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普遍异化——资本主义如何形塑我们的生活？

 

一、引言

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我指出了未来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三个主要威胁。[1]第一，在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和不断加速的生态退化。第二，资本主义始终保持着3%的复合增长(资本的无限积累)，其压力随着呈指数级增长的曲线的跳跃式上升而变得越来越大。第三，资本主义面临着普遍异化(universal alienation)。最后这种状况与前两种状况密切相关，通常会在国家体制之内和之间造成日益成问题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它最显著的表现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以及以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埃及的塞西、匈牙利的欧尔班、美国的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普京为代表的威权民粹主义的崛起。普遍异化也是酿成很多个人悲剧的始作俑者，例如，在美国许多“被遗忘的”地区发生的阿片类药物流行病肆虐以及因长期酗酒导致死亡(因此当地的预期寿命正在缩短)所带来的悲剧。普遍异化还反映在自杀的韩国稻农、印度农耕者、英国山农、深圳富士康工人以及希腊失业而又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屋主身上，这里只是以此为例。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普遍异化，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普遍异化”作为一个概念有着即使并不特殊、但也是问题重重的历史。虽然异化在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引人注目，但在1840年代晚期马克思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时(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消失不见了，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重新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再次出现。随后，它似乎退隐于《资本论》的背景之中，并在其后期的著作和笔记中几乎完全不复存在。

后来力图重新提出这一概念的大多数批判性尝试都聚焦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对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根本性重构少有关注。张一兵的重构是一个重要例外。他写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这一概念的“科学”展现与之前使用的

【“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之间是具有根本的异质性的。其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异化观：《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它所构成的是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虚与实的矛盾；劳动的自我异化是一种逻辑反思，是在观念中设定的。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反思。原来工人活动的对象化结果，现实地成为今天工人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工人创造的‘先有’成为‘现有’的统治者。……雇佣劳动必然创造一个由自己转化出来的统治力量——资本，这就是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现实异化”[2]。】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异化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异化概念的重构是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来完成的。后来的尝试——例如拉赫尔·贾吉 (Rahel Jaeggi)试图按照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呈现的那样重构自我异化理念——必然需要推翻针对类存在的人本主义概念所假定的“本质主义和至善论”的反对意见。贾吉质问道，“要使异化概念的关键性意义为我们所用，而不依赖于包含最终的和谐或和解的确定性，不依赖于一个完全透明的个体的想法，不依赖于任由自我或世界完全听命于己的幻觉”，这可能吗？[3]虽然她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她忽略了出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革命性重构。尽管我将集中讨论这一革命性重构，但我也会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呈现的这次革命与其说是一种认识论断裂，不如说是一种根本性重构。马克思早期的(尤其是以贾吉所提出的方式重塑出来的)人本主义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呈现的科学进路中重新扎根并重新被概念化。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调和隐含在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著作中，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被理解为一种异化劳动理论。[4]这也是我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的结论中重提“革命性人本主义”概念的用意。

那么，根据这些截然不同的构思，“普遍的”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早期马克思而言，普遍性植根于我们的类存在所固有的所谓特质中。实现这些特质的潜力被资本所挫败。生产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成果遭到否定(他们处于一种同其劳动产品及其所参与的劳动过程相异化的关系中)。与生产中的异化相伴的是异己的、却被认为是补偿性的消费主义的发展。实现自我完善的个人潜能(在社会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参与劳动的过程中)被否定。如此构想的益处在于它是有前瞻性的和有抱负的。早期著作中被激发出来的感性的和存在主义的体验仍然是重要论题。劳动与其产品、价值及其生产规划的异化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所共有的论题。问题是，早期著作中对异化的理解没有植根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成的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现实。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异化的普遍性产生于资本内在的历史趋向，包括：创造世界市场，建立无处不在的社会(阶级)关系和新旧更替关系，以及在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下将某些可确认的运动规律内嵌于人类历史中的趋向。“普遍性”是资本主义历史演进所特有的。按照价值规律和资本运动规律，劳动创造的资本反过来以直接的和间接的方式统治着劳动者。由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延伸到《资本论》的问题确认了资本运动规律和价值规律，并且理解了这些规律如何支配工人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劳动条件。政治的目标在于解放我们自身，包括在思想方面以及在政治和经济的实践中摆脱这些价值和运动规律所施加的限制。异化不限于劳动领域。

