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理论和20大后

舆论动态是共鸣的

曹子文  2022年11月20日

前言——

关于对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理论，在中共20大前曾一度热烈争论于全国，后来可能因为国人都倾注于20大的党国大事，这争论突然安静下来。最近在网上又开始争论了，如11月11日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新时代话筒pro”的《温老板你开的新药方是毒药，动摇国本》的文章，又在挑战温铁军了，所以有必要从笔者的认识角度阐述温铁军的“人民经济”之说。

之前对温铁军挑战甚至辱骂的有三位谓之曰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马光远、任泽平的，而今这位挑战者确是一位不敢报出姓名的符号者。从他的文章用词设句，说温铁军“他鼓吹资本下乡，却从来不谈一盘散沙的农村如何同强势的资本博弈”、“温老板开出的这个新药方，也是混改，私人资本混改村集体”、“目的是为了给农村集体经济私有化的撕开一个口子”、“这是变相的一场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私有化”，说温铁军的“八次危机”吊打主流经济学家”。....！

笔者认为，关于对“人民经济”的争论，就是一个姓“资”姓“社”的探讨。笔者不反对争论，尤其是姓“资”姓“社”争论，只有邓小平反对、镇压，毛主席是大力提倡、支持的。

这个“新时代话筒pro”的无姓名者，在批判温铁军的言论中，说话总是前后矛盾，没有逻辑性。如“一盘散沙的农村”这句话，就没有说明这“一盘散沙”是何人何时代造成的？自从农村肢解公有制集体化后，出现的私有化小农经济的“一盘散沙的农村”，还有“农村集体经济”吗？分田单干的私有化的农民能“同强势的资本博弈”吗？（其文章附后）

是非争辩要入情如理，不能结论性地扣帽子，如李光满批评的向松祚、马光远、任泽平这三个人。尤其作为学者要讲究逻辑性表述和哲理性辩论。

这是笔者参与讨论需要说明的之一。

之二，研究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理论，观察20大后的舆论动态，笔者认为“人民经济”理论与我党20大后出现的一些如复兴供销社等舆论或热议是共鸣的。笔者本文是企图通过解析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理论，对照党的20大后的国内舆论，遐想或企盼未来的中国走向。

所谓“人民经济”的内容或涵义是很广泛的，应该是有阶级属性的分野。笔者仅以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为主线索，遵循习近平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心来讨论。

一、概述“人民经济”争论的来龙去脉

在今年以来，网络上经常推荐温铁军有关三农问题的讲演，尤其是凸显了温教授的《八次危机》（以下简称《危机》）论著。如是笔者就认真拜读了其大论《八次危机》）。此作是温教授2012年的旧作，笔者觉得温教授在10年前的《危机》之作已经蕴含着“人民经济”理念了，后来的有关讲演是对“人民经济”理论从各个角度逐步明确化和诠释化。

笔者认为温教授的“人民经济”理论是在积累了或吸纳了中国所有关心国家走向的工农等劳动大众呼声，也应该是与一些著名学者的类似观点或理论相融合的，如北大的李玲教授、著名学者路爱国、中国人大老教授周新城、三农学者李昌平、辽宁学者王忠新、天津师大教授郝贵生、南开大学老教授刘晓铎、著名学者卢麒元、孙锡良、黄卫东、余云辉、吴铭等诸多同仁。

所以，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理论基本上是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代表理念的。不过在阐述中，也有不具体或不明确的表述，如在某些语言中对“资本”说辞的运用。

在阐述《危机》中，温铁军9次凸现过毛泽东是如何运用公有制经济结构，即“人民经济”结构应对危机的。有4次涉及到了邓小平有关南方讲话与改开以来的五次危机，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因果困惑。这就是他“人民经济”的决策分野。

温铁军的《危机》全文共30.5万字。在论述“危机”所涉及的城乡二元结构中，“三农”用词约有65次之多，“资本化”30次之多，“制度成本”20次之多，政府“甩包袱”或政府退出有10多次。还有什么“卖地套现”和“圈地运动”、“制度收益”、农村是“资本池”和“劳动力池”、“软着落”和“硬着落”等说辞经常伴之。特别是对当今政府，在“国民经济”早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甚或要位居第一的基础上，提出要给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付出“还账”的呼吁。

温铁军的《危机》，是借阐述中共建政以来八次危机为线索、引进外资促进危机为因由、危机转嫁三农为着落阐述的。综合他后来的多次讲演和文章——对比改开前30年与改开以来40多年，因经济制度模式不同。其转嫁经济危机的手段或方式也不同——基本可以分为改开前三次危机的“软着落”和改开后五次危机的“硬着落”。

