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石：第九集 《诸子说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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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子说石（目录）
（一）老子其人
（二）《老子》其书
（三）老子批判
（四）毛主席谈老子
（五）老子说石
1、今本《道德经》
2、马王堆《道德经》甲乙本
（六）老子说石简评
 
 
一、老子说石
 

（一）老子其人（前571——前471，？）
关于老子其人，如同他的著作《老子》，也是“玄之又玄”、云里雾里。
单说卒年就有多种说法。司马迁就已说不清楚了：“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古时寿短， “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一百六十多岁甚至二百多岁的人，几乎是没有的。
胡适说老子没那么高寿，大概比孔子大二十多岁。孔子活了七十三岁，老子活了九十多岁。这多半也是猜测。誉为“信史”的司马迁都说不清，“疑古派”胡博士岂能说得清？
上面引自“百度”的老子生卒年前“571——前471”也活到一百岁了，恐怕也靠不住。
关于老子的生平，最早也最有权威的说法，应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他接下介绍老子对孔子开导的话及孔子对老子是“龙”的评价。还详细介绍老子的后裔：儿子名宋，为魏将；宗之子名注，注之子名宫；宫之玄孙名假，汉孝文帝时为官；假之子名解，为胶西王——卯之太傅。
 司马迁写《史记》，除了利用汉初“石渠阁”“琳琅阁”所藏史料外，他还亲自到各地实地考察、采访。现代考古已一再证明，他所记载的史实是可靠的。
然而，先秦史学界关于老子生活的年代却一直有争论。
司马迁认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孔子曾向老子问礼；
范文澜老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老子名李耳，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才出生的，属战国后期，连孟子都没提到他，只有庄子才提到；
郭老《十批判书》说：“至于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我看这个人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老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而《老子》这部书是什么时代的书？……很可能，老子出生在孔子之前，而《老子》这部书是后人依托之作。”
高亨认为老子非李耳而是老聃，并作了详尽考证：认为古时有“老”姓而无“李”姓。《战国策》才出现“李姓”。老子原姓“老”，后音转为“李”。
然而，仍有反对意见。有“朔雪寒”者著文反驳。
该文肯定高亨认为老子姓老而不姓李是“符合事实的发现。” 同时又列举史料证明高享所说的“老”转“李”是音转之误，并举例证明春秋时已有“李”姓。
该文杂取史料与传说，较为详细提供了老子身世为人不详的情况：传说老子生母因吃了李子，故将儿子的姓改为“李”。因为耳朵奇大，故称“李耳”(又称老子原姓“老”，耳大称“老聃”；又是老三，故称“季聃”。)
关于老子生于楚地鹿邑因而是楚人之说，他加以否认，理由是：根据传统，周王室守藏室之史，这个职位一定出于世家，不是王族，也是周朝太史家族。周王室“守藏室之史”（周王室管机要图书的史官）是接近王室中枢的机要“史官”（比当今国家图书馆长地位与作用要重要得多）。周王室绝不会让非王族的外人——楚人担任此要职（况且楚人生于荆楚之地，属蛮人，而非齐鲁燕晋诸藩族）。由此，他根据历来史官有“子继父业”的传统（至汉代仍如此，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为“太史”），推断老子先祖亦是世袭的史官。
那么，老子为何又跑到楚地、当了楚人呢？该文提供了一个符合史实的情况：春秋末期，周王室内乱，留守旧都镐京的王子“朝”与东迁洛邑的周天子分庭抗礼，失败后带着周王室大批图书、礼器逃往楚国。身为“守藏室”主管的老子自然随之奔楚。王子“朝”兵败后不久被暗杀。作为同党的老子为了逃避追捕，曾逃往陈国，后又逃回楚国，在苦县（今鹿邑）隐居下来。他为掩人耳目，隐名埋姓，将本名“季聃”，省去笔划，改为“李耳”。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史记》中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老子是春秋末人物，与孔子同一时代。孔子曾向老子问礼；
二、老子由“老聃”改称“李耳”原自王子“朝”之乱。他为避难，隐姓埋名，改为“李耳”，自称楚人，生于楚（也有称其生于陈的，因他也进到陈国。）
三、有学者责疑司马迁的话也不十分可靠，认为《史记》中提供了多个老子：李耳、老莱子、太史詹。哪一个是对的？司马迁本人也不能确定。
我则认为，这不仅不能证明司马迁说法不可靠，而是说明他“秉笔直书”的严肃性。既然他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也就是说，老子“周守藏室之史”是真的，与孔子同时代，孔子拜他为师，那么，后面的种种，诸如老莱子、太史詹，甚至“老彭”（即彭祖），都与孔子不相干，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司马迁只不过如实记下他采访到的，当地父老提供的这诸多传闻罢了。
老子由于被李唐王朝认为先祖，封号比孔子还阔：孔子只封了“文宣王”，老子则封了“皇帝”。试想，子孙都当了皇帝了，祖宗岂能不追封为“皇帝”？正如朱元璋一当皇帝，他凤阳老家本穷得叮当响的祖宗三代全加封了帝号。
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老子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跟着“效颦”，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这全是封建帝王一种很可笑的自私自利心理，希望借此能江山永固、子孙恒昌。
 