在《资本论》中，我们看到资本家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所迫：(1)尽其所能地延长工作日至其最大值；(2)为剩余价值再投资，而不满足于消费的快感；(3)通过探索和采用新技术获得相对剩余价值；(4)产生与日俱增的社会不平等和一支产业后备军；等等。不存在自由选择。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迫使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并强化劳动过程，而不顾劳动者的安危。因此，资本家必须寻找借口，使其做法合法化，抑或只是容忍他们自己的野蛮行径。许多资本家的形象深受他们不得不实施的这些行径的影响。果不其然，很多人有了一种残酷成性的倾向。另有一些人成为自恋者，相信他们拥有一种上帝赋予的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一个世界，而不论那些权利得到行使后的结果如何。他们假定其财富和福祉对于社会来说是必要的。客观条件包含着主观结果。[5]

作为动词的异化(alienate)其实包含诸多含义。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它意味着财产权转让成为他人的所有权。我转让(alienate)一块土地，即我在把它卖给别人或将其使用权让渡给他人。交换总是包含着异化。[6]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成为主要的讨论对象。一旦工人进入工厂做资本家要求做的任何事，他们就异化(转让)了他们的劳动力。但是，异化包含着一个更宽泛的含义，这导致了通常隐含在某种交换中的信任、公平或互惠的丧失。工人们“自由地”付出他们的劳动，但这是在他们遭到胁迫抑或他们同意自己所创造的价值不必归还给他们、而是被资本所占有的条件下完成的。交换是合法的，但从资本主义制度下日常生活的总体这一立足点出发来看，这种交换具有欺骗性。资本家利用工人的智力和技能、协作能力、主动性以及创新性，并且只把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价值予以回报。在既有的强制性竞争规律下，资本家必须这么做。对于劳动者而言，得到的是失落感和不公平感，是无力感和尊严的丧失，这些容易引起怨恨、愤怒和挫败。资本在客观和主观上都产生了异化。

当马克思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进行写作时，它们还只是支配着相对较小的世界一隅(英国、西欧和美国东海岸)。无休止的积累和全球气候变化尚未构成严重威胁。如今，资本(商品化和货币化)的规律和社会关系的支配作用几乎无处不在。无休止的积累和全球气候变化已构成了严重危害。不过，马克思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资本的本质就在于创造世界市场，通过时间消灭空间，进入无限积累的循环，对生产力进行革命，等等。资本在未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赢得了地理扩张，并会强化它对我们在这一方面以及最终蔓延至各个方面的控制。这主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蕴含着道德内涵的科学发现，这一点在《资本论》第1卷的文本所充溢的道德愤怒中清晰可见。在我们的时代，无限的积累导致了环境退化，从而引起环保主义者的义愤。

然而，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所带来的异化的矛盾性质。资本不仅具有破坏性，而且是一种以积极和消极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坦承了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7]。】

在这类段落中，马克思承认，个体的和某些情况下的集体异化是实现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在这种制度中，得到改善的物质条件可以实现其对非异化生活的许诺。马克思不是唯一一个认为这种牺牲和损失(即异化)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所必需的人。例如，亚当·斯密就试图调和他的道德情操论与竞争性交换的冷酷计算之间的矛盾，以表明从国家的控制中解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才能产生一种更好的物质福利状态，从而使其中的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分享。这仍然是自由主义尚未兑现的承诺。同样，卡尔·波兰尼也把个人自由的牺牲视为构想一种将惠及所有人的集体自由所必需的(比如福利国家的集体自由)。[8]

这类争论仍与我们相伴。在美国，共和党人反对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认为它违反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而相反的论点则认为，在一个人人都能及时获得充足医疗服务的社会中，所有人都会生活得更好。对异化的超越而非拒斥，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的主题。

三、当今的异化

个体和社会运动如何面对上述矛盾成为一个大问题。马克思的早期手稿中所阐明的个体心理层面的(存在论的)异化是与对世界市场中资本再生产造成的客观异化的批判相关联的。工人们可能会接受雇佣劳动的异化，以换取足够的机会获得满足其个人需求、需要和欲望的商品。异化的雇佣劳动可以由补偿性的消费主义所弥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了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如何依赖于以支付能力为后盾的、为了满足新的需求、需要和欲望所进行的无限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如何“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这种异化……表现在：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9]

