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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软实力”在中国如何兑现?

时间:2012-06-15 16:40:54  来源:华岳论坛  作者:老田

 

意大利共产党人早期领袖之一的葛兰西,他对照分析了苏联革命胜利和西方国家革命(主要是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认为西方国家统治阶级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牢固地位,因此,这种性质的统治,无法仅仅靠通过一场直接的政治革命予以推翻,在革命成功之先,需要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被他称为“阵地战”战略。他还把列宁领导的革命称之为“反资本论的革命”,认为沙皇俄国的统治阶级地位,主要是建立在暴力统治的基础之上,只需要打碎国家机器就可以实现革命目的,这被他称之为“壕堑战”。按照葛兰西的看法,东方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地位,由于缺乏意识形态的遮蔽,向来就未能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建立起有效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所以,这种地方的革命以壕堑战为主,所以最后取得了胜利。俄国革命胜利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间展望的革命不一样,不是在生产力或者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产物。后来,法国学者高兹也指出: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强了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地位;马尔库塞甚至指出,由于发达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基本生存需要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结果反而助长了对于资本统治的接受,发展出一种新的“极权”。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虽然以“人剥削人”为特征,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间,由于技术进步和物质财富的较高程度的丰富,反而加强了资本统治的地位,这个地位表现在几个方面:葛兰西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较为强大有效(法国学者阿尔都塞也很关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性),被统治阶级由于需要得到满足从而不倾向于从根本上质疑现存制度,资本家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利润从而能够较快地取得技术进步和市场垄断地位实现全球范围的竞争优势,这三者都是资本统治得以稳固的原因。从20119月美国兴起的“占领华尔街”看,这个运动持续的时间和规模都足够,但是,未能像中东北非国家那样引发政权更迭,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发达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定性”,而政权稳定是制度较少受到质疑的重要表征。可以预言,如果占领运动不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取得根本性的进展,也就是打赢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消解美国主流社会把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运动无论持续多久,规模发展多大,只能是“消极地释放”美国社会的不满和政治反抗能量,最终给人们这样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算了吧只能是这个样子了”,结果还是回到资本统治的正轨。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开搞”,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远超发达的中心资本主义母国,正是在这个矛盾尖锐化的政治现实中间,美国认为中国的基础性制度不可能稳定,可以得到从外部操纵中国演变方向的潜在机会。1940年代末期,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指望中国内部“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成为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动力;1950年代末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指望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产生“和平演变”;最近一些年美国则大力扶持中国党内高层乃至于体制外的“普世价值派”。美国总统接见王怡、余杰、焦国标等自由派,给茅于轼、刘晓波等人发奖,都是大力扶持中国内部那些卖力推销美国牌普世价值的积极分子。
如果从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看,美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看看一些右翼网站的言论,能够轻而易举地识别出美国取得中国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强大证据。如果从大学讲坛看,美国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成就就更加惊人,在中国高校里,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大社会科学领域,近乎百分之百的教材是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则来自美国,管理学诸学科也同样如此。换言之,在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和管理学这样的意识形态领域,抄袭西方首先是抄袭美国成为一个关键的特色。美国加州大学超级教授黄宗智,有着多年来在国内高校教学经验,他惊讶地发现——中国高校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程度远高于美国,他在《开放时代》杂志撰文指出,美国高校中间,人文社科类院系还有后现代主义的地盘,但中国完全没有。
许多人指出“文化”或者“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美国软实力在中国存在着完整而周密的“传送带”,高校讲坛和译著出版则是其中最重要的链条。实际上,从1980年代开始,国内许多学界大腕和出版机构,就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美国软实力的传送带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大公子为此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不仅亲自充当带头人召集国内学界腕爷进入推销美国软实力的轨道(他是《走向未来丛书》和《二十世纪文库》的主编,这两部丛书对于建设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编委名单多属学界的腕爷),而且还以自身的官场地位为美国软实力占领国民头脑而保驾护航,从1980年代中期至今,邓公子旗下的华夏出版社仍然是出版美国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材的主渠道之一。其他两个比较有成效的出版社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出版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经济学教材方面居功甚伟;而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出版西方尤其美国的管理学教材方面则独占鳌头。
 经过中国官场和高校腕爷的强有力的传送带,美国已经成功地在中国建立起牢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当然是美国软实力超越国界的主要表现。2005年社科院刘国光老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被边缘化了,这个讲话虽然受到中共高层的重视,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还有批示,教育部还装模作样地派出了工作组去北京大学调查,据说收集完北大某院长的权威说法——“我们这儿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问题”——之后就打道回府了,这件事情结果是不了了之。但是,就在同一个北大的公管学院,一位余老师向院长平新乔建议开一门讲授《资本论》的选修课,为平院长所严词拒绝,理由是:学生学习了《资本论》之后,可能不相信主流经济学,影响总体教学效果。这个故事不那么有趣,但是很说明问题,在中国高校中间一切有悖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学说,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过是一纸空文。