【附录】老子年表：
老子大约于周灵王元年（鲁襄公二年、宋平公五年、公元前571年）出生于陈国苦县。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即李耳，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老子任周王室守藏室史（主管典籍的太史）。之前，老子跟随常枞（商容）学史。
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老子因受权贵排挤，被甘简公免去守藏室史之职，出游鲁国。在鲁国巷党主持友人葬礼，孔子助葬。时孔子17岁，问礼于老聃。
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老子被甘平公召回仍任守藏室之史。
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离上次问礼十年之后，二十六岁的孔子去了东周洛邑，拜访老子。
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老子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携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室史一职，回故里居住。后去往秦国，确切年代不详。
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周游列国，南至老子故里向老子问学。
孔子一生少年、青年与老年，三次拜访老子。
大约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老子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败，西行至函谷关。守关的尹喜很敬佩老子，听说他来了，非常高兴。尹喜对老子说：“先生出关，得留下一部著作。”老子听后，就在函谷关住下。几天后，他交给尹喜一篇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老子就骑着大青牛走了。相传归隐修炼于景室山（后更名为“老君山）”。
相传老子长寿，大约于周元王五年（公元前471年）死于秦国，享年一百零一岁。
《庄子·养生主》有：“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老聃逝世，有位叫秦失（又作佚，音逸）的朋友去吊唁，哀号三声就出来了。所谓老子出函谷关后，“不知所终”的说法也不十分可靠。
另有一说，老子出函谷关，隐于终南山北麓（今西安南面尚有“楼观台”，并存《老子》楼观台本。）
（引自“百度-百科”，略有增删，聊备一说。）
 