这类矛盾贯穿并作用于不同的层面(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再回到宏观层面)。全球化、时空压缩、剥夺式积累、土地掠夺以及对数十亿工人(即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地理环境的男男女女们)的大规模剥削等资本主义进程产生了异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异化被身处特定地点和时代的个体感受到并体验着。

回想过去这些年我去过的许多地方以及与我交谈过的很多人，我发现我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异化几乎无处不在。例如，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劳动过程的当代形式中存在着深度异化。对劳动而言，问题不仅在于没有足够高薪的工作可选(在世界上的多数地区，这已经足够糟糕了)，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广泛的去工业化意味着淘汰了一些具有剥削性、但却有意义的工作(比如喧嚣工厂里的钢铁工人岗位)，增加了一些具有剥削性、同时又令人感觉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位)。来自政治进程(特别是传统政党)的挫折感和异化随处可见。对一个没能确保或促进更大自由、反而给个人权利和行为造成过多负担的国家机器的怨恨和不满正在增加。压制性的监管制度似乎正在促成拥护自由至上主义的反抗运动，抑或一种广泛存在的所谓非意识形态的文化无政府主义。在许多部门和地区，无意义的文书工作和监管安排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与此同时，日常生活正变得越发令人沮丧，并且如梦魇一般：在美国，反对电话和信用卡的额外费用的抗争以及在医保报销问题上的争论耗费了大量时间。官僚化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恶性程度方面毫不逊色于国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恶性关系。它们的策略是转移和劝阻投诉，而非解决问题。总体效果是，在节省家务用时的创新设施日渐丰富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时间却越来越少。问题赫然显现：我们所承诺的超越在哪里？

国家机器的工作方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肯·洛奇(Ken Loach)的电影《我是布莱克》(“I，Daniel Blake”)讲述了一位英国老人在福利服务方面的遭遇。显然，这些服务不是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为了惩罚需要帮助的人。好市民不需要帮助。这部电影使人联想到在社会供给的其他领域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警察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我们，还是为了依法监督并制约我们？异化无处不在。它活跃于生产、家庭消费中，并且在大部分的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那么，抗议活动都发生在哪里呢？在伦敦，警察杀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暴乱接踵而至，商店遭到抢劫和焚烧。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在伊斯坦布尔的加济公园，一项将中央公园变成购物中心的武断决议导致人们怒不可遏，而这遭到了警察的暴力镇压。几天之内，抗议活动就蔓延到土耳其的整个城市系统：问题显然不只是公园事件，还在于对日常生活的组织缺乏民主协商。这类抗争不是典型的劳动斗争。它们是民众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包括所有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异化的人们，无论是在生活空间、工作区域，还是其他任何地方。2013年夏的加济公园事件发生不久，巴西的一场反对交通费上涨的街头行动就像野火一般从一座城市蔓延到另一座城市，并且引发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在群众抗议中，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得到的回应却只有警察的暴力镇压和当权者的漠不关心。

人们对长期异化状态最为典型的反应就是保持被动、愤恨、抑郁和沮丧(吸毒和酗酒)，不过偶尔也会在气愤、挫败和愤怒中爆发，就像伦敦骚乱中所发生的那样。那时，人们感到不得不采取行动。他们想摧毁和破坏事物现有的秩序，想找替罪羊来加以谴责。资本家阶级馈送给他们的少数族裔、妇女和移民很容易成为谴责的对象。2016年夏，这种情绪在美国各地的众多阶层中司空见惯。它在具有广泛进步意义的1999年西雅图全球抗议之后一直蓄势待发，并且贯穿到短暂的、但却具有惊人影响力的2011年占领运动之中(在蔓延至美国各地的同时，也蔓延到了全世界)。占领运动聚焦于华尔街以及成为当代病症核心的那“1%”，结果迎接它的只有警察在“华尔街党”(the Party of Wall Street)的命令下发动的严厉镇压(几乎是无意识地肯定了政治观点的重要性)，并无情地继续以移民、少数族裔和妇女作为替罪羊。

