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陈志龙事件，真假很重要，但是真理更重要

　　所谓的“中国电科员工微信群怒骂领导布置加班要求”的事情依旧在发酵，根据最新的官方调查，这完全是一则编纂出的“小故事”而已。

　　然而，从4月5日当天主流舆论的沸腾方向来看，很显然这则人为打造的“小故事”的主角陈志龙，作为构造故事里一名实实在在又普普通通的被剥削者，以其骇人胆魄和论据充分的语言逻辑——特别是怒怼老板的忠实走狗（“小故事”中的董俊和黄珂林）、毫无保留地扒了所谓“管理层”的外皮，赢得了广大网友的真心拥戴。

　　而在4月7日晚间“小故事”的真相由官方发布后，许多人却又开始船头调转、屁股挪窝，控诉讥讽起了4月5日时的全网声浪……

　　OK……如果你认为：

　　管他呢，只要是谣言假新闻，就得一刀切地否定并声讨奚落假新闻背后的追随者，管他什么民意不民意……

　　OK OK OK……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也有表达声音和情绪的权力。这样的人，我祝您生活愉快，只能说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也只是说说个人想法，只代表自己。

　　1

　　事件（不论是属实还是杜撰）本身，这是导火索；而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则是“根本原因”。

　　中学时代，在答历史大题时如果你仅针对“导火索”而不谈根本原因，那恐怕是要得0分的。

　　历史上诸多战争或社会运动的导火索往往也只是一场误会或是一件很小的事端，却最后能够酿成滔天风暴。

　　半个世纪前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甚至因为一场足球赛而爆发了战争，你能说“如果没有那场比赛就不会办法冲突”吗？现实是，两国早就因为种族矛盾和领土争端蓄仇已久，这才是战事燃起的本质缘由。

　　同理，如果没有这则“陈志龙小故事”，网友们针对眼下国内严重难覆的加班现状而长期积攒的满腔怒火，就不存在了是吗？

　　鸵鸟思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迫使人们习惯于现状而日渐麻木地“认清现实，放弃抵抗”，甚至是“放弃愤怒”。

　　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如是言：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这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虚构的“愤怒的陈志龙”，竟可以引发如此规模庞大的附和者与称赞声。

　　同样是煽动情绪的谣言满天飞，2021年的成都49中事件为什么很多人从一开始即抱以怀疑态度？

　　因为「土壤」与「环境」。

　　动不动就手捧一束鲜花在那站着“无声的抗议”，这从来就不符合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也不符合我党的革命政治文化，一看就是背后有境外推手在进行洗脑、教唆、鼓动。

　　但是“陈志龙”的背后，是千千万万被「加班文化」折磨到身心俱疲的打工人，且他们在现实中通常是敢怒不敢言、迫于现实生计只能委曲求全于领导和领导的舔狗跟班们。

　　因而，“愤怒的陈志龙”和“被骂得狗血淋头的董俊、黄珂林”就成了亿万民意的大旗。

　　早已经选择躺平佛系的打工人们，突然间看到了“原来愤怒是这个样子”“原来打工人是可以发火发飙的”“原来节假日加班是可以怒喷领导的”……震惊之余，给了所有人以莫大的宽慰和鼓舞。

　　哪怕事后证明这是一场虚假的策划，但那48小时内针对该事件的全民狂欢却是真相的朴素表达。

　　哪怕之哪怕，很多人只是点了一下“转发”而已，甚至很多人迫于压力（担心领导同事会看到自己的微博/朋友圈）连转发都不敢而只能在心里默念一声“陈志龙牛逼！”——这，也已然足够参与，足够呐喊，足够助威。

　　这就是「土壤」和「环境」。

　　电影《让子弹飞》难道不是虚构的？小说《孔乙己》难道不是虚构的？但它们都可以调动亿万群众声浪，引发共鸣和追随，就是因为「土壤」，就是因为「环境」。

　　陈志龙事件真相出炉的同时，#做四休三#的话题也随即冲上了热搜，加之此前直接“爆”了的#以后能不能每个周三都放假#，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心诉无需重言烂语。