特别是,经过1980年代的“非毛化舆论”动员之后,马克思主义被高官重新界定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又再次被学界腕爷深化理解为“效率优先”,一直到朱**任上明确的政策显示要“减员增效”,最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发展是硬道理”,最后“积累最大化才是发展生产力”,据说这样才符合邓小平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这样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在中国建设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有无消极意义值得认真评估。美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中国的确立,结果带来一种想象新世界新制度的方式:一切以美国的制度实践为依据,不符合的制度就是坏的,符合的就是好的。那些右翼网站的小右派对于未来变革的想象力,精确地反映了美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中国社会的成就。“非毛化舆论”在两个方面有利于确立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官学两界紧密结合抹黑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从而有效地兜售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是一片黑暗,这在反面确立了西方的制度实践优越性的结论;同时,由于“非毛化舆论”的强大,实际上认真总结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实践的学术努力是不可能进行的,非毛化确立了一种规则:毛时代和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于坏人坏事不需要认真搜集事实,而只需要给出结论,至多再给出几个与结论相似的例子或者说明就行了,一个工学博士(钟庆,网名愚蠢小猪)发现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憎恶统计数字而热爱数字模型或者举例,好像中国统计局和统计年鉴都不存在似的。其他学科的教授们也跟主流经济学家一样,视毛泽东时代为“非法研究对象”,他们不约而同地从警察局的坏警察那里抄袭了一种类似于通过“逼供信”的研究方法,低成本地搜集材料并以最方便的方式完成论证工作,这种治学态度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学术积累。因为不可能产生本土学术积累,所以,抄袭反而是最为认真的治学态度了。
因为近三十年来的政经实践(“改开搞”)是抄袭美国的,所以,美国自然地就拥有了一个中国应该向之学习的榜样地位。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指出,虽然美国总是妖魔化中国,但是中国却不敢反过来妖魔化美国,如果批评美国稍微多一点的话,显然就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改开搞”实践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宣传部感到难于承受的无形损失。正是肇因于此,中国在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战场中间,把自己绑定在一个“多挨打少还手”甚至是“不还手”的尴尬地位上,所以在软实力战争中间,不可能不一败涂地。
与美国不同,中国内部很少存在马尔库塞所称的“极权”,也不存在对被统治阶级有效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相反——如许多敏锐的精英所指出的——中国民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仇官”“仇富”现象,这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难于落实的经典体现。粗略地观察一下,在《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上,特别是在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中间,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官话体系”,这个官话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持有一种“积累最大化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但这套官话仅仅对官场人士有着功能性的作用——例如应付工作和场面(实际上官员们自己是否相信则未知),但这个官话体系对于社会成员则日渐丧失良性影响力和引领作用。而在高校讲坛上,是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优先得到讲授,这时批量生产小资白领的“社会生产线”上所执行的工艺标准,其产品——大学生经过几年系统学习之后——在思想方法和观察社会、评判正义与否的标准上,都将或多或少地与教材和讲坛上传播的思想取得某种一致性。
 大学生毕业走入社会之后,优先获得政治和经济体系中间的领导岗位,成为中国社会中间起到领导作用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对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网络兴起虽然部分地独立于官方管制,但是在这个平台上发言的人士,受教育的年限较长,也就是说,大多有着大学期间学习西方教材的经历,这个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网络言论的发言方式及其内容。许多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非常不如意,他们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中间不满程度最高的群体,有着巨大的“政治反抗能量”,但是,这些人中间用以表述自身不满的话语,主要地来自于高校教学过程,换句话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和价值标准作为批判中国社会的圭臬。也就是说,无论是纸媒体上的“官话体系”还是大学体制再生产出来的西方社会科学话语,都无助于统治阶级在全社会确立有效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进行有效的辩护,无助于消解民间的“仇官”“仇富”心态。正是出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方面的不自信心态,一切异议的声音和不和谐表述,都被官场人士认真地看作危险和威胁,关闭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左翼网站就是这种担心的体现。
不仅官方人士如此,那些体制外的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也无法确信普世价值对于国民的说服力,为了排除阻力许多小自由派不惜发出“杀左族毛”的倡议,这不是他们不知道爱惜羽毛的重要性,而是说服力的不足确实需要屠刀的威力来弥补,这是中国不谨慎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个常见病——假如没有最极端的法西斯屠刀政策就没有他们追求的实现。换言之,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成为问题的说服力,在外围国家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这对于清醒的普世派而言——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始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像“凯迪网络·猫眼看人”“关天茶舍”等小自由派集聚的网站中间,语言暴力是最为严重的,倒不是这些网友修养低下和特意去表现出自由派格外“表里不一”,而是西方的政经制度在中国三十年的实践中间显露出来的“说服力危机”使然(不能向大多数人呈现出解决基本问题的潜力),在这些自由派或者民主派看来,没有暴力镇压就没有一切,在没有实际掌握国家镇压机器的情况下,语言暴力是他们找得到的唯一选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普世派,都自动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这恰好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功能性作用一致,只有在说服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暴力机器才会显现出来;反过来,由于意识形态领导权难于建立,暴力镇压和频繁地动用强制手段就成为首选。前不久,小自由派李乾造谣说左派密谋杀人,大自由派萧功秦在海内外的网络上竭力散播这个谣言,不仅为政府钳制舆论背书,还隐隐地奇希望政府把关闭左翼网站的行为进行到底。这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反过来又加重了建立说服力或者领导权的困难程度。
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公开申说“扳倒中国”的信心,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着重大依据,中共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都已经壮大,体制内的普世价值派,甚至在2006年就策划“新西山会议”,近年则以“政改专业户”的面貌出现。而且,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中国已经相当牢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引领中国国民头脑的潜在可能性。正是在这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上,中国体制内精明的政客,以宣扬“普世价值”为旗号去凝聚体制内外的政治力量,试图在中国实现叶利钦式的巨变。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实现一次性的变革可能是十分有效的,例如在中国推动什么“茉莉花革命”之类的;但是,对于建设统治阶级的长久稳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其有效性则十分可疑,结合葛兰西对于“阵地战”的看法,显然,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意味着统治地位失去遮蔽。
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配套,共同对被统治阶级起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察框架。问题在于:中心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相对牢固的,这建立在被统治阶级不提出或者不设想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美国的占领运动中间得到了验证。反过来,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这种幸运,引入中心国家的意识形态之后,第一个后果是挑战政权稳定性,并成功动员起否定基本体制的各种政治经济舆论,这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清晰。
 