在这样的世界里，对于右翼民粹主义以及偏执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我们不应感到惊讶。伴随着大规模的异化，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就有可能出现并一路冲向权力。不过，为什么偏偏是特朗普呢？我认为，在2016年夏，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胜选理由来劝服被异化的人们投票给他。特朗普会说：“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我已经赚了很多钱，并且我正把钱花在竞选上，因此我能表达你们的不满。”竞选期间，他曾多次对其支持者说：“我代表了你们的心声！！”但接着，他会指向他的对手：“她投身政坛是为了赚钱。看看她从高盛赚来的钱——每次演讲25万美元。”那些坐在俄亥俄州酒吧椅上被遗忘的人们会说：

【“是的，克林顿夫妇一心追名逐利。他们一直都是为了发财。我不信任他们，但我可以信任特朗普，因为正是他花的钱会代表我们。此外，他对精英很粗鲁，对移民、少数族裔也很强硬，这些我都能感觉到。”】

对被异化的、丧失了权力的、受挫且愤怒的人们而言，这种观点是难以抗拒的。特朗普成为总统是异化的产物。

但是，这种异化从何而来，它为什么似乎正在加剧并蔓延呢？首先，过去40年来生产和制造业的机构重组——去工业化——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意义的工作和为支持它们而产生的或多或少充满团结性的社区(比如在底特律和谢菲尔德这样的城市)正在大量消逝。牛津东部的一家汽车厂及其工人阶级社区(布莱克伯德·利斯地区)在1960年代雇用了2万多名工人，而这一数字到了1990年代中期缩减至2000名。在布莱克伯德·利斯地区，被剥夺了制造汽车的工作机会的异化青年开始玩飙车，并且参与了1991—1992年反抗警察的街头暴乱。令人关注的是，与从工厂到街头这种客观经历的转向相伴而生的是从追寻社会主义到追寻文化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向。无政府主义分子在2013年的巴西暴动和2011年的占领运动中表现突出。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引起了政治主体性的转变。

同理，农业的日益工业化和资本化也摧毁了一种独特的小农生活方式的经济基础。韩国稻农自杀，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失，并且同样重要的是，曾为农业活动提供有偿服务的小型农镇急剧衰败。支持特朗普和在英国支持脱欧的选票大多来自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这些区域正面临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为了找到工作，除了迁移到已经拥挤不堪和租金高昂的大都市地区，年轻人别无选择。

新的运输和通讯系统也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和消费景观。如今，复杂的编程、设计、创新、甚至产品营销的大本营可能位于美国，却在其他地区生产。装配流水线可能在墨西哥边界的华雷斯，而研发、设计和管理则可能在美国的达拉斯或亚特兰大。对公司而言，这么做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美国现有的技能可以与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无缝结合。结果就会导致美国劳动力的削减和削弱。特朗普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工人的影响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非特例。例如，德国企业对波兰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如今，这种区域性配置正遍地开花。利益主要流向企业精英及其食客，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势却日渐衰微。曾经聚集在工厂劳动周围的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凝聚力被撕得粉碎。坐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酒吧凳上或者坐在英国桑德兰的酒吧中的那些人都很清楚这一点。身处德国慕尼黑的啤酒大厅、意大利的咖啡馆和法国的小酒馆里的那些人对此也很明白。

这种趋势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不断加剧。墨西哥的一条生产线可能是由美国达拉斯的一间办公室操控的。很快还有可能出现无人驾驶的运输卡车和飞机。结果导致了全球劳动力及其就业前景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重构。在过去的40年间，有2/3的失业被认为源于技术变革。除此之外，美国、欧洲或日本的劳动力现在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劳动力竞争。19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被保护起来，可以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他们在自己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得以组织起来，以便获得更好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但是，这一特权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而遭到侵蚀，如今又进一步被推动了世界各地劳动力之间竞争的技术所削弱。这当然意味着许多地方的工作机会确实已经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认为很多工作机会流向了墨西哥或中国的看法是正确的。即使它们没有流向那里，对这种可能性的担心也是资本压低工资的一个有力工具。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拟议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底意欲何为呢？认为这些(拟议中的)协议与自由贸易有关的看法不可理喻。美国的企业精英力图建立一个享有特权的产销经济区块，与中国和欧洲相抗衡和竞争。但是，其收益不会惠及普通民众，而是会流向资本家阶级和城市精英。

