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周期律和大盛大衰的本质是什么

 中国历史二千多年来，二十四五史，兴勃亡忽犹如昨日记忆。早在《左传·庄公十一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出自“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就已认识“尧舜禹”初创政府以来的一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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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性质

中国文明从古至今，与世界其他文明确有不同，到底有何实质差异又语焉不详。马丁·雅克曾论述“中国是文明型国家，而欧洲是民族国家。”所谓文明的定义是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以及所创的财富的总和，在此模糊宽泛的概念下，任何生活方式都可称为文明。文明概念本质上强调的是惯性，基于“利益共同体”，包括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而中国的本质是共识达成，基于“道义”，是“义理型”国家，简言之是“讲理”和“名正言顺”，论文明是“道德文明”，所谓道如大公路，分接无限多小路。故而中国文明有持续性，有尧舜禹之德，有六经、四书五经之作，有理学之大，有独立且系统的“心性”之学。所以承载诸多民族趋和，承载一切宗教趋善，所立之本乃“道义”也，即汉文明，此道义如似太阳系之太阳。

• 中华家天下和集权制问题

作为义理性型文明，兴礼乐、道德。其思想推导就来自“人”本身。所谓“孝”，父子母子等亲子之本也，人皆由父母生、父母养，故而此孝，人之本也。“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易·序卦》）故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故而孝之本，仁也，礼也。

图1，周之前的封建制，周王管诸侯，诸侯治下独立自治。伴随人口增长，至东周时产生了有道义性的列国争霸，和争利杀伐的战国兼并。当秦国完霸，秦制郡县制直到于县，与族长共治、配合。秦制经蒙古西征至欧洲，欧洲学其争霸，后反思其集权专制，得到三权分立民主制度。中央联邦总统和州政府州长皆由民选，从此时中央和地方既独立又统于一国。
 

封建制中，中央天子的政令到地方诸侯的，地方诸侯再细则制定，最终经族长到各家个人，因天子有巡视制度，是中央与家族及个人的行政反馈。当政有恶，百姓可以通过衙门讲理和巡视告知周天子两个渠道，实在无法生活下去，随时可以投奔他国他乡；因天子和诸侯皆是世袭，其天子和诸侯王主体是靠道德自省，靠人民归附。所以底层百姓有更多自由，各级首长或家族大多有道且会打抱不平，不会出现农民起义和大革命，其革命是贵族联合推翻旧王。三权分立民主制是以集权专制为参照的，首先把权力分为三，国会立法防范唯统治者意志干扰，司法讲理让官吏无法干涉结果，总统行政便在立法和司法中有程式性的执政。并且在中央和地方上，非上下隶属的合作关系，皆由公民选举州长和总统，再次在行政上不能通过任命官吏强制行使。如此保证了地区的独立性，保证了公民不受恶政逼迫，如此整个国家不会有大乱，也无法取得全国性响应，如此也实现了总体利益最大化，对于中央，主要交出的是外交权、国家安全、科技政策和环保品质权力。 

中央集权郡县制中，中央和地方是任命和隶属关系，中央是绝对权威，百官皆依附于皇权，中央政令的一切好、恶都全部表现在各家个人身上，皇帝个人的喜、恶会直接影响整个国家及未来。此高效率性，行政一刀切后果严重，懒政、堕政致次生灾难多发，比如大型工程修筑，前期不计规划和成本，后期不计劳力和预算，常常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因为基层的权力中心是宗族，尤其存在恶政后，因政令通达全国各地，一旦伤害基层家族和百姓后，连锁反应就停不下来，既无法逃避也没有第三方打抱不平，人人都感同身受，当有一地方举义旗，其响应度便是全国，故而泄怨泄愤只能靠杀人。从此宗族在集权之下的恶是赶尽杀绝、腐亲疑能、成王败寇，故而农民起义得株连别人家族，其政府平乱也得株连家族，政府与人民对立，形成每逢乱世及治乱代价是巨量的非正常死亡。此大衰即源于此，人们避无可避，唯有造反，推翻旧王朝后，大家都是穷苦人，自行仁政修养生息故而能快速回复元气。因家族是社会单位，无论是皇权还是地方官，逐渐都会用家族人，庞大的家族贪腐系统逐步形成，任由后世或皇帝怎样反贪治吏，都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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