（二）《老子》其书

（文物出版社：大字本帛书《老子》甲乙本）
 
老子的生平、身世基本弄清楚了，那么，《老子》其书呢？
郭老认为“人”与“书”不是一回事：人在前，书在后。他认为春秋时士人还没有著书的风气，孔子、墨子都没有，老子也不会有。《道德经》文字掺入很多战国的色彩。
为揭开《老子》一书作者真相，郭老根据《庄子-天下篇》分析稷下学宫道家三派——宋研（左旁为“金”）、尹文派，田骈、慎到派，环渊、老聃派的演变。
宋、尹派演变为杨朱派。杨朱非孟子所骂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而是对人很宽恕的，甚至连小动物都舍不得伤害。这一派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更是了不起的对宇宙、物质的哲思。（孟子、荀子虽攻击杨朱，却尊称“宋”为先生）
田、慎派演变为法家，即申不害、韩非一派。
老聃、环渊派演变为关尹子、庄子一派。庄子对老、关这一派赞赏备至：“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将其当作道家正统。
郭老认为：三派中，宋、尹志在“救世”，慎、田贵在“尚法”，都还没有脱离现实，而老、关则只想“独喜其身”了。
通过缜密的论证比较，郭老得出的结论是：老子《道德经》出自环渊的《上下篇》，后经过关尹甚至韩非的整理（《韩非子》中“喻老”是韩非的。“解老”非韩非的，疑出自关尹后人之手，略早于韩非）。他们保留不少老子的遗意（即文中的“圣人”的话）。
郭老认为“环渊”就是关尹。汉人望文生义，将关尹变成守关之“关尹喜”（“关尹喜”本意是关尹“欢喜”），又编出守嘉峪关的关尹喜见“紫气东来”、老子骑青牛过关，便留下他写下《道德经》五千言的故事。
郭老晚年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基本上坚持上述观点：“传世的老子《道德经》实纂成于战国时的环渊。《史记-孟荀列传》曾经指出，楚人环渊学黄老之术，著上、下篇。这就是《道德经》的上、下篇。……这本书的词藻多半是环渊的，其精神则是老子的。”
这方面，郭老的推论仍显证据不足：环渊著上下篇，怎等同于《道德经》的上下篇？有文字的证据吗？无文字证据，凭什么说“这本书的词藻多半是环渊的，其精神则是老子的”？再说，又凭什么说环渊就是关尹？
实际上，因书中文字有“战国色彩”，就断定《老子》是战国人写的，也缺乏说服力，因古籍辗转抄写，后人篡改的很多。不能将篡改者当成原创者，这应是常识。
郭老博学，又善于做翻案文章。他的论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冯友兰也认为《老子》不是老子写的，乃是后人所假托。
比较起来，我还是更相信二千年前司马迁的话，而不太相信二千年后学者们的推论，就像不相信“古史辨”疑古派胡适、顾颉刚师生的话一样。
《老子》五千言，文字古奥简雅、富含哲思，很多是四字一句的韵体诗，格言式的，与战国诸子的散文体并不相同，与《诗经》倒更接近。
早有学者认为也不是老子一人凭一时之兴写的。老子是“守藏室”的史官，饱读三代典籍是肯定的。《老子》一书实际上是老子据三代典籍中的箴规、格言按“道”与“德”即自然与社会两大方面，加以归纳、编纂而成的。战国诸子引用《老子》的多，并无写《老子》的能力。
我较为赞同上述这种观点（可惜忘了这位“学者”是谁了。）
只要研究一下《老子》一书版本的历史，对此就更明白了。
因写此文，读了《帛书老子（甲乙）校注》（高明撰），看了张岱年与高明的两篇序。
张岱年认为，从《老子》与《论语》有相同的文字看，如“报怨以德”，“足证孔、老同时的传说并非虚构。”他同时从《论语》无“仁义”一词而《老子》有，断定《老子》不可能写定于春秋末，而应写定于战国初。
实际上，“人”与“书”未必是同时的。春秋时只有官书“五经”而无私人专著。《论语》与孔子也不同时，由学生编纂于孔子身后。《墨子》一书亦如此。这并不能否认《论语》《墨子》是孔子、墨子的书。为何独独否认《老子》是老子的书呢？
关于《老子》写本，张岱年认为汉初便有不同的传本。帛书《老子》出於汉初，应是最古的写本了。
花了极大功夫校注帛书的高明先生是古文字学家，对《老子》写本及版本如数家珍。
他认为汉初《老子》传本虽多，至魏晋几乎绝迹，传下来的多为魏晋后本。汉及魏晋之后主要有以下四种：

1、西汉严君平《老子指归》： 《华阳国志》记载的汉代严遵（隐士严君平）的《老子指归》13卷（隋时仅剩残本6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其“序”不谈是“残本”，将其定为“伪书”。帛书甲、乙本出来后，发现“指归”本文句虽与今本有异，却与帛书相近，证明此书不伪。

2、西汉河上公注本《老子道德经二卷》： 初载于《隋书-经籍志》。河上公为汉文帝时人，隐居于河曲，故称“河上公”。因《汉书-艺文志》没记载，唐刘知几怀疑河上公注本是“伪书”。据帛书甲、乙本勘校，书中讹误尤多，不仅非西汉人所注，且晚于三国魏时王弼本。

3、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初载于“隋志”，至宋已不易得。宋晁说之认为此书不分“道、德”“上、下”：“犹近古与？”认为更接近原始“古本”。