我们看到的是，在某些统治阶级和企业势力的控制下，生产和交换的区域性配置得以产生。资本家创造了享有特权的区域经济活动空间，从中可以独享利益，而其背后的劳动人口却收益甚少或一无所获。美国劳动人民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的收益不比德国劳动人民从欧盟中获得的收益更多。在每一个地区的势力范围内，都存在着一种霸权主义力量。德国资本一直是欧元区建构的主要受益者，我们非常清楚有谁没能从中获益。希腊得到的是被德国和法国的金融资本榨干后的价值。美国试图建立类似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机制，以便在太平洋地区发挥同样的作用。特朗普放弃了它，尽管统治阶级会非常感兴趣。那么是谁在参与创设类似的机制呢？当然是中国。这些区域重组正遍布世界各地。其结果就是为世界各地的资本家阶级和技术精英的利益而重置了全球劳动力的动员方式。

变革正在加速。过去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纺织厂，后来搬到了卡罗莱纳州，然后又搬到了墨西哥，再后来是孟加拉国。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大概分别花了30年、40年和50年的时间，以至于最初的改变可能非常缓慢。然而，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一种难以适应的加速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呈指数增长的第二种潜在的致命矛盾。巴尔的摩的棉纺厂在1920年代发展到顶峰，直到1970年才不复存在。但如今，一直在抗拒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遭到了剥夺，他们自恃拥有的优势一夜之间消失殆尽。除此之外，世界范围的雇佣劳动力已大幅增加，自1980年以来已从20亿左右增加到30亿。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已经参与其中，还包括印度尼西亚的所有地区以及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所有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都在迅猛发展，甚至还从中国迁移到孟加拉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家。

然而，这其中也包含着不同寻常之处。工业化不再确保人均GDP的大幅上升(比如大约在1970年之前的情况)。相反，它巩固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就此来说，存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像苹果电脑这样的美国企业，利润率很高，约为28%。而深圳的电脑制造商富士康的利润率约为3%，并且雇用了大量劳动力(如今将被自动化所淘汰)。在创造价值的深圳与实现价值的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也是沃尔玛、Gap、宜家等类似的企业盈利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的配置状况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

1960年代，美国最大的劳工雇主是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现在则

是麦当劳、肯德基和沃尔玛的控股公司。在后面这些领域，劳动力供给越发不稳定。年轻人的文化与就业机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们在一家咖啡店工作6个月后就会去其他地方。从传统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是一种很糟糕的状况，但我认识的很多年轻人似乎都喜欢这样。他们说：“这太好了，我有足够的钱在几个星期里随处游荡，然后在其他地方另找一份工作临时做做。”年轻人，即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也开始习惯这种不稳定的游历型生活方式，这与工作机会不断变化的结构相适应。对某些人来说，与一个人为了生活而依附于劳动分工中的某一特定职位相比，这似乎是一种特殊的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观察到的正是如上所说的另一个世界有悖常态的现实化。

【“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0]】

四、作为总体的资本周转

但是，我们如何将所有这些都整合起来，以便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一般来说是如何运作的？这就需要把资本作为一个整体(a whole)、一个总体(a totality)来思考(见图1)。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关键环节。一是生产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通过劳动者参与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获得“增殖”(valorised)。二是变现(realisati-on)环节，即在生产中以商品形式被创造(地主、商人、金融家以及工业生产者)与国家之间。资本周转贯穿于所有这些环节。

当我考虑马克思在重构资本周转和积累的运动规律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时，再怎么强调采取这种总体性视角的重要性都不过分。例如，认为金融化是资本积累最近才具有的一个特征，是不符合实际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到了19世纪中叶，生息资本(interest-bearingcap-ital)作为一种财产关系从工业资本循环中分离出来，遂产生了显著的矛盾。有分析认为，1847—1848年以及1857年的危机属于商业和货币危机，与先前被认为是潜在矛盾的一个主要来源的利润率下降毫无关系。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描述与2007—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危机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甚至注意到，1844年英格兰银行有缺陷的制度化如何在加深和扩大这些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正如欧洲央行自2010年起发挥的负面作用一样)，而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也在管理积累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张力。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描述的历史重构，即在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权力关系中，霸权的转移(诸如18世纪从低地国家向英国的转移)是如何晚于金融化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如何通过一个强劲的金融化阶段得以实现的。

保持资本周转的动力是什么？经典的答案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关键在于生产环节。资本家在一天的开始时投入一定量的资金，在这一天结束