　　如果今天的劳动者们所遇到和反映的问题、困难、心声（996、调休、加班没有加班费）都能够得到圆满解决，那么谣言也压根不会有生存空间。

　　在一个其乐融融的环境里，描绘“龌龊黑暗”的谣言篇章，是不会有任何读者和信众的。

　　2

　　涉及到加班996的话题，类似于陈志龙事件的这样几张伪造出来的聊天截图，如若你扔到北欧去，是擦不出任何火花的；但是在东亚（中日韩三国），你一点就着。

　　也许你确实可以作为保守的暴力机器进行强行灭火，但是火种终归是无法熄灭的。

　　它就静静地存在着，等待着下一次被点燃的机会——不论是真事还是谣言，它只需要一个导火索而已。

　　“陈志龙”确实是假的，被一顿臭骂的狗腿奴才“董俊、黄珂林”也同样是虚构的——但是跳出互联网一眼望去，被压榨的打工人是不是真的？习以为常的“领导身边的马屁精”是不是真的？普遍的996是不是真的？司空见惯的大小周是不是真的？让法定假日得不到满格保证的调休制度是不是真的？不限于拼多多/字节跳动/饿了么等大厂发生的加班猝死是不是真的？不限于快手/阿里/字节跳动等大厂的厕所都搞过安装计时器和干脆断网（减少员工如厕时间）是不是真的？近五年来拼命扩张的“加班软件”（让你纵使下了班也得抱着手机不松懈）钉钉、飞书、企业微信是不是真的？2021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十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用以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是不是真的？结婚率/生育率/出生率（甚至现在都包括谈恋爱率）骤降是不是真的？

　　这些，难道都不是真的吗？

　　假钩钓到了真鱼，所以只需批判假钩而无需思考为什么鱼儿们会群起跃之是吗？

　　有些势力啊，“辟谣”和“追求真相”是假，给「加班文化」去罪脱敏、进而完成舆论维稳，才是真。

　　更有爹味者，拿“陈志龙”比作苟晶，这等偷换概念的伎俩属实水准过低——是“中国遍地冒名顶替上大学”为真，还是“中国遍地常态化加班、下了班也会被领导袭扰、节假日被调休制度克扣”为真？

　　1970年9月，毛主席曾怒然发问：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

　　毛主席能说话吧？他老人家是中国人吧，不是境外势力吧？

　　那么我们可以说话吗？

　　还记得三个月前的“王思聪打人事件”吗？许多网友对其赔付209万“动了心”，纷纷玩梗“求打！求打！” 随即又遭来一部分“正义之士”的讨伐：

　　怎么能“求打”呢！为了钱，太不知廉耻！

　　但是我当时还是忍不住顶着这帮爹味维稳大爷的风浪，发表了不同看法：

　　唾骂“世风日下”自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仔细深究一番世风是如何日下的，远比肆意讨伐苛责世风日下本身要更有意义。

　　正如王思聪这样的反动的资本家阶级是需要被打倒的，但同时也应该反思：我们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资本家阶级。

　　亦是正如：唾骂“陈志龙小故事”这样煽动舆论巨浪的谣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仔细深究为什么加班问题会成为社会痛点、为什么亿万打工人会对职场现实怒火冲天，这远比简简单单地惩治谣言制造者要更有意义。

　　想起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中的一段话：

　　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而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

　　3

　　现今，如果剔除周末双休，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7天，而我国以11天排在并列33位，属中等水平，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持平，超过了澳大利亚、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低于荷兰、丹麦、瑞典等高福利国家，也明显低于日本、越南等国家。

　　但是！考虑到中国带薪年假和周末双休执行得极不友好，我国打工人的实际假期必然是低得多的。

　　从工作总时长上看，2018年中国人均全年工作时长达2100个小时，仅次于墨西哥的2225个小时，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工作时长。

　　去年11月，英国《卫报》曾做了一个有关“全球各国劳动时间”的调查，中国高居世界第一，每周工作时长46小时，每天工作时长9.2小时，是世界上人均工作时长最长的国家之一，相当于英德法等国家1950年代的水平。

　　而英国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长6.5小时，“最懒”的法国人则为5.2小时。

　　曾经我也觉得法国人动不动就上街、不好好工作奋斗、真是吃饱了撑着……但是现在，我已是越来越觉得当年的自己真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真可谓掉进了旧社会蒋记国民政府的资产阶级专政PUA话术里：

　　给同志们展示一本新中国出版的旧书《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的部分内容，不要忘了我们的人民政权是通过反对什么、推翻什么、战胜什么而建立的：

　　前文有述，2021年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十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促进依法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这样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曾参与《劳动法》论证与起草工作的董保华教授，曾对该法如今的实施现状持鲜明的反思态度：