4、唐傅奕校定《古本老子》： 北齐彭城人从项羽妾冢中所得。宋代《老子古本集注》、元代楼观台《道德经碑》皆宗此本。
以上四种，尤以“王弼本”“河上公本”最为盛行。“王”本文笔畅达，为文人学士所重；“河”本通俗简要，道家门徒及平民百姓流传。
唐玄宗开元御注本，始创异本合勘之风，实乃多以“王本”“河本”为底本。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一出，因是汉初，乃最古之本。甲本用篆书抄录，无避“邦”讳，应在刘邦称帝之前；乙本用隶书抄录，避“邦”讳，应在刘邦称帝之后。
甲、乙本可以纠正《老子》各种写本、版本之误，如朱谦之认为“王本”劣于“河上本”。高明将二书与甲、乙本校对，“王本”更接近帛书，凡朱氏认为“王本”错的，反反而是对的。
同时，高明指出甲、乙本只是一般学生读本，错讹太多，并非善本。其价值在于抄写较早，“近古必存真”，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误，还《老子》古本的真面。
（三）老子批判
马克思主张批判性思维，认为“怀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知态度。他说人们应该怀疑一切，特别是对“既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权威和宗教信仰，以及道德和伦理观念。”
显然，要想批判，必先怀疑。怀疑是批判的前提。
毛主席也赞成马克思“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观点。他说：凡事都要问几个为什么？绝对不要盲从，绝对不要当奴隶主义。
根据两位人类导师的话，再来看一看《老子》。此书思想博大精深，有的文句隐晦如迷语。书中的核心是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
老子的糟粕在唯心论与唯心史观。范文澜老说他已比孔子复古还厉害：孔子只复古到西周，复周公之礼；老子则复古到三代之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小国寡民”。
老子精华在辩证法，看到万事万物的矛盾对立与转化：阴阳、刚柔、正反、强弱等等。
老子与孔子不同，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大哲学家。这一点，黑格尔早就看出来了。黑格尔说老子是哲学家而孔子不是。老子懂辩证法，孔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只是伦理学家。
黑格尔与老子相差二千多年，二人正是在方法论上有共同点：二人都是辩证法大师，又都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主张“道”，“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有形的“万物”——物质是无形的“道”生出来的。黑格尔主张“绝对理念”，宇宙自然界的一切，也是由看不见抓不着的抽象“理念”造成的。
从哲学上看，《老子》的核心是什么？是“道”，是辩证法：“一阴一阳谓之道”。
从政治上看，《老子》的主张是什么？是回归原始氏族公社（“邦国”），“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从权术谋略上看，《老子》的见解是什么？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他特别欣赏“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故唯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也。”水最柔也最弱，姿态也最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然而，水又最刚最强：“水滴石穿”、“水淹七军”、水能灭火。
正因为如此，对《老子》的评价也多种多样：道家将《老子》视为“养生术”，法家将《老子》称为帝王“南面术”，兵家将《老子》称为“兵书”，等等。
几乎可以说，对老子的态度，构成了一部“中国哲学批评史”。远的不说，近现代就有诸多很不同的看法。仅举二三大家为例。
范文澜老说：“老子看到历史上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总结出一些含有朴素的唯物论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他所代表的没落了的贵族领主阶级的地位……憎恨发展，主张清静无为……主张倒退复古。”
范老将封建制定于西周，他所说的“贵族领主阶级”不是奴隶主贵族，而是有别于地主的封建领主（有封地者）。范老认为，儒家复古，止复到西周。道家却想复到“结绳而治”的太古。（《中国通史简编》）
郭老将封建制定于春秋战国之交，因而别有看法：“老子代表那些破落的奴隶主贵族，看到奴隶制的崩溃，又不能转向新兴的封建势力。因此，他用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的本体，代替商周以来的人格神之天的至上权威，同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相对立。”这个“本体”便是“道”。
郭老认为，老子否定传统天命论的同时，也“走进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死胡同。”“他幻想把历史拉回到原始世界，摆脱奴隶制行将复灭的灾难，具有复古主义的倾向。”
郭老肯定“《道德经》中的精华是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但又因老子主张“虚无”，最终否认现实的对立斗争，一切都归于“无”，又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素，扼杀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迷雾中了。（《中国史稿》第一册）
冯友兰也是认为老子其人与其书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时代，因其中有战国才有的“名家”思想的存在。他分门别类对《老子》一书的思想加以分析。
关于“道，无名”。名家揭示出“有名”与 “无名”、“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区别：世间有“形”的总有“名”，无“形”的则很难命名。“道”与“德”就是属于无“形”而难命名的。之前，人们注意的多是看得见的有“形”（ “形而下”）的东西，而忽视还有“超乎形象之外的”无“形”（ “形而上”）的事理。
《老子》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得出的，都是平常道理；能命名的，都是普通名字（“形而下”）。天地开始时，什么名字也没有；有了名字，万物就生出来了。
关于“为人处世”。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道常理，叫明白人；不知常理，瞎搞，肯定坏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主张“清心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祸害没有大于不知足的，罪过莫大于总想贪点什么。
关于“政治理论”。道家和儒家相同的是，都主张“圣人”治国；不同的是，儒家认为“圣人”要多做事，道家认为“圣人”要少做事，特别是不该管的事，最好是少扰民，称“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这一套灵不灵？冯友兰没提供结论。
应该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时是灵的，如汉初。在历经数百年战乱之后，汉初崇“黄老”、“讲无为”，休养生息，带来“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上连年征战，国库宝虚，虽打垮了匈奴、收复河西走廊四郡，却使西汉迅速衰落下去。“独尊儒术”更是祸害中国思想文化二千年之久。
对于《老子》研究借鉴与实践运用得最深最透的，是毛主席。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他对老子的关注甚至偏爱是自然的。为了充分了解这一点，值得用专节加介绍。
 