中国自建政以来的所有经济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基本上因涉及外国资本的引入所致使。而改开前的30年中的三次危机，可以凭借自身公有制计划性经济的基础，或社会生产关系，将危机转嫁给农村集体所有制，所以叫“软着落”。而改开后，因所有制转折了方向，特别是肢解了农村公有制，农村经济转折为单个的小农经济私有制，随即就产生了采用资本强制手段转嫁给个体农民。所以这叫“硬着落”。温铁军即使说改开中也有“软着落”，但其含义是资本掠夺型的转嫁“社会成本”（《八次危机》P138）。

不论是“软着落”，还是“硬着落”，最终的承受者是农民。所以说中国的农民，不论是追索到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执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抑或特色改开时期，中国农民是人力资源的“劳动力池”和经济资源最主要的“资本池”承受者。

在阐述转嫁危机的过程中，有一个”成本转嫁论”说法。作者经常采用“社会成本”或“制度成本”这种说辞。笔者对“社会成本”或“制度成本”的理解，应该就是政治经济路线的变相说法。

改开前的三次危机和改开以来的五次危机，其处置危机的手段或“制度成本”转嫁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改开前的三次危机，因为国营计划经济与农村集体化计划经济存在着一个工农联盟互补的统筹兼顾的公有制亲缘社会关系，农村是集体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度，政府凭借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度将危机转嫁到农村集体公有制，方式上不直接涉及具体农民个人的利益，也就是不存在着农民个人利益与政府之间直接冲突或对立。况因那时的社会制度或党的路线具有工农劳动人民性，当时的党风、国风不存在着贪污腐败的走资派执政，全党、全民能够协同艰苦奋斗，所以国家凭借计划经济的公有制，能将当时的“社会成本”或“制度成本”的“危机”转移到农村公有制——也就是只有具备公有制亲缘关系才能有自然的或必然“软着落”。

因改开前计划经济主导的公有制体系与改开以来的私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有政治经济路线上的本质区别，所以“制度成本”的转嫁方式也不同。

改开前的那三次危机，即使是处于刚刚建国后的一穷二白基础上的相对国家资本的短缺，因而国民的物质生活待遇相对很低，但不会存在资本剥削的贫富两极分化，更不存在着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们凭借权力攫夺财富的可能，人与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是基本平等的。人民能够理解国家困境，人民与执政者的关系是协调的或和谐的。所以，那三次危机的“制度成本”能够“软着落”。这就是温铁军所指的改开前经济制度或生产方式是非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经济”之内涵。

而改开以来，面对的是市场经济的资本私有制的运作，产生并发展着人与人之间的资本剥削和政治压迫。尤其是共产党内走资派执政，以官僚资本的特权攫夺财富。随着40多年来的国内外的漫长资本掠夺，只要伴随危机出现，国民面对的是个人与资本家或个人与国家的直接利害冲突，显示出了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对立。所以，人民与走资派执政者的关系就产生了对立或冲突。在此国情下，只要经济危机出现，作为国家是不能凭借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手段来转移“制度成本”的（《危机》P50—69）。也因之改开以来的所有危机只能基本上是资本掠夺性“硬着落”。如将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和就业等公益性免费享受转折为产业型的营利性或资本性的“制度成本”，最突出的就是“卖地套现”的强制性的“圈地运动”。这种经济制度或生产方式本质上就是野蛮资本掠夺，远远地落后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盘剥。而有些维护私有制的特色精英们竟然认为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才是“人民经济”。所以说，这“人民经济”也是以人群分，或以阶级群分的。

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理论主要是从自主性、在地性、综合性和人民性这四个方面阐述的，按照温铁军所说的“我们把维护主权、自主发展、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经济体都叫做人民经济”。也就是说，温教授的说法是能符合改开中经济的私有化特色体制的。关于这些论点已经有诸多学者们诠释或理论过了，笔者此处不再多言。而笔者结合《危机》和有关温铁铁军的诸多讲演或文章，认为“人民经济”最主要点在于国家经济对外的主权“自主性”，对内福利人民的“在地性”这两个方面。

那些批判或指责温铁军教授“人民经济”的著名经济学者们，之所以理论“特色”，甚至对温铁军攻击的语言恶毒，笔者认为并不单是他们的个人成见使然，根源在于顶层的改开特色理论或特色路线熏染。因为“特色”理论已经公开地不再承认改开以来中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因之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对雇佣劳动者不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立了，贪官和人民群众不存在着厉害冲突了，如是就回避了中国“国民”愈来愈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正因为资本家们在掌控着市场经济运行，走资派官僚政客们统治着国家资源分配，借助资本运作，严酷地榨取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特别是巧妙地将“制度成本”转嫁于广大农民，蓄积了海量资本财富，发展或积累了中国当今的资本化“国民经济”。按照那些用资本家雇佣来为资本说话的所谓的经济学者们的观点，认为资本经济发展或市场经济才是他们所要的“人民经济”了。