草根简介
田力为,笔名老田,独立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原籍湖北蕲春。高中毕业后当过三年职业农民,后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外资企业打工,后进入一家国有企业担任推销工作,1999年开始大幅减少商业事务,主要时间与精力专注于中国发展战略与宏观管理问题研究。老田研究援引的思想资源主要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毛泽东思想,主要关注方向为国家发展的资源问题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由于全球人地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全人类最终都必须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走适度发展之路,由于中国人均资源不足,而且无法改变在全球资源分配中间的不利地位,因此必须第一个走适度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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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评论人:试试看 查看试试看评论专辑 
博主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社会主义(包括共产党意识形态)主体性缺失病症的视角.本楼出现几处疑似病例.
 
认同楼下.如果不是互联网(这一大众意识形态联网)的出现和普及,美国在中国的和平演变或许就成功了.
从表面看.事实上.美国和平演变战略为中国精英阶层脱离人民大众主体性重新异化为社会统治阶级提供了思想意识形态依附土壤及摧化剂.而引发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连索反应及本体应激机制的启动调整)全部土壤条件基础就是当今封建官僚主义余孽、买办资本主义余孽、帝国主义余孽这三大反社会反人民的豪强合流势力毁我长城.反对维护人民政权本色.从信息理论视角.这也是一个能量场属性改变体系结构从而改变物质的实例.同时.从物质决定意识论看维护共同利益基础的重要性(既成立全民股东代表大会来抵制国企变异).摘评论人:三清道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权力斗争过程中,都使用民主作为武器,但目的完全不同。大众民主取代资本民主,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正是共同的阶级利益,才使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权贵资本买办资本越来越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扼杀当代世界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中国的大众政治。
 