（四）毛主席谈《老子》
毛主席与老子其人其书的关系很深，可以说超过与诸子中的任何一位，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他几乎一生都在谈论老子：
从《讲堂录》上记载，1913年春，毛主席二十岁，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后并入一师），开始接触老子并有所评论。此后，他从少年、中年到老年，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年代，终其一生，时不时都会谈到老子。
其二、老子的辩证法经过消化吸收，已成为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1936——1937年他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及写《矛盾论》，一再引老子的话，便是例证。
其三、毛主席认为《老子》是“兵书”。这是他独特的见解。特别是他将老子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运用到炉青纯青的地步。“转战陕北”是其这一军事思想的精采运用，几乎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其一、毛主席偏爱老子，终其一生“谈老”。
1913年底，他在《讲堂录》中记下《老子》的话：“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毛泽东早期文稿》）
三、四年后，1917-1918年他就以批判的态度引用《老子》，发表于《新青年》的名文《体育之研究》中写道：“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老子曰：‘无动为大……然予未敢效之也。’”他认为，人是动物，以动为上。所以，他不赞成老子“无动为大”的观点。
1917年暑假，毛与同学肖子升沿洞庭湖“游学”五县，于宁乡遇隐居的刘翰林。毛告诉刘翰林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与《庄子》。当刘翰林考问 “老、庄”二书谁的评注最好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写的，最好的《庄子》注则是郭象写的。”（肖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可见他对各种《老子》注本很熟悉。1965年1月，毛对来访的斯诺谈《矛盾论》时也谈到《老子》，说“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这么多注本，他未必都看，但他学生时代钻图书馆自学，肯定看了不少，否则不会知道王弼注本最好。）
1918年他在读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空想）之社会而已。” （《毛泽东早期文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主席批阅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一段长批语，其中有：“……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福所伏。——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
1937年8月，毛主席写《矛盾论》时，再次引用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福所伏”的话。当时红军长征刚到达陕北不久，处境十分艰难。毛主席写《实践论》与《矛盾论》，为的是让全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正确认清复杂形势、促进矛盾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转化。
1949年11月，他与家人团聚，闲谈时对儿媳刘思齐说：“我不信老子的学说，他提倡出世思想，清静无为。”
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五八年“大跃进”，一股敢想敢干、大干快上的热潮席卷全国。文化上的“革命浪漫主义”潮流也十分高涨，民歌风起，几乎人人都可以当诗人。作为楚湘文化孕育出来的伟大诗人，毛主席一向是浪漫气息很重的，先想到楚湘文化的《离骚》与《老子》是很自然的。
“先学”“后学”，与文学与哲学深浅、浪漫主义“积极”与“消极”也有关（当然，也不能把老子当成光有消极 “出世”思想的人，他还有“满招损、谦受益”的辩证法。）当时中央主持一线的人正十分发热，“浮夸风”“共产风”为害甚烈。相比之下，毛还是较冷静的，连续召开郑州、成都、南宁等会议，意在降温。
1959年10月23日，国庆十周年过后，毛主席外出赴南方视察，带了一大批书，他开的书目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在全国还是一片欢庆节日气氛时，毛似格外冷静，才会想到读十几种关于《老子》的书。11月底在杭州政治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引用《老子》中的一句话，说：“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谈的是粮食问题。他赞成藏粮于民，甚至说下面可以“瞒产”。他说“瞒产”比“浮夸”好：“瞒产”无非少报一点、多留一点，粮食还在；“浮夸”则完全无中生有、弄虚作假，到头来害人害己。（中央文献社《毛泽东传》）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主席有六次讲话，谈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第五次讲话中谈到老子哲学的性质：“《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
因为当时哲学界对此看法并不一致。冯友兰、任继愈、汤一介等认为老子是唯物的，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关锋等认为老子是唯心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后毛主席在《哲学研究》关于争论的综合材料上对双方的论证有几一句批语：“当然这是推断，还需要证实。”
