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乡土文学犹垂香

本报讯“刘绍棠的小说具有鲜明突出的章回小说的风采，结构完整周延，情节安排巧妙妥当，有伏笔必有照应，设悬疑必有解答。”今年值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逝世15周年，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及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近日联合召开了“刘绍棠乡土文学学术研讨会”。

刘绍棠先后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野婚》、《村妇》12部长篇小说。另外，还创作了近30部具有艺术鉴赏价值的中篇小说。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一整套乡土文学理论。

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恩波主持会议，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作了主旨发言。刘润为提出了“刘绍棠不是一般的文学名家，而是一位文学大家”的论断。文学评论家曾镇南，重新阅读、钻研刘绍棠1957年发表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等3篇文章，认为刘绍棠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发展的眼光对待毛主席的《讲话》的，具有鲜明的前瞻性。《燕赵学术》主编崔志远将刘绍棠小说中的人物按京剧生、旦、净、末、丑不同角色特点作了归纳分类，艺术欣赏角度新颖。“刘绍棠为提高作品的艺术性，为文艺创作真正按艺术规律办事，苦苦地奋斗了一生。”刘绍棠夫人曾彩美所作的发言感人肺腑。

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段宝林、诗歌评论家邓荫柯、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周明、中国文化报社副刊部主任红孩等50名乡土文学作家、文艺评论家出席研讨会。（章正博）

　纪念《讲话》忆绍棠

刘绍棠

 郑恩波

尽管刘绍棠已辞世十五年了，但人们还是把他的名字时时地挂在嘴上。人们不称他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却依旧像他活着时那样亲切地称他“我们的绍棠”，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他卓异出众的文品和深广的影响，以及他那有口皆碑的人品决定的。

刘绍棠读毛泽东的著作很早，远在全国解放前夕，即十二岁在北京二中读一年级、尚还梳着木梳背的娃娃头时，他就偷偷地认真地学习过《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始终都是按着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方向，为大运河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五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有人摇身一变，由极左变为极右，放肆地攻击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束缚作家的绳子，使作家不是“下笔如有神”而是“下笔如有绳”的时候，绍棠拍案而起，怒不可遏，针锋相对地指出：“咱们社会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阶级性，它的党性是不能动摇，不许改变的，就像每个人要遵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样。”(《开始了第二个青年时代》)他还说他“坚决反对以辱骂毛泽东来表现思想解放，一不是心有余悸，二不是政治投机，三不想做忠诚孝子，虽被斥为‘认左为母’或‘老观念太多’而不悔，实在是经过进一步深刻认识，更加信仰他的文艺思想”(《荒屋寒舍土坑上》)。在反对、攻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恶势力甚嚣尘上的紧急历史关头，刚刚得到平反昭雪的刘绍棠，能够置个人的恩怨、得失于不顾，无私无畏地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这是多么令人钦羡的党性!

毛泽东在《讲话》里强调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与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名言：“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可是，许多年来，相当多的人把这一教导忘在脑后了，他们再也不愿意去深入工农兵群众，也不想与工农兵群众在思想感情上真正地打成一片，越来越脱离生活，疏远工农兵群众。在文艺作品中工农兵形象越来越被边缘化，他们的主体地位越来越被老板、经理、大款、大腕、富婆、买办、炒家所代替。思想锐敏、善于洞察世界的绍棠，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热情满腔地呼吁：“写农民吧，演农民吧!农民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值得写，值得演。在中国，没有哪个阶级，哪个阶层，比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更丰富多彩，对文艺创作，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第一大源泉。有心的人，有志的人，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建立乡土电影》)绍棠这一大声的疾呼，倾吐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正直的文艺工作者的心声，他们无不为之击节叫好，只有那些被歪风邪气侵蚀了魂灵的人，才说他的观念太旧。

刘绍棠非但在理论上衷心拥护、全力支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激励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及其进行的革命斗争，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实践。他的一生一直写农民，为农民写，并且有相当多的作品还是在农村写的。刘绍棠只活了六十一岁，其中有三十多年是在故乡与父老乡亲一起度过的。几十年的风雨磨砺和与乡亲们同甘共苦，使他“从思想感情到生活习惯，开口说话，为人处事和艺术情趣，都发生了返璞归真的变化”。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赋予他艺术的生命，成就了他的文学大业。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提高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平的重要性。他明确地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分明告诉我们，文艺创作必须严格地按着艺术规律办事。绍棠对此有着一般文艺工作者所欠缺的深刻理解。他根据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感触颇深地总结道：“十二岁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民联’，十三岁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队伍中吃粮，可谓余致力革命与文学凡四十余年。积四十余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革命与文学化合为一之目的，必须将革命的政治信仰与文学的艺术规律结合成浑然一体。革命与文学不是两层皮，不是水与油的掺合，甚至不是水和乳的交融，而是不分彼此，分不出你我。比水还不可分割和分解。”(《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总序)在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中，无论是文艺理论工作者、赏评家，还是作家、诗人，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或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作过如此精辟、透彻、形象的阐释，让人读过之后久久不忘的，恐怕只有刘绍棠。