 
2012/6/3 7:32:19 
[68] 评论人: chenmojishinian 查看 chenmojishinian评论专辑 
关于软实力构建问题:
中国人从上到下都认识到了中国软实力薄弱这个问题,但看这里人的辩论,发现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中国文化式的.有几个概念需要搞清楚:
1.软实力的定位:软实力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品牌“影响力.即社会中有多少人从心里认同这个意识形态品牌(即真心地赞同它,信仰它,并相信这套东西是真理).一个意识形态品牌在某个社会中征服的人心越多,其软实力就越强大.在当今世界,最强大的软实力是几大宗教,其次才是自由主义.
2.软实力的取得:中国文化浸润的人从来就认为只要掌握真理,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软实力.这是一种农业社会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和资本媒体控制信息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品牌是运作出来的,几乎和真理(社会真实)没有关系.因为资本控制了媒体,从而控制了社会的信息取舍议题设置.社会中绝大部分人是从媒体上获取信息的,媒体左右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因此他们往往认同主流媒体的信息.人民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对主流媒体宣扬的“意识形态品牌“:a)主流媒体上的信息与他们亲身感受的社会现实不一样;b)社会中有另一种更强大的媒体宣传另一个“意识形态品牌“.
3.意识形态品牌的定位:任何一个在中国做品牌的人都知道,做品牌,首先要有明确定位.在今日之意识形态市场上,中国要搞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品牌,你的目标人群是哪些人?通俗说,你要征服那些个群体的民心?你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的意识形态品牌是怎么定位的?你怎么可以从对手意识形态的受众群里找到自己的影响对象?
4.意识形态品牌的内在历史性,逻辑性与排它性:意识形态品牌是由一系列话语系统组成的,应该具有历史的延续,内在逻辑性,符合人类思维习惯,迎合人类心理弱点.它同时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排它,才能与众不同.
5.软实力运作的科学性:是基于最新的数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脑科学等一系列现代科学知识的运作.
 
美国从改开以来就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有步骤的软实力推销工作.经过30年的惊心运作,他们那一套在精英阶层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果不是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美国在中国的和平演变或许就成功了.
2012/6/3 1:41:58 
[67] 评论人:过河 查看过河评论专辑 
偶认为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模式都不算“先进”,中国人尤其不能跟在后面一步一步的邯郸学步。
 
人必然是自利的,但不必然是自私的。相信人都是自私的,问题必然无解。
 
如果是这样,不如该咋滴咋滴,在网上聊啥理想、方案纯属浪费时间哦,哈哈,BYE~~
2012/6/3 1:04:39 
[66] 评论人:大象无形润物无声 查看大象无形润物无声评论专辑 
[65] 评论人:过河
 
过河特评可别这么谦虚哦,谦虚过度了就是骄傲啦。
 
【想问一下,在全球范围内如何实现?它的根本条件是什么?】——告诉你我的思考结果:不可能实现!除非实现共产主义,全世界成为真正一家人,才有实现的可能,否则免谈。
 
人类社会这个大生态圈目前生存的基本方式以“国家”为基本单元,只能保证在一国之内通过“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和“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治理”实现该国之内的最佳生存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你想要说的在全球如何实现,人类迄今为止做的唯一一个小范围内的实践“欧盟”,其前景现在昭然于全世界面前,很不妙,(一两年前在FT中文网有人说欧元有可能代替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我就反驳说欧元自身的天然缺陷将导致欧元不可能代替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老实说,我对“欧盟”的前景永远不看好,因为人毕竟是自私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个人在不十分影响其的生存的情况下可以偶尔甚至多次大公无私一下,但不可能永远大公无私的,而人的物质生活追求和精神生活追求纯属于个人思想的变化而变化,永远无法用客观的可操作的统一标准去限制,而且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自身存在问题导致物质生活不可能是一直持续向好的正向发展,总会有经济紊乱甚至“崩溃”的时候,一国之内的人之间都存在严重的生存竞争,更不要说国与国之间竞争之激烈了,况且整个人类生存的“资源供应”也存在严重问题。
 
因此,我认为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是不可能的,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根本条件之一就是实现“物质供应丰富到足够真正的各取所需!精神生活实现真正的个人个性化人性化”!这种描述似乎有些太形而上了太抽象了有些不能够精确的表达的意味,而且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人性上讲人的欲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无穷的,无法度量的,如何能够实现真正的“物质各取所需”和“精神完全自由”呢?
 
