街村、刘庄，河北的周家庄人民公社，江苏的华西村等全国据传有百多个诸多典型，尤其是2022年4月19日徐明天的《北大荒集体化的山东村承包了单干的安徽小岗村》的网络报道，是最具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的现实性典型，如同曾经的河南林县建造红旗渠精神。最值得当今推广复制，是复兴社会主义中华的天赐楷模。
要复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须对公有制改制平反。如对大庆油田或鞍钢宪法等典型国营企业改制平反，对农业集体化公有制，如对山西的大寨、天津的小靳庄等原来闻名全国的农村公有制平反，凭借供给侧，政府出资、出人恢复其公有制经济。将改开中肢解真正社会主义红旗典型的“颠覆性的错误”再“颠覆”过来。
⑨一切犯罪要真正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于那些贪污腐败最严重、最典型、最无耻的官员全部处以极刑；对于那些拐卖、残害妇女儿童的黑社会组织，全部判以极刑；对于那些以各种形式组织或强迫妇女卖淫者，判以重刑或极刑；对于那些制假、贩假以谋取暴利的犯罪分子，根据情节轻重，除罚款外，同时判以重刑。
所谓以人为本，是要以善人为本、以人权安全为本、以保护工农等劳动大众权利为本、以取缔野蛮资本的掠夺为本，回归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正道上来。如是就应该采用正确的颠覆性手段来“颠覆”改开以来对毛泽东及其路线的“颠覆性的错误”。这样做就是对“颠覆”毛主席错误路线的忏悔和补过！这才符合改开前后不能互相否定的理论。
结论——
“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其表述上说是很有政治远见的。但遗憾的是自2013年和2014年只说过两次，就再也没有如强调“中国特色”、“复兴中华”和“中国梦”那么重要频繁了，所以特色社会主义还在继续“颠覆”非特色社会主义，私有制还在“颠覆”公有制经济基础，外资势力在各种主权上还在“颠覆”中国，资本法制还在“颠覆”着人民性法制，等等！在所有制的“根本问题上”必须彻底地“颠覆”邓小平的私有化的特色理论和社会实践，要真正落实习总书记所宣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这一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才是共产党“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