的价值通过市场销售而被货币化。三是分配环节，对变现资金的分配不仅存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而且存在于资本所有者时得到了更多的钱。马克思指出，利润源于异化劳动以及对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攫取。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剥削是利润的来源。不过，资本家也必须通过市场销售来实现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并将其货币化。这就假定了对商品的欲望、需要和需求，并且拥有潜在消费者所能支付的足够资金作为后盾。

图1：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周转

假如因没有需要、需求和欲望而没有了销售，或者因无力支付而没有了销售，又会怎样呢？这种情况时有发生，1930年代就大规模地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样是根本不可能有盈利的。这就会使资本家和企业停止投资或雇用劳工，从而使经济进入恶性循环。因此，制造能够实现资本盈利的需求就变得至关重要。凯恩斯式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提高国家财政支出来达到这一目标。管理总需求的策略主要是通过政府组织实施的，重点关注的是变现环节。这成为通过周转增加积累的第二驱动力。仔细研究整个资本周转内部的生产与变现之间的关系成为重中之重。当代的许多经济斗争都发生在变现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不过，这种斗争的结构和逻辑不同于发生在生产环节中的斗争。当工人进入市场时，他们是作为购买者而不是工人进入的。[11]

变现过程中的冲突发生在买卖双方之间。这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产生的斗争截然不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基于异化的利润”(在商品交易环节中获得的利润)。

如果要与诸如不断上涨的租金或宽带服务等欺诈行为作斗争，那么各种社会群体都有可能参与其中。其中不只包括工人，还有受到影响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员(店主、餐馆老板以及专家)。纽约市的房价和租金的那种飙升方式是引起广泛不满的核心因素。一场反对房租不断上涨和房地产市场投机活动的抗议活动将得

到民众中许多不同群体的支持。2013年6月巴西城市街头的抗议者，或者参加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抗议活动的人们，都不是来自典型的工人阶级(尽管许多工人最终确实加入了抗议行列)。他们由复杂的人群混合而成，包括不满的和异化的中产阶级群体，并且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和利益。巴西存在的问题是日渐增加的交通成本，以及以牺牲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社会开支为代价投资世界杯和奥运会等大型活动，更不用说猖狂成风的腐败了。食品价格上涨则长期以来一直是北非和中东发生暴动的主要导火索之一。

此外，也有很多人长期寻求创造一种异域空间，即便在一片异化的汪洋中，他们也能过一种相对非异化的生活。这种运动遍布各地，在处于核心地区的大都会的中心以及处于边缘地区的农村都可以看到。大约自2000年以来，许多大型抗议活动都是由这类团体发动的。尤其是，表达不满的城市运动频发。参与其中的往往是因城市的日常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和缺乏任何民主而被异化的人们，他们要求赋权，要求采取办法改善他们作为公民而非作为工人日益边缘化的状况。这种斗争的性质不同于围绕工厂作业的传统劳动者的斗争。随着工厂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消失，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一个前沿阵地出现在了价值的实现领域而非生产领域。

但是，用于管理需求的国家支出来自何处？如果经济处于螺旋式下滑的状态，那么税收收入就会下降。增税将减少而非增加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国家必须创造货币；它必须通过借贷和财政赤字，才能将经济推向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轨道。但是，它能从哪里借钱呢？事实证明，流通领域中存在着中介组织，它们掌握着支配剩余货币的权力，并且有权利用剩余货币杠杆在现实中创造更多的货币。这是推动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向前、向上发展的另一个力量源泉。那些有剩余资金的人想把他们的钱运作起来，赚取红利。我拥有一份私人养老基金，美国教师保险和养老协会(TIAA)对我负有信托责任，要使我的养老基金发挥作用并获得最高的收益率。TIAA提供信贷，它鼓励人们借钱并从事谋利活动。我的养老基金被指控为拉丁美洲的土地掠夺提供了资助。

但是，这笔债务意味着什么？它是对未来劳动的一个要求。我的养老基金在5年内的升值状况最终取决于劳动者在未来5年内的价值产出。养老基金只是许多从事债务创造(debt creation)的机构中的一例。这些机构还包括股东和债券持有者。因此，存在这样一些银行，它们通过储蓄他人的钱来为自己谋利。所有这些机构都想要拥有回报率，并且它们都在尽可能地通过周转推动这一无限积累的资本主义体系。