不妨去审查一下这些攻击温铁军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们，他们的背后应该是有一定资本在做后盾，如李光满在文中指出的“任泽平，我们都知道，恒大集团曾以1500万元年薪聘他担任副总裁级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这些人只“不过是寄身于某些企业的经济掮客”而已！照温铁军的意思，这些所谓的代表社会舆论的，要看谁给他发工资，谁引导他的舆论导向。

二、“人民经济”的阶级分析

至于究竟什么是“人民经济”?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须弄明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经济”这两个词语的概念。这个问题，看去是普通常见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学问还是很值得研究或探讨的。

笔者认为，说“人民”就应该涉及到“国民”了，如是也就涉及到“人民经济”和“国民经济”了。这两种说辞好多人没有注意到。按照改开以来的汉语词典诠释，“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而“国民”是具有某国国籍的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也就是说,“人民”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劳动群体，而“国民”是没有明确阶级属性的全众混合体。可见“人民”和“国民”不是同一概念。按照毛泽东思想而言，社会主义的人民，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这一社会基本成员。遵循马列毛主义的原理原则，凡是凭借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所谓什么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尤其是官僚企业家和买办企业家）是中国“国民”，不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

至于“经济”一词的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是指经济学上的社会物质财富和再生产的活动，亦指国民经济的总称。如是，这就必然要涉及到了生产方式或如当今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了。

按照马列毛主义来说，“国民经济”理当是具有阶级属性的。这就要看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是属于那些“国民”所有，如果物质财富或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国民所有，那么资本家阶级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而被雇佣剥削的那些“国民”就不属于人民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先后曾13次阐述过“国民”和“经济”阶级属性，如“牺牲劳动者，而以社会之富、‘国民之富’等等名义为借口。它会增进劳动之社会的生产力，但其增进，只为资本家，那不但无益于劳动者，且会牺牲劳动者，以惠益资本家。所以，一方面它在社会经济的形成过程上是历史进步，是必要的发展要素；他方面，它又是受过洗练的文明化了的榨取手段”（2014年版《资本论》上卷P362）。亦即特色当今掠地拆迁发展房地产和克扣工人的劳动所得；又如“以国民名义为装饰的大银行，在出生之始，即不外是一个私人投机者的公司，它站在政府方面，借着政府给予它的特权，而取得以货币贷与政府的地位”（2014年版《资本论》上卷P802）。亦即当今执政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取得货币贷与政府的地位”。

说实在的，温铁军所论及的“人民经济”，出于政治忌讳性，还没有那么明确阶级属性的，也就是说当今的“国民经济”，也仅是从“维护主权、自主发展、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经济体”来阐述，已经是客气地避开了阶级属性来谈“经济”的人民性或“国民”性了。就如此，那些维护特色路线的私有化学者们，还不依不饶地、疯狗似的狂吠温教授。可见“中国特色”的国情滑到何种地步了！所以，我很赞成李光满在《三位“经济学家”为什么突然炮轰温铁军？》一文中,对这些不懂做人规矩的，或起码不具备专家风范的学者，给以批评甚或斥责。

三、没有警惕性和防御性的对外引资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重 要因素。

（一）毛时代所以能够采取“软着落”来转移三次“制度危机”，正是因为那时具备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经济”的路线属性。

其实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理论是在变幻政治敏感说法从党的路线上去认识或阐述的，如“只要人们愿意对1978年前后的经济政治局势进行哪怕简单的还原，就不难梳理出这一轮对外开放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危机》P104）。其实温铁军这里所说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一个路线运行的逻辑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是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基础，尤其是基于抗美援朝的境遇，引进苏联资金和技术：是在极度贫困的国境下，又出于中苏友好的信任度，引进了苏联资金、技术和设备。温铁军在《危机》P31第一部分第二章阐述的很清楚——后来因中苏交恶，苏联援华投资中断而促成危机，此其一；其二是因为后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全面封锁或围攻，出于备战备荒须搞三线建设投资所致（《危机》P4—5、P60—69）。

1、毛时代经济危机能够“软着落”：（1）从中苏友好出发，引资苏联资金、技术和管理模式（《危机》P41—44）。后来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尤其是在中苏交恶之后，能够及时纠正苏联模式。根据我们的国情，设计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原则（《危机》P44—59）。如是就有了“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的大战略实施（《危机》P60—69）。（2）更大规模的引进外资“四三方案”和“八二方案”，这就是新中国“自主性的对外开放”！（《危机》P70—73）。

2、毛时代之所以能够“软着落”度过危机，是因有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有引领中国人民“愚公移山”的廉洁奉公的党中央的感召力。凭借计划经济的统筹兼顾，公有制的城乡二元两大经济的亲缘互补，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民性的自觉自愿、不计报酬的参与社会建设，勒紧裤腰带搞出了大庆油田、大寨农业、河南红旗渠、全国兴建了84000多座水库，等等，是制度性建设原则的“软着落”！