这贴有些不着边际的神侃了,聊供过河特评娱乐娱乐,轻松一刻!哈哈,祝快乐!
2012/6/3 0:24:04 
[65] 评论人:过河 查看过河评论专辑 
大象啊,别叫俺特评员,不习惯呐,明明水平还不如很多评论员与博主,却被挂了个特评的牌子,其实难副啊~~
 
[63] 【但他们为了实现“人权”的平等和社会现实中平等“竞争”的生存,最终在“术”上却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拥有相应的可操作的手段和方法,即相应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和“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治理模式”。】——想问一下,在全球范围内如何实现?它的根本条件是什么?
2012/6/2 23:57:56 
[64] 评论人:大象无形润物无声 查看大象无形润物无声评论专辑 
[61] 评论人:过河
 
你是特评员,欢迎多指导啊!
 
我觉得前边和夏先生之间的讨论已经涉及到具体社会现实了,不是空对空的纯概念隔空比划,相应的概念就代表其背后一定的社会现实,当然这种社会现实很大程度上是指相应的宏观社会现象,而不是指张三李四这样微观的具体的某一社会事件。
 
就你说的这个“二者要相互补充”,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要互相补充,东方文明要很好的吸收和消化西方文明中的“术”,西方文明要很好的吸收和消化东方文明中的“道”,“道”做为一个终极的理想目标,东方文明已经思考的足够深入和全面,但是实现这个“道”终极目标的“术”,即相应的手段和方法,即使是西方文明经过几千年无数先贤的智慧精华累积起来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和“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制度”其本身还有先天性致命缺陷,这些先天性的致命缺陷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暴露出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问题和灾难,人类至今也无法在思想上再次升华比较理想的解决这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不要说东方文明关于社会发展与治理的指导思想“术”的“理念”与西方文明中社会发展与治理的实际手段和方法的“理念”二者之间比较好互相结合还存在一定的“冲突”地方,这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上取得一定的突破才行。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东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东方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治理在“道”这个指导思想上是对的,这个世界最终必须通过个体的人自身的克制(理性有限人权)彼此之间主动为对方着想来实现人与人之间更加的友爱和平达到共生的美好结果,而西方文明在“道”这个指导思想上主张个人个性(神圣无限人权)不可侵犯其演绎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人与人的竞争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也即“人与人之间互相惨烈倾轧的灾难”。
2012/6/2 23:38:16 
[63] 评论人:大象无形润物无声 查看大象无形润物无声评论专辑 
[60] 评论人:公民思想者夏绍春(续)
 
中华东方文化的问题是在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个“道”上是对的,这个世间(国家)要最终目的实现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和”“合”“善”等美好的关系,因此这种文化指导下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是一个不断互相融合发展壮大的过程,但是这种理想的指导思想却缺乏相应的可操作的“术”,也即缺乏相应的可操作的手段和方法,一直沿用的是“人治”的治理方式,政治治理上“人治”是无法量化的和制定统一标准的,一切由个人裁量决定,只有“法治和民主”才能够使整个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平等的公开的可操作的规范;经济上在传统中华文化中传统中华文明中“市场经济”这种基于“商业文化和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当然是不存在的,新中国成立后引入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为经济正常发展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总体上讲不可能按照人的主观提前计划规定去按命令进行微观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做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原则。
 
欧美西方文化的问题是在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个“道”上是存在一定偏差的,他们强调的个人的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严禁束缚人的个性,强调个性的完全解放自由发展张扬个性,因此在他们的指导思想下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是一个不断通过具体规则划界不断“分”的过程,也使人与人(国与国)互相之间竞争的矛盾最终必然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他们为了实现“人权”的平等和社会现实中平等“竞争”的生存,最终在“术”上却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拥有相应的可操作的手段和方法,即相应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和“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治理模式”。
 
注:这贴评论内容的主旨思想我在以前的回帖中好像讲过(好像就是草根网),但刚才找了一下没找到。这里又再次扩充了一下。
2012/6/2 23:18:16 
[62] 评论人:大象无形润物无声 查看大象无形润物无声评论专辑 
[60] 评论人:公民思想者夏绍春
 