在19世纪，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但是，这种情况在1930年代开始改变，所以就有了凯恩斯主义的转向，即暂时以国家为中心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如今，资本周转背后的主要动力源似乎是在分配领域。正是分配领域中的中介在创造债务、发行信贷，而这又必须通过某种活动形式来赎回，这种形式将付给我每年5%的养老金。为此，价值和剩余价值必须在这一周转体系内被创造出来。如何做到这一点？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借入更多(委婉的说法就是“债滚债”)。在这种情况下，就催生了推动资本无限周转和积累的庞氏骗局。这就是目前全球经济的走向吗？有大量证据表明的确如此。

但是，关于创造债务，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需要考虑。债务是对未来劳动的一种要求。未来会因承担债务而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当借款在未来被善加利用时，就会产生积极的结果。不过，随着债务成为未来的沉重负担，它会迅速变成消极的，并且越发难以通过主动的价值生产找到偿还债务的方法。因此，债务就变成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偿还债务的需要。如今正在生成的是一个以债务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家对此了如指掌。例如，当抵押贷款融资于1930年代确立起来，并以鼓励工人阶级拥有住房作为美国梦的一个标志性组成部分时，人们就注意到，“债务缠身的房主不会参与罢工”。同样，债务缠身的学生也不会惹事。整个债务结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控制网络，限制了基本的自由，增强了我一开始提到的那种异化感。

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总统时，曾向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来自高盛)概述了他的新经济计划宏图，报道称鲁宾反对这一计划。当克林顿问“为什么”时，鲁宾说：华尔街的债券持有者是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克林顿的著名回应是：“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整个经济计划都被挟持在华尔街一群该死的债券交易员手中？”鲁宾说：“是的。”克林顿就任总统时承诺实施全民医保，推行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众所周知的福利制度改革，此外，他对刑事司法制度的恶性改革导致了以少数族裔为主的大规模监禁，住房金融改革则最终导致了2007—2008年丧失债务赎回权的灾难，同时，他还废除了限制银行投机活动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一监管框架。这正是债券持有者想要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是政治家还是债券持有者？在希腊答案很明显：就是债券持有者。

但是，不只像希腊这样的弱小国家受到债券持有者权力的处罚。美国2017年的税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一部债券持有者的宪章，它在为寡头们带来巨额利益的同时，长期剥夺了人民并加速了债务的创造。它开辟了一条在世界舞台上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竞争之路。其他国家能够防范资本外逃的唯一途径同样是降低其公司税。英国和中国是最早建议将公司税率降至低于美国税率的两个主要国家。与此同时，为偿还那些用来填充寡头库房的债务，美国下一步还要削减诸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必要的社会项目，而这些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成为一场骗局。每个人都明白，大多数政党和政府都是在债券持有者的掌控之下，真正的统治者相当于“华尔街党”(自1993年以来，在历任总统的大部分任期内，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都来自高盛)。因此，与政治相异化和对政党的不信任成为一种常态，随着地缘政治的对抗和竞争的加剧，债务的加速增长也成为一种常态。

事实证明，信用货币是唯一可以无限增长的资本形式。当然，其他东西也可能急剧增长。中国在两年内消耗的水泥比此前美国在100年里消耗的还要多45%。2007年，中国尚无高速列车网可言。现在它已经拥有1.5万英里的高铁线。从生产活动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方面来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惊人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做到了这些呢？当2008年中国的出口行业因为美国消费市场崩溃而同样陷入崩溃时，中国人不得不想办法重新雇用2000万失业人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到2009年初，中国有300万的显性净失业人口。这意味着它在约9个月内创造了1700万个就业机会。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中国人建造了大量的有形基础设施和全新的城市。他们消耗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水泥、一半以上的钢铁以及约60%的铜。同时，物价出现上涨。智利、巴西和澳大利亚等为中国生产原材料的国家都快速平稳地走出了2007—2008年的大崩溃。但是，水泥的消耗量是有限的。水泥使用量无休止地呈指数级增长的前景非常可怕，最终导致了中国正面临的长期的环境问题。为了支撑这一扩张，中国的债务与GDP的比率也在短短的几年内逐渐走高，随即成为债务创造游戏的主要参与者。幸运的是，中国人主要以自己的货币形式负债，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希腊或其他负债沉重的国家的厄运，这些国家被其债权人强迫实施野蛮的紧缩计划来偿还信贷。不过，中国的债务目前也被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才能偿还？

