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最基层

　　我爷爷去世了，年过90，高寿而终；除最后几天因虚弱躺在床上（我父亲在他身边，叔叔和姑姑们也常探望照料）之外，并无卧床不起的日子；也无昏迷晕厥的磨人历程；也无恶性疾病引起的痛楚。

　　爷爷性格很好，一辈子不与别人争吵，在家乡风评很好；对后辈们也没有无端责骂，很受尊重。过去十多年，对腿脚不灵便的老伴儿尽心照料（我奶奶在十多年前被一个垃圾骑摩托车撞坏了腿，处于半卧床的状态），有情有义。

　　今年以来，他反复交代子女们要照顾好我奶奶。

　　他走的那天晚上还吃了面、喝了粥，并交代老伴儿一番，然后大约十点多的时候在睡梦中去了，很安详。老人能按照这种方式离开世界，也算难得。

　　按传统和习俗，爷爷算是“喜丧”。所以从理智的角度来说，并不应该很悲伤。

　　爷爷对我有恩情，但我长年在外奔波，很少在家乡陪他和奶奶。现实中我能为他们做的一点微末之事，就是把老屋翻盖一番，让他住得舒服一点，并在那里终老，不用像别的农村老人那样在不同的地方轮转；同时保障他的物质和资金需求。我的遗憾是没能在最后时刻陪他一程。

　　我见爷爷最后一面是在殡仪馆，看到他的面容依然很安详、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变化。

　　不少朋友都在问我，爷爷的去世是否和新冠有关？这个问题涉及到疫情对社会最基层的冲击。这个问题上，没有调查或切身感受就没有发言权。

　　有一说一，疫情爆发这几年，基层防疫一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话题。因为农村现在有很多大龄老人，而且缺乏医疗资源，是极其薄弱的环节。过去几年，由于基层严防死守（稍微有点苗头就封村），防疫还算比较成功。

　　从2022年12月初放开之后，疫情第一波冲击在城市。短时间内，城市里遍地小阳人。有些人症状较轻，有些人比较难捱。

　　整个2022年12月份，城市受到的冲击比较大，舆论界的争论比较激烈。随着时间推移，城市开始恢复生机。昨天晚上我乘高铁从老家到首都，在郑州东站中转。

　　第一次乘坐的是G2808，从宁波发往石家庄的。其里程相当于从中国经济中心长三角出发，途径中部的人口输出大省安徽与河南；在中原腹地郑州兜一圈之后，过了黄河继续向北；最后进入河北地界。这个里程涵盖了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输出大省，较为有代表性。我上车时，座位已经满员，甚至有人站在通道。有人可能认为，这是长三角务工人员返乡过年。其实这并不是全部因素。

　　我从郑州东下车之前，听到有人和列车员同志聊天，得知郑州东会有五百人下车，同时有五百人上车。这意味着不仅是长三角经济中心，郑州和石家庄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在大幅复苏。

　　第二次乘坐的是G90，从成都到北京的。其里程相当于从四川途径中原到京城，经济层面可以理解为从四川与河南等人口输出大省到京津冀经济中心。我上车之后，发现座位仍然是满员。这个层面就不能理解为务工人员返乡了。

　　我在北京西站下车时已经接近11点，发现地铁里的人员比预期的要多。当然这个情况，可能和元旦假期结束、大家要重返工作岗位有关系。这意味着大中城市之间的人员流动正在复苏，也意味着经济会慢慢恢复活力。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国家放开战略是正确的，而且很多人也在围绕新的一年布局。

　　这里我写这些东西的原因，是想我通过我的这段旅程说明疫情放开之后，对城市的冲击高峰正在过去。

　　随着城市的复苏，舆论场中讨论疫情冲击的话题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随着春节来临，返乡过年的务工群体越来越多，农村正遭遇疫情放开之后的冲击高峰。但因为农村的人们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不怎么在网络上发声。

　　然而沉默的大多数虽然声音小，不代表情况不存在。我回去之后，发现乡亲们都戴着口罩。有的人戴普通医用口罩，有的人戴着N95。

　　实际上前几年严格防控的时候，乡亲们不怎么戴口罩的，2020年最严峻的时刻也是如此。即便戴口罩，也只是上街赶集时才戴一下。现在大家都戴上了口罩，就是通过自身实际行动表明奥密克戎有一定的杀伤力，不是砖家口里的普通感冒。