关于详细的分论点的你我之间的分歧,我已经详细的回答你了,你没有再提出不同意见,就不说了。就“道”和“术”的关系,我针对你的这次回复内容,再次向你具体阐明我的观点:你关于【“道”是内在的本体,“术”是反映道的外在的作用】的表述是不准确的;你关于【道是根,术是苗。】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道”和“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道”是讲述终极目的的思想理论体系,“术”是实现这些终极目的的思想理论体系。从哲学上来讲,“道”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和“术”这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不是主从关系,也不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只是为了理解起来更为形象直观,可以用“表里关系”做一个类似的比喻,但不要以为在科学上讲他们就是“表里关系”,或许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有着比目前更为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治理制度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将会运行更加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个手段和方法是可以不断完善、进步和变化的,但其目的(指导思想)却应该是不变的,是终极追求的方向。因此你用根和苗的关系来形容“道”和“术”的关系就彻底是错误的。
2012/6/2 23:15:55 
[61] 评论人:过河 查看过河评论专辑 
哈哈~~,高手过招了~~
 
我觉得,光是在这些概念上辩来辩去是说不清的,还是要深入到历史与现实的实际中去。
 
当然,两位的理念中,我更倾向于夏先生一些。我感觉,西方人比中国人是有些地方要强一些【或者讲有与生俱来的一点点不同】,比如说自我意识、物质欲望、形式逻辑、细分化思维等等方面,这些不同造成的客观表现与结果就是社会组织形式与结构、对世界的认识上的差异,二者要相互补充。
2012/6/2 21:39:14 
[60] 评论人:公民思想者夏绍春 查看公民思想者夏绍春评论专辑 
哈哈,搞了半天你没明白“道”和“术”的涵义啊,那我就再说一下吧:
 
道:就是指导思想。
 
术:就是(实现“道”的)方法和手段。
 
-----------------------------------------------------------
我真正是服了你。
这是你理解“道”与“术”的涵义。这是对的。
需要补充的是:
道:是指导思想,在本质性的基础,是内在的本体,是决定性的核心要素。
“术”就是实现道的方法与手段。,是反映道的外在的作用,它反映道的本质与内涵,它本身没有本质,道是根,术是苗。方法与手段怎么成为了本质呢?方法与手段只能是量,不能够成为本质(根本性的质)。
 
 你的上面的论点是对的,可是您的论证与论据就与您的论点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之处我已经对照在回复中了,您再一次客观的看一看您的全部的回复,就知道:
是我理不清,还是您没理清。
 根本性的原则与基本点您没有理解清楚,后面的自然而然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所以您就不要继续解释了,只能是越来越乱。所以后面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逻辑性的核心是能够自圆其说,收放自如,前后如一,无论怎么说都是:万变不离其宗。
 这就是:逻辑性。您的宗是对的,可惜您离开了,难以自圆其说了,所以就缺乏:逻辑性。  
   如果我言语不周,请你海涵。多多见谅!
2012/6/2 21:25:26 
[59] 评论人:大象无形润物无声 查看大象无形润物无声评论专辑 
[52] 评论人:公民思想者夏绍春(续)
 
关于第3点“民主与法治”,我对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历史和认识,不是我在这帖里为附和你才这样说的,这个话题我单挑众多网络愤愤和他们大辩论都已经好几年了,辩论过无数次,把我前段时间反驳某大学老师的一段帖子再贴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下吧:【访客:绥远 | IP地址: 222.221.77.* | 2012/03/07, 15:56   纵观今日世界各国比较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其民主政治模式都带有各自国家自身的鲜明特点和特色,在其实现成熟民主政治模式之前都经历了符合各自国家历史、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现实的奋斗之路,其最终落实民主政治精神的具体现实制度载体都各不相同。“条条大路通罗马”正是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确写照。所以别动不动搬“现代政治学基本知识”这块大招牌来唬人,尤其是为西方马首是瞻的那些刻舟求剑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伪学者。】(“绥远”是我在某网站的访客ID
2012/6/2 20:52:16 
[58] 评论人: rosem1234 查看 rosem1234评论专辑 
“仇官”“仇富”,分配不公。
不患寡而患不均。
红军长征时期,物质匮乏,条件艰苦,也没有“仇官”“仇富”,说明红军认为分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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