3、毛时代能够借助所有制公有性这一纽带，来解决城市过剩劳动力。温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三次危机都直接向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和国营、集体农场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危机》P32）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辟建设北大荒兵团、新疆建设兵团、内蒙古建设兵团等，这是在经济危机中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生产力过剩的原则——公有制基础上城乡亲缘互补的“软着落”！

4、从建国一穷二白为基础的那个时代，尤其是出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围困中国的国际背景下，除了要搞建设，还须做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储备。这就是温铁军所强调的“三线建设”（《危机》P60）。

为了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在此补充一项温铁军或可不知道的毛时代的一项重大战略储备——笔者从20多年前的一张地方党报1998年10月11日的《天津日报》转载《四川日报》旧报纸上获悉，出于备战备荒三线建设大战略需要，毛主席时代在那样及其困境下，还储备了四大金库的金银硬通货币。党报报道说，仅四大金库中之一的四川蓥华山000号金库就有“成千上万吨”的金银货币。

这四大金库金银货币的海量储备，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勒紧裤腰带积累起来的财富。这就是毛主席时代搞三线建设能够稳定国家建设和革命的经济保障。

报道说，在改开后，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经过充分论证，决定将金库搬出大山”。但是这一重大建国方略的战略储备却被特色们隐瞒了40多年，不予告知广大人民，所以，温铁军或可不知道毛时代这一重大经济战略储备。

也就是说，毛时代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三次也好、四次也罢的经济危机，但毕竟在当时那样的世界氛围中和国内境况中，能够积累如此海量的金银储备。只有毛主席那样的雄才战略家才具有的应对各种危机的物资储备和“制度成本”的“软着落”化解。就是温铁军所说的“20世纪五十年代末的第一次外国投资中辍，中国并没有如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工业化完全中断；....历史性地实现了‘去依附’.....主要依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就是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的“软着落”（《危机》中《引言》P7和P15）。

总之，毛时代的经济危机，是处于刚刚建国初期的国内外最困境的情况下和后来国民经济恢复、调整和发展工业化的处境。凭借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制度的综合协调，能够将经济危机的“制度成本”较温和地“软着落”！这就是毛时代阶级路线的“人民经济”。

（二）改开以来的五次危机，基本上是伴随着资本掠夺性的“硬着落”来度过的。

按照温铁军说的“执政者却很难再沿用毛泽东的影响力有效的手段应对内政”引起的财政危机，“邓小平....直接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传统禁区。....中国可以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基本上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其本身造成的代价不得不在体制内寻求转嫁方式，必然形成国家过高负债的代价困难以再向‘三农’转嫁而不得不在城市体制上‘硬着落’，随之催发内生性的改革”（《危机》P105—106），所以，在进入“九十年后期，.....是在构建了‘再依附’关系之后剩余向外输出的过程”（《危机》的《引言》P7）。如“1997年—1998年和2008—2009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从发展机制来看，都属于中国九十年代中期转向外向型经济为主之后有外部因素诱发的‘输入型危机’”（《八次危机》P17）。

1、在农村实行“土地资源资本化”后，国务院“对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土地的商品属性也逐渐确立”（《危机》P147）。为了摆脱“制度成本”的经济危机，从“九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财税和金融改革使中央层面在新世纪进入资本过剩时代；同时中央垄断控制的金融部门，在利益导向的市场化改革中异化于产业经济，也使地方政府失去对金融机构控制权而普遍陷入了严重的资本短缺。....各地的地方政府在资本短缺的压力下，近乎疯狂地违规违法地从农民手中征占土地以从银行套现，并不计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去招商引资，以追求GDP”（《危机》P23），这就是“圈地运动”。“平均每年耕地减少规模仍达到21.5万公顷”（《危机》P147—152）。仅就第三次“圈地高潮中，“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到5%—10%；地方政府拿走了土地增值的20—30%；开发商拿走了土地增值收益的40—50%”，“截止到2005年，我国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在4000万—5000万人左右，且这一数字以每年200—300万的速度递增，照此速度，在未来20—30的时间里，我国失地农民将会增至一亿人以上”（《危机》P24）。

同时，“由于政权的内卷化，乡村基层工作人员部分地再现历史上‘劣绅化’趋势，并与地方政府形成‘劣绅＋精英’结盟”（《危机》P185）。这类“土地资本化”，温铁军在其《危机》的P201—217用了23000多字的篇幅做了详尽的阐述。

这种“制度成本”，实际上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促使利益集团分化和矛盾显化”，即“一是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而产生的设租、寻租成本；二是在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二者都必然造成高水平通货膨胀”（《危机》P112）。这“‘官倒公司’和各种利益集团纷纷借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改革目标之名，行投资谋私、积累资本之实”（《危机》P128）。