　　据我了解，家乡的亲朋邻里基本每家都有成员发烧（这里没说全部）。由于没有足够的抗原检测，只有小部分人确认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小部分确认者，因为没有上报，也没有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数字中；由此认为公布出来的感染数据是严重失真的）。

　　乡村的亲朋邻里发烧的情况和城里差不多，大部分人都是两三天退烧。

　　如果手里没有退烧药（过去一段时间不好买），大概就慢一点。

　　有小部分人感觉非常难受。

　　有小部分人康复之后，会有好几天的咳嗽。

　　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之后，才能讲我爷爷去世和新冠是否有关。

　　据我了解，老家村子在2020年和2021年严格封控时代共去世了3个老人，都和新冠病毒无关。而疫情放开之后，家乡已经有我爷爷、以及我爷爷的哥哥（年长我爷爷2岁或3岁）先后离世。

　　这里我不想带节奏，也不想渲染悲情，而是实事求是地做一个侧面描述。我爷爷由于年事已高，心脏等器官早已严重老化。过去几年，基本每年都要去医院住几天（有时候是一次，有时候是两次，大致都在春季和秋季）。在疫情防控时代，我总是担心爷爷会在需要医疗时遇到阻碍（类似的事情曾经在北京、上海、西安、郑州等大城市出现过）。

　　在2022年12月初，也就是疫情封控结束之前，爷爷又出现身体不适，到乡镇医院例行检查时，被告知心脏严重衰竭、随时可能停止跳动；另外还有肾脏问题和膀胱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之前就有，我们寄希望能和之前一样，休养几天就可以回到从前；然而再也没有从前了。理智上我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但感情上一时还是难以接受。

　　要说我爷爷去世和新冠没关系、似乎也不对。我爷爷在12月下旬发过烧。

　　由于爷爷和奶奶年事已高，家人们让他们尽可能不去接触他人。但是不知道为啥，他们还是发烧了。在2022年4月份上海疫情时，我预感到放开是迟早的事，让家人准备了各类退烧药与咳嗽药，而且帮助爷爷购买了一个呼吸机以备不时之需（防止出现住院人们过多而呼吸机匮乏的情况）。

　　但是因为没有准备抗原，没有确定爷爷发烧是否是感染新冠（我父亲前段时间一直和二老生活在一起，并没有发烧）。

　　爷爷和奶奶是同一天发烧的，第二条下午的时候，两人都退烧了。我当时非常欣喜。

　　现年接近90的奶奶由于身体相对结实（虽然十几年前遭遇车祸，处于半卧床状态，但身体还算结实）一点，现在已经没事了。

　　爷爷由于多器官出现衰竭，虽然意思一直清醒，但身体更为衰弱了。就这样过了几天，就在我们期望他好转时，他在睡梦中安详地去世了。

　　客观来说，爷爷去世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太老了，各种器官不可逆地衰竭下去，类似一种“风前烛、雨里舟”的情形，随时可能长眠不起；但如果没有疫情放开之后的发烧，他可能还可以多活一段时间（也可能不会）。我爷爷的哥哥，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也是在发烧退烧几天之后去世了。

　　另外家乡村子里还有一些七八十多岁的老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健康和生命正遭受疫情放开之后的威胁。要描述疫情放开之后乡村老人遭遇的威胁，只以单个村子为样本显然不够精确，要以殡仪馆为样本进行分析。

　　爷爷火化过程中，我全程参与了包括捡骨灰在内的整个流程，有一个彻底的直观感受。而且我也了解了一部分数据，明天我结合殡仪馆写一篇文字、描述一下情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瞧瞧。

　　疫情防控的时候，强调“生命至上”。

　　现在疫情放开，相当于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在国家严格疫情防控之后，经济已经极其困难。在奥密克戎时代选择放开管控、发展经济（虽然有部分人质疑冬季放开不合理），大部分人都能理解。

　　但是我想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要忘了“生命至上”，也应该考虑一下乡村老人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