这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称，自1970年代以来，全球债务一直呈指数级增长。2008年出现了小幅下跌，但之后不久又再次上升。这就是庞氏金融和不断升级的债务危机。管理和操纵债务抵押的专家(对冲基金、私人股本投资者和投资银行)占据了上风。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掌管全球经济。特朗普任命来自高盛的专家来管理经济。他们通常不是通过生产任何东西，而是通过合法地剥夺人们的资产价值赚取数十亿美元。特朗普的财政部长史蒂芬·姆钦接管了一家大量投资于房地产的破产银行，并通过强制搬迁和用高档住宅取代平价房扭转了局面。这并非劳工问题。这类操纵者就像发生于2007—2008年的丧失住房赎回权和驱逐事件中的强盗。1992年，乔治·索罗斯通过押注于英镑兑德国马克的错误估值，在7天之内合法地劫掠了英国人民超过10亿美元。由此，所有人都对资本主义世界财富不平等的惊人增长感到惊讶。这一切对人的异化又有何影响呢？

五、结论

现在，我要回过头来重新探讨人们对资本主义体系深感不满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几乎一定会见证对债台高筑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我对学生债务运动没有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感到惊讶，但实际上，出于一些原因，它确实难以摆脱现状。对债务的延期偿付或赦免可以消除所有债务，但这也将包括我的养老基金。如果不借助其他手段来保证未来的收入，就无济于事。许多个体债务人也很难团结在一起，其中一些人已经还清了很大一部分债务，并对年轻一代逃避这种负担感到不满。我们所有人都被困其中。我们必须支持这一体系，否则就会走投无路。我们都被锁定在一个债台高筑的体系中。这似乎是产生大规模异化的完美秘诀。国家按照目前的结构无法应对，因为正如克林顿被明确告知的那样，政府完全依赖债券持有者的权力。如果他们反对这一权力，国家就会失去其金融根基。这一切的核心就在于我所说的国家与金融的勾结——中央银行(私人金融体系的顶峰)与财政部(国家内部的权力仲裁者)之间的联盟。这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困在债务的泥潭之中并取消了我们未来的赎回权的那种权力之网。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摆脱国家—金融之网的束缚？何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有很多的异域空间正在出现，人们试图过上另一种生活并摆脱债务经济。他们正在寻找某种其他的生活方式，拒绝被困其中。姗姗来迟的希望是，在某处，由于某种原因，存在着另一种可选择的治理和融资形式(或许借助当地货币)，这种形式将允许越来越多的人逃入一个拥有非异化的社会关系以及自主形式的生产和消费世界。然而，这样一种无政府主义策略不太可能成功。我们必须直面将国家与金融勾连起来的力量。希腊问题的历史进程说明了这将会多么艰难。

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我们自己才是问题的关键。积极地致力于使我们未来丧失赎回权以确保其货币强权永久增长的，不仅是那些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及其获利者。我们都被困在陷阱之中。不论是堕入小额信贷陷阱的朴实农民，还是要求确保自己的财务前景的养老金领取者，都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泥潭。除非我们明白这一点，并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使自己摆脱这一陷阱，否则我们将无计可施，除了继续推行全球庞氏骗局，并由此为金融化的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无限地创造债务和货币。在机会允许的情况下，特权阶级会利用这一周转过程尽可能地攫取个人财富和权力。自2007—2008年以来，经济复苏带来的几乎所有收益都进入了最顶层1%的人的口袋。总体来说，他们的状况不错。而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无论拥有何种财富，统治阶级对这些财富的客观异化(objective alienation)都留下了主观异化(subjective alienation)——对资本所构建的那种政治经济的异化——的痛苦残余。

总之，我们面临着一种令人称奇的状况，即资本家阶级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色，但资本总体的表现却相当糟糕。想象资本家阶级对此会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愚蠢的。他们没有动机这么做。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的动机——如果国家—金融之网、现代资本主义的巴士底狱遭到愤怒暴徒的袭击，那么我就会完全丢掉我的养老金、房产和作为金融资产的财产。这是当前形势所固有的政治困境。虽然我们的任务可能是改变世界，但革命理论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它。客观异化理论以及对其主观后果的了解是打开未来进步政治之门的关键。

【作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译者曲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察网(www.cwzg.cn)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