以上所述，就是改开以来因“制度成本”造成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在私有化走向的“中国特色”时代，国家凭借政权强制性的“硬着落”向农民来转移经济危机。

2、关于2006年开始免除农业税问题，看似关心或让利于农民的改革，其实细析却是欺骗性或玩弄性的政治诡秘手法，这方面温铁军尚欠具体说明。

笔者就是农民出身，退休后，于2004年—2014十年间又回乡老家种地，对此问题还是略知一二——

我的老家内蒙古河套地区，那里人多地广。在实行分田单干的承包后，尤其是在土地重新“确权”和“流转”政策后，笔者原来所在的五原县和胜乡王有计村人均在11亩土地。2006年前，仅就农业税一项来说，一亩地税收是27元，有的地方在20元左右。

改开前后都存在着一个延续性的“三提五统”的问题（即为村社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提”和为乡镇提取的农村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费“五统”）。如果从社会制度的所有制来说，在公有制集体化时期，这“三提五统”是面对集体而言，与农民个人不发生直接利害关系。而在2006年施行免除农业税后，那个“三提五统”再加上高额的经济作物特产税（如五原县广种葵花税），一亩地一般在70元—80元，那么，在所谓的免除农业税后，实际上农民每亩地受惠最多也就30来元。

而且在减免农业减税的同时，其它的农业用资料费用却在成倍地上调。例如：

（1）在免除弄税前，一亩地需投资化肥，一般在80斤左右（不分化肥品种，总量计）；之后逐年增加到150斤——180斤左右，其价格如尿素由原来的60元张到后来的180多元一袋（100斤），涨了3倍左右，其它化肥涨了5倍左右。免税前一亩地化肥以48元计，免税后最少净涨150元计，那么仅化肥一项就猛增了100多元。如此对比，就一亩地来说，化肥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了农业税的免除。

（2）免除农业税后水费开始大涨：2006年前每亩水费25一35元，2006年后逐年涨至100元一150元。那么，仅水费一项就在减免农税后，每亩地赠加了最少100元。

（3）一些其它农业生产资料新增费用。①由于政府推广转基因籽种，取缔原来的自留种子，就须购买种子。如仅葵花籽种，每亩30元一90元不等。②因为国家控制了水利，土地保墒必须采用地膜种植，每亩费用最少再增20元。③由于国家鼓吹或强调农药防治病虫害，仅农药费用每亩最少再增15元。等等。这些费用，每亩地再增费用应该又在100左右元。

综上所说，初步估算，在免掉农业税后，所有的农业资料同步上调，农民每亩地最少增加了200元左右的负担。再加上逐年提高的“三提五统”费用，农民每亩地要负担250元之多。那么，如笔者原来所在的那个农村，每人最少要承担2750元的负担。

所以说，从2006年开始免除农业税的同时，政府采用了欺骗性或玩弄性的手法在其它农业生产资料诸方面上调价格，更多地巧妙地掠夺农民的血汗。这就是温铁军所指的转嫁“制度成本”的“软着落”，实际上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变相“硬着落”。

（三）农民是国家“制度成本”转嫁的主要承付者

温铁军在《 资本是怎样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一文中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抓农村的组织建设，一直延续到我们国家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即上纪70年代”，也就说由于毛时代政治路线的组织建设实施，能够凭借公有制计划经济向乡土社会转嫁经济危机“软着落”。

而进入改革开放后温铁军说：“乡村建设，不仅面对着国内三大资本崛起，乃至三大资本过剩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历史过程；我们也面对着中国不得不加入全球化，而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过剩资本向资源经济、实体经济转嫁代价。这个代价转嫁，被我归纳为成本转嫁论”。

这种“成本转嫁”包括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城市向乡村、工业向农业、精英向大众、上层向底层，人向自然生态，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等几个方面的转嫁”。

温教授所阐述的全球过剩资本的“成本转嫁论”竟然延续到21世纪“特色新时代”更为明显。

笔者认为，经党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从2020年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2020年版外伤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即22条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就是中国主动接纳外资“成本转嫁”。如《清单》的第1、第15两条和《意见》其中的“二、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三、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两条。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的通知》是对上述两决策的具体部署。《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激发社会资本的动力和活力，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农业农村，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加快形成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我部制定了《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整个“通知”用了74次“社会资本”说辞。农业农村部这里的“社会资本”就是温教授在《危机》中所说的“制度成本”的“资本化”掠夺。

当外国资本进入中国领地，就必然出现如著名学者余云辉2020年5月在《美元资本或借土地流转瓦解现有中国社会》一文中所说的：“在美元控制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民土地向资本集中，本质上是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向国际资本集中、向美元资本集中”，“在资本完成土地赎买之后，货币持有者把纸币转变为土地，农民把土地换成了纸币。在纸币信用体系里，土地一定升值，而纸币一定贬值，农民最终将成为真正的无产者”。