　　现在的《劳动法》处于一个不被很好执行的状态，总结来看就是高标准、窄覆盖、宽执法。

　　向历史望去，2006年时《劳动合同法》第一次审稿对全社会公布，在纸面上它是一份侧重于劳工群体的法律条文，但是瞬间引发了资本家群体的群起攻之。

　　华力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第一个站出来：

　　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没有征求浙江企业家的意见呢？

　　随后是深圳某科技集团总裁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发表匿名观点：

　　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娇’——名义上是在保护劳动者，实际上劳动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业身上。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已经非常高了，新法让成本进一步加大。

　　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关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研讨会上，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徐婷婷在发言时威胁：

　　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再然后就是洋大人亲自下场讨伐，欧盟商会直接上书给全国人大：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再再然后又是美国商会：

　　这样的做法，会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消极起来……

　　群情激奋之时，“教父”柳传志出来添柴加火“稳定军心”：

　　《劳动合同法》我们看了以后，其实还是很紧张的。我们还是太注意照顾现有企业里面员工的利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实际上这么做，还是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引起问题。

　　博弈的结果是，《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十一个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八个方面是考虑了资本方的意见。

　　全国总工会对此的评价是：

　　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让步。

　　而媒体人杨军当时的评论很直接：

　　参加博弈的仅仅是几百名专家与一些被邀请咨询的异常活跃的企业家代表，劳动阶层本身并不在博弈过程当中。谁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

　　……………………………

　　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

　　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这与今天利用所谓的调休制度对假期设置进行干预操纵、利用所谓的加班文化剥夺工人阶级的休息权，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对于超时劳动，马克思有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其本质上生产了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是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殖服务的人，才是生产工人。

　　加班的本质就是对劳动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劳动契约的强征强收，它在本就处于生产资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环境里进一步压榨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资本家阶群，亦拉大了劳资双方的差距，从而使得话语权、议价权等也在潜移默化中日复一日地形成阶级之间的鸿沟。

　　4

　　从19世纪到20世纪，从英国的工厂到美国的“泰勒制”，乃至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纷纷摇身一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美国学者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中指出：

　　从1980年代起，硅谷的办公室氛围被不断神话并被全美（乃至全球）视作榜样。在科技创业者们的刻意引导下，这种办公室氛围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学的校园生活方式，对自发性的强调，对娱乐性的压倒性关注，兄弟会般的氛围，这一切都在消解着旧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话说，过时的——对工作和闲暇的区分。

　　这一切被包装为企业文化贩卖给员工，让员工相信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自由、自主又有创造性的工作，长久地工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

　　与此同时，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在硅谷兴建包罗万象的园区，如校园般为员工提供包括免费食物、日托、医疗、健身在内的一切服务和生活便利——总有“工贼”认为这是公司为员工提供的慷慨福利，但实际是变相“怂恿”员工花更多时间在办公室里工作，甚至将全部的个人生活都托付给公司。

　　如今，这种企业文化也已蔓延至中国资本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资本家领袖胆敢公然侃侃而谈“996是福报”。

　　劳动日的长短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力量决定的，无产阶级曾经为了缩短劳动时间维持生存的权利，同资产阶级展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从英国开始，随后遍及资本主义世界。

　　1866年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提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战斗口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八小时工作制首次在国家层面立法颁布；191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的第一号公约即规定了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在旧中国，我国无产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也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争取八小时的工作目的决议。

　　1924年，中国共产党又把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和年节、星期日的休假日以及限制童工年龄与工作时间，列为工人当时最低限度的要求。

　　在工人阶级坚持斗争下，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颁布限制劳动日的国家法律、将劳动日限制在一定的长度内。

　　工人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斗争毕竟是一种经济斗争，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者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以今天宏观层面的舆论观察，似乎还要求打工人为每一个赏给你的五天假、七天假感恩戴德，并会相当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地提醒你：“一口气放这么长时间的假，可别光想着休息啊！在家要常看看钉钉、企业微信、飞书……”

　　这属于温水煮你的同时，还当着你的面明目张胆地往你屁股底下加柴火。

　　《经济学人》曾援引一项针对一万名亚洲科技公司员工的匿名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他们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提高了30%，生产力却仅仅提高了18%，还引发了病假率提高、离职率上升、精神压力、育儿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

　　这几乎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调查中的时空穿越：

　　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

　　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去年年初因字节跳动而被舆论关注的“猝死潮”，正应了19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的话：