绍棠正是因为用毛泽东关于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的教导作为创作的指南，所以他的小说既具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内容，又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几十年来，一直作为“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价值”的精品佳作被出版家所钟爱，被广大读者所珍藏。无论是青少年时代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夏天》，还是中年以后的《蒲柳人家》、《小荷才露尖尖角》、《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都是可以一字不改长期在乡土文学的天地里独领风骚的。绍棠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 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嫁接在一起，培育出风格独具的运河文学。当今的中国文坛上，作家队伍之庞大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在艺术上真正具有颖异鲜明风格的作家，实在是凤毛麟角。而我们的绍棠，却像他的老师孙犁一样，也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绍棠在事业上能有如此出类拔萃的建树，那是与他一生始终如一地遵循《讲话》精神，对艺术精心探索、刻苦追求分不开的。

毛主席特别重视、大力提倡艺术民主。在《讲话》中他专门地讲到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一九五六年，又提出了著名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双百”方针，绍棠对此也是完全拥护，积极照办的。众所周知，绍棠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重要的“荷花淀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对这个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学流派，绍棠是情有独钟的，因此，他全力支持、帮助一九八七年七月创刊的《荷花淀》文学双月刊，但他可绝对不是一个唯我独尊、唯我独美的文学山头主义者。作为这家刊物的名誉主编，在刊物的创刊号上，他写下了这样两句对联式的刊头语：独树荷花淀文学流派之旗帜，兼容文学界各路诸侯之精英。非但如此，他还在创刊述旨中，进一步表达了大力提倡艺术民主、作家团结的崇高志向：“各种艺术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荷花淀流派’需要继承和守真，更需要发展和革新。因此，必须充分尊重其他艺术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从中汲取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荷花淀》文学双月刊绝不会对其他艺术流派的作家和作品采取轻视、贬低、对立、排斥的态度。”这段有板有眼的文字，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绍棠那诚心实意地贯彻“双百”方针，推行艺术民主的大家风采。

心里无私天地宽。绍棠重视艺术民主，追求人际关系融洽、和谐的夙愿，到了垂垂老矣的晚年，变得尤为强烈。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春节，即一九九六年二月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上的新春杂感《唱一出八仙请寿》中。在这篇凝聚着孩子一般真情的文章里，绍棠首先肯定了“四只黑天鹅”(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兴旺景象，是北京文坛‘四只黑天鹅’比翼齐飞带出的局面。”接着，在情真意切、真实确凿地讲述了各自的成长历史的基础上，感人肺腑地发出了呼吁：“共产党员应该是团结的模范。”最后，他大声呼吁：“民间有句俗谚：一个人唱不了八仙请寿。我一向主张，‘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求同，‘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存异。林斤澜的‘怪味’，邓友梅的‘京味’，浩然的‘苍生’，维熙的 ‘大墙’，王蒙的‘意识流’，我的‘乡土’，赤、橙、黄、绿、青、蓝、紫，各逞其能，各显神通，如持彩练当空舞，何必‘大一统’，何必论高低，何必定上下?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自有确论。‘来，来，来!你来，我来，他来，大家一起来。一个人唱歌多寂寞，多寂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多快活……’五十年代的歌，大合唱。”绍棠这种讲究艺术民主，珍惜昔日的团结与友情，渴望重整少年行的美好愿望，完全符合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在“艺术方法和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的精神。在这方面，刘绍棠无疑是起了表率作用的。

前些年，贬低、嘲讽、攻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逆流，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然而我们的绍棠，却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每年他都写下了独特见解的文章。有一年，为了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他竟一口气写了六篇充满革命豪情的杂感、随笔，读起来委实令人振奋，从心眼里感到痛快。在这里，我们不妨摘出几段，以便加深对这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诚卫士的理解和了解。例如，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界的错误导向，绍棠尖锐的批评道：“把思想解放片面理解为‘突破禁区’，比大胆儿，导致了胆大妄为，否定一切。在文学领域，否定毛泽东，否定鲁迅，否定民族文化，否定革命传统，竟然成为获取名利的捷径。”(《刺耳未必是噪音》)还如，在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时他写道：“当今的世界，存在着阶级、民族、国家的差别，国际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侵蚀活动，如果我们不牢记和严守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的教导，政治立场发生动摇，思想信仰便会发生混乱，甚至堕落为供人驱使的内应力量。”“‘二为’方向绝不能动摇，绝不能改变，绝不能打折扣。动摇、改变、削弱‘二为’方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便会蜕化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目标始终如一》)再如，他还多次呼吁文艺应该立法，“在为文艺立法的总原则中，应该比照宪法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文，重申和确认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意义和主导作用。”(《感言》)这些铮铮有声的话语，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最强音。

刘绍棠，大运河之子，当今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领军者。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洗礼，他的作品和人品，特别是他的鲜明的文艺思想，在未来的文艺创作中，必然会被后人更加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