温教授的“成本转嫁论”已经预见到了中国改开深化，必然地要大开门户，迎纳世界金融资本进入最能获取资本利益的中国这块乡土领域。

温教授对“转嫁到乡土社会”分析，得出“农民现在是最大程度的接受转嫁代价的那部分群体”。但其结果是“借助现代的体制机制、秩序规则等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分配，收益一般留在中心或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成本与风险会被转嫁到外围或处于依附地位的另一方”。

笔者认为，这就是温教授的《 资本是怎样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的“硬着落”。

笔者还认为：由于“城市向乡村、工业向农业、精英向大众、上层向底层”的“成本转嫁”，其结果必然地是温教授所说的——

“各地政府愈发采取‘亲资本’政策而直接放大，造成以‘群体性事件’为名的社会冲突大幅度增加”。其中“1997年之后农村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应部分给归因于.....大量占用农村资源”（《危机》P29、P155、185）。“1997年总共发生了1.5万多起。....2003年5万起，2004年7.4万起，2005年8.6万起。....2009年超过20万起。在这些群体事件中，大约1／3是农民维权的事件”（《危机》P186）。

又如曾经的2011年9月21日，广东陆丰400多名乌坎村村民因土地、财务、选举等问题对村干部不满，以“打倒贪官”、“还田”等口号聚集到陆丰市政府上访。9月22日上午，部分村民组织起来阻挠并砸毁了进入该村维持秩序的警察和警车，砸毁了6辆警车与政府的对抗；

又如2001年10月26日山西赵文海因投诉集体矿被村和乡领导联合出卖分赃，因投诉无果，并遭村霸几次恶打，企图将他致死，赵文海被逼挺险杀死村领导家属14人、杀伤3人的事件。

尤其是全国农村出现了年轻人离开本土涌向城市打工谋生的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土地撂荒的三农严重问题。如是就有了2014年8月一条新闻：湖北农村老人因经济、健康和生活环境这三个因素共同导致自杀现象的触目惊心事件。

与此同时还曾出现过2016和2017两年全国十多万退役军人，因生活贫困被逼，群集北京请愿——成为自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里的“创新”事件。

由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等几个方面”的“成本转嫁”，中国就必然地要出现——

大量进口转基因粮食和转基因粮蔬的种子垄断、食盐加工垄断、食油加工垄断和自来水参股垄断等，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的吃饭主权、控制了中国人口生存发展主权。

温铁军在《有些科学家实质是资本家》一文中说：“首先，转基因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大多数科学界人士认为转基因问题是科学问题，.....如果中国在这个方向上再不做出努力，将在全球化的21世纪生物发展的挑战中败下阵来。假如把转基因问题界定在资本家为主体的产业领域和政治家为主导的全球竞争的战略高度来谈，那老百姓就没有什么讨论余地”了。“现在我们确实已经很难再把科学问题仅仅就当成科学问题来看待了。事实上，这个性质变化，很大程度上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上述列出的一些社会问题，其实就是由于“社会资本”的投入或对市场经济的掌控，将资本危机的“制度成本”转嫁给广大国民，尤其是掠夺农民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改开中的政府“甩包袱”或“政府退出”是助长资本掠夺。

温铁军在《危机》论文中，每当论述到改开所涉及到的危机时，总是要提到政府（其实就是国家）如何将遇到的危机“甩包袱”给广大劳动者，尤其是转嫁于农民。有时候用“政府退出”来表述。不论是“甩包袱”也好，还是“政府退出”也好,其实就是国家把经济负担推向最广大的劳动者群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对数量的农民群体来承负。这是一种制造资本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的路线操作。如温铁军说到的“减少对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危机》P140、142—144）。

所以说，改开中的这种政府“甩包袱”或“政府退出”的经济策略，是私有的资本经济行为，不是公有的“人民经济”做法，是“中国特色”执政者私有化政治经济路线的实施。

五、温铁军的“还账”呼吁，应该是今后改革的首要或必须先行的“人民经济”。

“还账”这个问题是温教授在《危机》论著中和有关文章及讲演中所呼吁国家应尽快地履行的首要问题。

温铁军在一次精彩讲演中说：“你说你要改，怎么改？把国家资本改成私有资本吗？谁积累的？那些革命者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几千万人死亡，拿到的这块国家资本，你先把人家的命还上，你私有。你如果不能还，对不起，那你把全民所有制的资产全民所有，你还到全民那里去，给所有人做股，那你可以，这叫做私有。否则你少数人占有了，你怎么能叫改制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懋仁教授对温教授作补充说：新中国成立后，没收了西方国家的银行，包括企业的全部财产，全部纳入国营资产范围。同时也没收了官僚资本的财产，也将其纳入国营资产范围。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的土地和大财主家的财产全部没收，都分给了农民。上述举措完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