　　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去年字节跳动的人命案发生时，已经是当月国内引发关注的第三起年轻员工过劳猝死的新闻了。

　　在去年过年期间，B站一名员工因大面积脑部出血去世的新闻就刷爆了网络，紧接着去年2月16日，上海尤安巨作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一名26岁的设计师也因加班过度在出租屋内猝死。

　　频发的猝死新闻是这个过劳时代的一个重要切面，它犹如一面镜子照射着千万打工人在资本面前羸弱的话语权。放大而言，是对自我生命控制力的丧失。

　　在“只有拼命向前跑，才能够留在原地”的现实——至少是资本所教育与告知的现实面前，不论健康的重要性如何被强调，仍然会源源不断的有人被牺牲。

　　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中有过揭露：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罢了。

　　在一个实质性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区域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下，目前的劳资局面很让人无语，早已失去集体庇护的工人阶级几乎是没有议价权和话语权的。

　　甚至，他们压根连多余的、去进行“团结”的时间都没有，连发一条“我今天好累啊”的动态都没有时间。

　　他们只是机器。

　　去年在字节跳动不幸去世的吴同学，是字节视频架构部门的图像算法工程师，一份网传的吴同学在字节git代码管理系统的提交记录显示：他从去年1月29日开始，多次凌晨三四点还在提交代码，2月9日当天更是从凌晨三点连续提交至中午12点。

　　更令人抓狂的是这个系统使用的是协调世界时（UTC），显示时间再加8小时才是北京时间，所以其实工作时间是正常时间，不是凌晨加班。

　　包括字节跳动成立不到一年就启用的美国硅谷十分流行的OKR系统（代替常规的KPI系统），也让员工头疼不已。

　　字节员工制定OKR有两种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前者指在高层提出某个目标（即O：objective）之后，各团队依次设定自己的目标任务；后者则是在团队的一般成员提出目标之后，部门负责人统一对下属的O进行认定和总结，最终形成自身的O。与此同时的，是字节每半年会依此对员工进行一次绩效评估，要求上级、同组成员、跨部门同事，平均10-20人参与，结果包含8个等级：F（不合格）、I（待改进）、M-（符合预期-）、M（符合预期）、M+（符合预期+）、E（超出预期）、E+（超出预期+）、O（卓越）………

　　这种炼狱模式及其酿成的悲剧，一年前引发了互联网大厂员工的广泛共情。

　　根据善诊最新发布的《2021年度企业员工健康白皮书》显示，针对员工健康，全行业有74.9%的企业为员工提供了多个体检套餐或可选的检查的项目，但这些项目仍然不能满足员工的健康需求，而在体检一项上，全行业的实际完成体检比率仅有66.7%。

　　在检测结果上，全行业人均体检指标异常数为8.4个。金融及保险行业员工人均异常指标数最高，达10.0个；高新科技行业人均异常指标数最低，为7.4个。

　　5

　　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牺牲与折磨。

　　可是异化了的劳动，底层阶级根本是逃脱不掉的，除非你坐等饿死。

　　所以那些鼓吹“你讨厌996你可以辞职啊”的声音，在资产阶级处于垄断状态的时下是很幼稚的。

　　初中的教科书就已给出过现状描述：

　　工人看似有签订契约的自由，但是他们不受雇于这个资本家，就得受雇于那个资本家，饥饿的威胁使他们无法摆脱被资本家雇佣、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命运。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所谓雇佣双方的契约自由，对于工人来说，是徒有虚名的。

　　几乎无解之困题。

　　按照红杉资本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的说法：

　　如果你是穷人，生活会极其艰难。你是‘中产’阶级，生活还是极其艰难。那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对的教育，最终到苹果、谷歌工作才行。

　　这其实就是现在韩国人的现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进入有“SKY”之称的韩国版“清华北大”（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再为为数不多的高收入岗位（拿到十大财阀里有限的offer）开始新一轮厮杀……

　　其后果则无需多言：

　　按时下班、正常双休、依律放假，这些让工人休息的时间是什么？表象是为再生产提供蓄力，本质则是一份人权的落地，是民本之自由的一部分。

　　工人理应享有休息与定义休息的权力，因为自由一旦被禁锢，其实对于规模化生产也是弊大于利的。

　　这也是诸多行业眼下产生“内卷”现象的缘由之一，所以我说现下这种常态化加班和调休制度实为反动。

　　恰如阶级的固化、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不仅仅是个道义问题，更是个生产层面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均达到一定程度时（任你消费主义宣传如何蛊惑、如何洗脑，穷人也没钱消费你的产品了），定然由于需求跟不上生产而爆发经济危机——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时间，要求尊严对等的劳资关系，期待充足的与朋友/爱人/父母相处的生活时长，盼望房价物价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纪就能够安享晚年——这些，放之四海皆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社会之基本，唯独在今日中国要被定义为“躺平”“废柴”“摆烂”……真乃荒谬。