到了1960年8月，他在接见民主党派代表时，知道周建人（鲁迅三弟）也写了老子文章，是主张老子是唯心论的。他说了这样的话：“怎么会把老子哲学看作唯物论呢？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周建人：《难忘的怀念——怀念毛泽东同志》）
（1968年10月，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讲话中，毛主席再次提到老子研究：“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 ）（后任继愈自感证据不足，也受毛的影响，在1973年《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改变了看法。）
1964年毛主席与周培源、于光运就日本坂田昌一文章发表谈话：“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他认为连马、恩都没讲清楚。列宁只谈了唯物论，也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 为什么说老子没讲清楚？《老子》：“不出门，知天下。”“圣人不行而知”。不出门，怎知天下？不行怎能知？不实践，怎能认识？老子何止没讲清楚，而是讲歪了，跑到唯心的“先验论”那边去了。
1963年5月毛主席在修改社教“前十条”时写了一段话（后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主席欣赏老子写短文章，《老子》只有五千字。1965年11月，毛主席在专列上听李葆华（李大钊之子，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汇报时，就《毛主席语录》说了一段话：“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安徽人民出版社《政治风云》）
1972年7月——1976年8月，在毛主席晚年读过的“大字本书目”中有两种线装书：高亨《老子简注》、马叙伦《老子校诂》，又因读马氏“校诂”，增印《马叙伦学术论文集》、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之前》二书的大字本（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1973年夏天，毛主席在接见杨振宁时说：“中国的古人了不起呢。春秋时期的《老子》《墨子》……等书就探讨了宇宙起源的问题。”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毛正在长沙，知道后非常兴奋，认为“挖出了这么多宝贝东西，了不起啊。”随即请省里主事领导询问情况。1976年3月，他已重病在身，目力也不好，听说文物局印了帛书，便说“印了书，也给我一本看看。”后文物局特印大字本，老人用极弱的视力浏览了一遍。
由上述可见，毛主席十分注重老子，终其一生“谈老”。
其二、毛主席谈老子，是批判的：
伟人对待老子，如同对待孔子及诸子百家，仍然是充满了批判性。
关于《老子》哲学究竟是唯心还是唯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哲学界争论得很厉害。双方都有名家压阵：持“唯物论”一方认为，《老子》从夏商的“天神观”转为“天道观”，从“敬天”转为“崇道”，“道”生万物，当然是唯物的；持“唯心论”一方则认为，《老子》的“道”并不是客观白勺存在物，而是“虚无”的理念，不是物质的，是精神的，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实质也是人的意识造出来的，当然是唯心论，是客观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是提倡“百家争鸣”的。作为最高领导人，他一般都不急于表态，让大家自由争论，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辩”。关于《老子》的争论也是如此。建国初关于《红楼梦》的争论也许是个例外，那是事关批判胡适唯心论的大事，特别是涉及主管高层压制“小人物”文章不让发表，激怒了他。
其实，毛主席早在学生时代读《老子》时就判定其是“唯心的”（见《讲堂录》）。但在哲学界关于《老子》的争论正酣时，他不愿过早介入，更不愿为其作结论。一直到1960年8月他才对持《老子》“唯心论”的周建人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关于《老子》哲学的本质是如此，关于《老子》的认识论也是如此。他认为，认识论中的 “两个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不仅马、恩、列没有彻底解决，古代的老子、庄子他们更没有解决。《老子》：“不出门，知天下”“圣人不行而知”，既是“唯心论”，又是“先验论”的。
然而，毛主席在与杨振宁谈话中又赞扬老子、庄子等古代思想家探索宇宙起源是“很了不起的”。《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便是老子的探索。
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了不起的见解：如“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即论其“小”，小中有小，没有最小的内核；论其大，大中还有大，没有最大的外延。又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尺的木锤，每天取一半，万世都取不尽。
现代科学已证明这一真理。宇宙是无限大的，原子核是无限可分的。毛主席由此得到启发，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小了还可再小。国际物理界实验结果，证明他的见解是对的，将新发现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
关于政治思想方面，毛主席对老子向往“小国寡民”原始氏族与邦国的复古想法也是否定的，认为只是空想而已。他也不相信老子的出世思想。是的，真想出世，老子怎会担任“周王室守藏史”“柱下吏”，并随谋反失败的王子“朝”逃到楚地？