所以，温铁军教授公开向“中国特色”执政者们提出“还账”于民的呼吁。

当然了，要想真心“还账”给广大劳动人民，首先必须纠正改开的错误路线。温教授说：“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去路线斗争’的中央领导换代方式，客观上放弃了以往的‘纠错方式’....同时又没有形成新的纠错机制来代替。这使得现行政治体制从本质上就是不断向下、向社会转嫁成本来维持”（《危机》P260）。

“任何激进制度在农村都要支付极大的制度成本”，“只要他们是以维持小农经济简单再生产为目的，而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这“城乡结构体制下中国产业资本得以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通过占有‘劳动力租’来参与国际竞争的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所以才有西方人无法理解的‘摆钟型’农民打工潮现象....——打工者创造的低成本的大规模出口”（《危机》P256—257）。

笔者在开头就首先说明，本文仅以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为主线索来讨论的，不涉及其它所论。

根据温铁军的所论，笔者的理解是，要真正实施以利益工农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的“人民经济”，在首先必须纠正改开以来错误路线的基础上，首先应该对“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所作的贡献”、“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廉价劳动力贡献”、“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土地贡献”（《危机》P11—30）， 这三个方面的贡献履行“还账”——

（一）对“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所作的贡献“还账”。所谓“‘剪刀差’是指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由这种不等价交换形成剪刀状差距”（《危机》P12）。那么这个“剪刀差”值有多大，还没有公开系统数据。在《危机》中披露，仅“1952年—1997年这45间，农民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12641亿元”（《危机》P12），还没有公开其后的统计数据，这应该是更庞大的数据；

正如著名学者张文茂所说：“我们目前的农产品，通过剪刀差还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我们农业的基本建设，完全靠几亿农民的活劳动积累”！

（二）对“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廉价劳动力贡献”要“还账”。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仅改开以来到2007年末，“农民工通过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上社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积累资金达11.6万亿元”（《危机》P13）。如果计算到至今，那就更巨额了；

（三）对“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土地贡献”要“还账”。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就改开以来到2007年，农民的土地贡献“合计17.3万亿元”，“在土地用途转变而发生的增值收益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获得25%—30%，真正到农民手里的已经不足10%”（《危机》P14）。

笔者大致估算，仅就上述农民的三大贡献，自建国至今，尤其是改开45年来，农民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的贡献，应该不低于50万亿元。现在我们国家早已经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照复旦大学张维为说，已经超越美国了。用国家领导人话说，从站起来，已经到了富起来和强起来了，该将这些欠广大劳动者之债，尤其是农民的贡献“还账”了。

温铁军说：“要想政改先还账”（《危机》P241），“经济问题反映政治诉求，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政府应该....先推进对工农基本群众的‘还账’——把教育、医疗、退养的历史欠账及时还上，以此达到增强群众基础与新生资产阶级政党谈判的条件”（《危机》P251）。

笔者这里是着重温铁军的农民为主线而言“还账”的，全国劳动人民也理当享用社会主义的成果。也不是把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以来从广大劳动人民所获取的劳动价值按货币价值分摊给劳动人民每个人，广大劳动人民也不会有那过分的奢望或存心，而是最急迫地恢复毛时代的免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益性福利。真正兑现最顶层曾经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宣言（《胡选》3卷P640），真正做到“知民情、解民忧、舒民怨、暖民心”的所为（《习近平•谈治国理念》2卷296）。——住房、医疗、教育、养老是改开以来资本剥削所制造的贫富两极分化最大的民情、民忧、民怨、民心问题。所以，只有如温铁军所说的“还账”于此，才是最实际的“知民情、解民忧、舒民怨、暖民心”之践。

六、借20大后的舆论动向，遐想未来结果

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理论，是符合劳动人民的意愿的，但今后的路线走向或执政方针政策究竟如何，这才我们平民们最关心的结果。

从20大前后的国内动态看，党中央似乎开始要从根本问题上，即所有制的路线方向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了。就目前网络上热传的恢复供销社的国家经营制度，按理应该是复兴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科学管理。

如果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供销社而言，就是社会的一切物资供应和收购，统统归属于国家供销系统掌控，这样就保证了所有物资需求供应，不论是国家建设的整个物资，还是如民众的吃、穿、用、行等所需，都由国家供销系统来统筹兼顾，保障了物资质量、价格、所需的安全适用。是关乎国家统一大市场、内循环，乡镇振兴，意义非凡。