　　2022年，英国61家企业和近3000名工人参与了一项历时半年的实验，在保留原有工资的前提下减少工时，每周工作4天，休息3天。

　　实验结束后，其中56家公司（占92%）选择不恢复五天工作制，继续试行四天制，18家公司决定永久改为四天工作制。

　　然而！我国的《工人日报》2月24日针对西方工人界的这一“乱像”，发表了评论文章《少上一天班，究竟“香不香”？》，称：

　　尽管近年来全世界四天工作制试验的节奏明显加快，但现在要下定论或许还为时尚早。尽管在多国试验中收获了一片叫好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地说，四天工作制一定‘没问题’。

　　《工人日报》？我建议赶紧改名吧，毕竟这种数典忘祖之事这份报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而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已经让奋斗者们很难再有兴趣和勇气去创造下一代了。

　　如今中华大地之局面，配合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阶级长征路，恰如其分地应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几近两百年前（1835年）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评论到：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但文明人却把这儿又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6

　　我再扯点闲篇。

　　有人说：

　　这次事件就是境外势力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产业企业的一次舆论战、认知战、煽动战！

　　首先，如果几张人造截图就可以打趴下一家国有企业，那我实在不知道这种论调到底是在吹捧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境外反华集团），还是在小看轻视我们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最有价值的认知就是来自于对历史的总结。

　　而向历史看去，无论是80年代的苏联国有企业还是90年代的中国国有企业，其死亡都不仅是外部势力的渗透入侵，更有内部力量的搅局主导。

　　拿军工产业来说，美帝国主义更是从来没有要求你“军工下马”、“军队经商”、“军队要忍耐”……

　　直到今天，美国人都依旧很怀念中国曾经那个自废武功的年代，美国裁军大使罗伯特·伍德仍然胆敢公开叫嚣：

　　中国应该像80年代大裁军那样，至少裁掉1/2的军队，世界才能和平。

　　其次，“陈志龙小故事”中的企业为国企，但是当前中国经过四十年演进，私有企业已经吸收了超过80%的就业人口，而资本家阶级控制下的私企又一向是无视劳动法、常态化加班、压缩成本到极致的重灾区，因而在网络上引发群情汹涌有何难以理解？

　　中国电科这家国有企业在本次舆论闹剧中确实成了一个无辜的抓手，但是群众情绪的背后所针对痛点及其祸首们，并不无辜；群众压抑已久的怒火也不该受到指摘。

　　网络上炮制并散布谣言是违法，那么现实中不遵守《劳动法》难道不同样是违法？

　　在我看来，动辄以“警惕境外势力”为舆论第一抓手，一方面体现了对境外势力的恐惧，另一方面也存在压制民声的反面现象。

　　诸如“警惕美国对我们打马列牌”的滑稽话术，简直是在对着镜子说笑话。

　　拿境外势力当老虎而不是纸老虎，一有风吹草动则草木皆兵，这是实实在在的投降主义。

　　甚至，所谓“境外势力”一旦被滥用，往往会变成转移矛盾的利器……

　　1965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曾发表过一篇声讨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文章《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 ，文中有斥：

　　他们有时装出一些反美的姿态，但是，一切政策的落足点，仍旧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跋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中曾有过点明：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共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

　　1919年，青年毛泽东高呼：

　　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有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如果还是回到大的宏观角度而论，「阶级的自由」如果被锁缚，「阶级的文明」如果被压制，那么必将羁绊这个阶级的前进步伐，后果无疑是毁灭性的，也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预判：“白匪军的卷土重来、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

　　我们不能抛开事实谈主义，但如果非事实的要素所激发的动态其本身就是事实，那么一味地清剿恐怕就是在「掩盖」而不是在「挖掘」。

　　我们党的立党兴党之魂、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八个字：除了“实事求是”，还有一个便是“群众路线”。

　　党中央刚刚时隔六十二年重提“大兴研究调查之风”，「群众路线」万万不可丢在尘土里。

　　真假很重要，但是真理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