《老子》一书的精华在于朴素的辩证法。
如美与丑、善与恶，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讲矛盾的对立性。
如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讲矛盾的同一性。
又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讲矛盾的对立与转化。
1937年8月毛主席写了《矛盾论》，其中引用过《老子》的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
老子不仅看到矛盾的对立，也看到了矛盾的转化：福中有祸，祸中有福；福转为祸，祸转为福。当然，转化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条件便是对立双方总是在变化中，此消彼长。条件不具备、火候不到，转化则不可能。
老子自然看不到这一点。他看到的是表面的“静止”而不是内在的“运动”。
儒家信徒窃取老子的“道”，更将其绝对化了。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地间哪有不变的东西？毛主席在《矛盾论》中阐明：一切都在变化中。
1957年2月，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论述第十个问题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时，再次引用《老子》的话：“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他以抗日战争中日双方强弱、成败为例证明这一点。弦外之音是针对国内的右派势力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浪潮的。
总之，毛终其一生都极重视老子，谈话中引用《老子》的甚多，除以上所述，还有不少，如：“老子的哲学叫作‘不为天下先’”、“老子主义是‘后发制人’”、“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天下唯至柔者至刚”、“公社不能‘小国寡民’”……等等。
伟人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有感而发、有很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特别是老子关于强弱、刚柔、成败、得失等对立统一关系的见解，使这位伟大军事战略家将《老子》视为兵书。
其三、毛主席将《老子》视为兵书：
将《老子》视为“兵书”的独到见解，不是始于毛主席。
唐代以前，《老子》列为“道家”书之冠。唐之后，才陆续有学者将其视为“兵书”。
唐代王真认为，《老子》八十一章，“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指出，《老子》一书为“言兵者师之。”（《宋论》）
清代魏源：“《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古微堂-孙子集注序》）
近代学者章太炎也认为《老子》撮录了古代兵书的要旨：“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弢》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也有这样的表述：“《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郭老晚年这部“史稿”称《老子》是“兵书”的看法，有可能受到毛主席的影响。
1973年，毛主席听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谈过《老子》是兵书的话。1974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马叙伦《老子校诂》，“出版说明”据他的话写了一段文字：“《老子》这部书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
但是，《老子》首先是哲学，用哲学家的眼光观察战争，主要是战略性的，与《孙子兵法》纯以兵家角度、从战术性研究战争不同。
《老子》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以弱胜强”：“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当然，如何“以弱胜强”？讲空话是不行的。老子强调：不可轻敌，“祸莫大于轻敌”；又提出“出奇制胜”的方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老子》中充分阐明“以奇制胜”的办法，如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少胜多、欲取先予等等。
尽管古今有不少成功的战例，但中外军事战略研究者大都认为，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伟大战略家毛泽东。他在“以奇用兵”的出色运用上，是古今中外无人能比的。
从井冈山开始，到反围剿，到长征，到抗日战争、三大战役，一直到抗美援朝等等，毛主席一生的军事生涯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退为进”的。
尽管他自认为最得意的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但我认为最出神入化的是“转战陕北”：前者是战役性的，后者是战略性的；前者是陷于险境不得已而为之，后者是为决战决胜主动示弱、退让的；前者是 “声东击西”、避敌以求生存，后者是用“蘑菇战法”、牵敌转山沟以寻机歼敌。二者有主动与被动、兵多与兵少、战役性与战略性以及规模的大与小等等差异。
试想，面对胡宗南三十万美式装备的虎狼之师，陕北只有二万左右的兵，三十比二！兵力悬殊到极限。
这仗怎么打？延安是守还是退？守是守不住的，退又往哪儿退？一般保险的办法是毛主席、党中央退过黄河，退往晋察冀根据地。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闪击延安、消灭党中央，放出狂言要“活捉毛泽东”。三十万吃掉二万，岂不是易如反掌？毛主席、党中央不走，岂不正中他下怀？他有美侦察机和先进的侦察设奋，谁逃得出他的手掌心？