还有热传的什么居民区域食堂的配备，医疗配备、社区托幼、便利店、理发、洗衣服务配备，关乎社区独立，区域配给体系建设等服务设施，亦属于民需保障供销。

至于传说的“国企混改”，说腾讯与联通，阿里与电信，京东与移动，几乎在同一天签署合作协议，关乎大型私企和国企混改。这似乎像建国初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由政权垄断的、控制绝大部分商业流通的商业体系，建立强大的公有制工农业生产体系，保障工农业生产正常、充分的发展。

上述舆论或热议信息，如果真的是复兴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广大劳动群众所关心的前面说到的四免公益性福利，或对农民贡献的“还账”也就会逐步地落实的。

如是，温铁军的“人民经济”理论是与党的20大以后的舆论或热议动向是共鸣的、吻合的，是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心愿的。

但如果在所有制这一最根本问题上还如以前所确定的两个“毫不动摇”公私同步发展，比肩等权，还要继续大开国门，迎接外国资本参与中国股份，还要以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为方针，那么近来所有的热议也只能成为人们兴奋的“中国梦”。

这就要看党中央和国务院今后的公开正式文件和公告，更重要的是今后的具体改革实践是否真的“人民经济”了。

但愿20大以后的党中央能够听取如温铁军等诸学者这样的民声建议和意见，坦诚地反思改开45年来的路线错误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的严重失误，转折资本私有化的邪道，走公有制“人民经济”的路子，那才是皆大欢喜，如民愿以偿！

 

附：温老板你开的新药方是毒药，动摇国本

原创 事无事1 新时代话筒pro 2022-11-11 12:09 发表于江西

温老板以“三农专家”闻名于世，以“为农民发声”享誉全网，以“八次危机”吊打主流经济学家，以“首提人民经济”轰动海内外。

温老板以70多岁的高龄活跃于互联网，他的粉丝超过绝大多数大V，他的演讲视频被各个平台推送，他关于三农的讲话一度被奉为圭臬。

他喜欢乡贤式乡建，推崇梁漱溟、晏阳初；他自诩他搞研究“不设立场，超越意识形态”；他说中国工业化是对农民的压榨，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工业化盘剥太多；他鼓吹资本下乡，却从来不谈一盘散沙的农村如何同强势的资本博弈；

他公开说一堆ngo组织给他钱，他周游列国（访学）没花自己一分钱；他跟著名人物茅于轼合作紧密，一起合伙搞了个农村基金，曾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任职；他还是三农领域上市公司的董事。

如今，这位超级大咖又给乡村振兴开出了新药方。

 

​

看清楚了么？

1、村集体以设施性资产、国家助农资金成立合作社；

2、合作社拿出不超过20%的股权卖给外来资本。

 

注意了，这不是通常我们理解的资本下乡模式哦，之前的普通意义上资本下乡是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来实现产业规模化经营。

这种资本下乡是可控的，也是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国家层面搞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立改革也是为了盘活农村土地，提高生产效率，助力乡村振兴。

温老板开的这个新药方，是外来资本直接入股村集体，这不仅仅是村集体的土地，还有设施性资产（包括村里的路、水渠等），以及国家助农资金，可谓是一网打尽。

是不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对，跟之前的国有企业混改是一个模子，国有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股权给外来资本，显然这不是混改的全部内涵。

温老板开出的这个新药方，也是混改，私人资本混改村集体。

明面上打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旗号，真实目的是为了给农村集体经济私有化的撕开一个口子，20%的股权看上去不多，但只要口子一开，这就是动摇国本的大事。

私人资本购买了股权，是不是在管理上就得说了算呢？

今天20%，明天是不是就30%，后天就40%，再过若干年是不是就不设限了？村集体股份化了，是不是还可以入市交易了？

 

想当年，国有企业改制改到只剩大型央企，大型央企又以“混改”为名出售股权给私人资本，在“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号召发出后，混改才出现新的方向。

如今，温老板们又打起来了村集体的主意，这不是什么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是变相的一场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私有化。

针对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改制已经完成了，难道农村也还要继续走一遍当年之路？

不，绝对不允许！本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混改村集体”！

关于“资本”，已经被定性为生产要素之一；关于资本下乡，国家层面也是鼓励的，并且做好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关于乡村振兴，是指文化、产业、生态、人才、组织的全面振兴。

温老板提的“资本混改村集体”绝不是乡村振兴的方向，相反会把中华民族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乡村振兴如何搞，确实是个大课题，也是新时代的重大使命。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有集体道路，并且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村党支部，也就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从早就富裕起来的坚持集体道路的村子，到塘约道路，再到脱贫攻坚战中的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无数个实践中的成功案例都诠释了乡村要振兴的两个关键点——集体道路、党支部。

至于资本，难道就不重要吗？当然重要，但只是一个生产要素而已！

在资本过剩的新时代，要防范资本下乡变成资本吃人，尤其是私有资本巨头。

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领导村民重走集体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村才可能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