这似乎是一盘很难下的、大概率是必输的棋。然而，面对危局，毛主席居然胸有成竹、信心满满：“我要用一个延安换来全中国！”“不出一年，我们就会回来的。”
他和周总理、任弼时带着一百多人的中央“昆仑纵队”和一个警卫连，钻进陕北的千沟万壑之中，牵着胡宗南的三十万兵转山沟。现在说起来轻松，当时却是危险处处、万分凶险的。敌我同在一道山梁，山上山下，最危险时和追兵几乎到了头碰头的地步！
转战陕北最危险时，任弼时同志就力劝主席过黄河，说在那儿安全，照样可以指挥。主席坚决不干，二人为此吵了一架。
毛主席率领队伍一边撤退，一边沿途注意观察有利地形，授意彭老总布置“口袋阵”。经过三战三捷：一战“青化砭”，二战羊马河，三战蟠龙镇。后勤基地蟠龙一失，胡宗南的三十万兵面临弹尽粮绝的绝境。此时蒋胡军风声鹤戾、草木皆兵，除了仓皇退出延安、望风而逃之外，再无任何一条生路。
我军收复延安的时间，准确按毛主席预想的一年之后。“神机妙算”，莫过于此。
诸葛亮的“空城计”是戏，且史上也是假的。倘若是真的，也是“冒险主义”。兵败后，一座“空城”能骗得了老贼司马懿？他的细作是干什么吃的？
而毛主席转战陕北使的“空山计”，却是实打实的较量。蘑菇战术使胡宗南的三十万兵“肥的拖瘦的、瘦的拖死的”，使蒋介石占领延安后大败亏输。敌我双方，强弱胜负逆转：战略上，蒋军由进攻转为防御，我军由防御转入反攻。仅仅用三年时间，毛主席便实现了“用一个延安换来全中国”的预言。
这是何等出神入化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这是何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雄才伟略！除了毛主席外，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这实际上也牵涉到毛主席常引用的《老子》中的一句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要夺取他，必先给予他。你想夺取全中国，必先把延安给老蒋。
1964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引用老子的这句名言，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陈晋：《毛泽东之魂》、《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欲取先予”，既是军事策略，也是政治策略。我们可以运用，敌人也可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待斯大林，也是“先捧后压”的手法。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正酣，毛主席又谈到《老子》此言，不会无缘无故的。老子是明说，故伟人称他老实；修正主义是来暗的、阴的，故称他不老实。
尽管毛主席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革十年中一再警告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修正主义的本性决定他们都是“不老实”的两面派。
当然，老子的“老实”不只是说了这一句话。他的辩证法、他的“南面术”与权谋、他的“兵法”与战略，全都明明白白写在书上。毛主席可以用，蒋介石也可以用。胜败之关键不全在于“心术”，而在于“民心”。要不怎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最后，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毛主席不仅关注老子，也关注奉老子为祖师的道家与道教。他认为道家的《太平经》有平等的观念，道教的“五斗米教”是为贫苦百姓做好事的。西汉末农民起义“赤眉”“绿林”乃至东汉末的“黄巾军”打的都是道教旗号。毛主席赞扬道教“除恶务尽”的斗争精神。
毛主席创建并指挥的红军队伍，也是农民起义的军队，虽然指导思想大不相同，但在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精神上，却是与历代农民起义军是一脉相承的。
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提出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的。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才会对《庄子-外编-盗跖篇》的那两位贵族出身率领奴隶起义的英雄“盗跖”与“庄峤”（左旁为“足”）以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王”热情加以赞颂：“盗跖庄峤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东方白。”（《贺新郎-咏史》）
老子既是兵书，老、庄既同为道教“祖师爷”，不能说，《老子》《庄子》二书特别是《老子》与历代造反者毫无关联。也许正因为如此，高喊“造反有理”的伟大造反者毛主席才会对老子、庄子及其衍生的道家、道教始终如一地加以关注与研究。
 
（五）老子说石
1、《道德经》
2、马王堆《德道经》甲乙本
（六）老子说石简评

老子说石（续）
 
五、老子说石（帛书甲、乙本，王弼本）

1、《道经》九（今本《道经》第九章）
甲本：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缟（左旁为“马”）（骄），自遣咎也。
乙本：金玉（缺字：口）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
王本：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遣其咎。
【注】盈，满；咎，罪过。
【释】金玉满堂，不能守住；富贵而傲慢，咎由自取。
2、《德经》三十九（今本《德经》第三十九章）
甲本：是故不欲（缺：禄禄）若玉、硌（缺：硌若石）。
乙本：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
王本：不欲碌碌（左旁为“玉”）如玉、珞珞如石。
【注】碌碌（左旁为“玉”），   珞珞
【释】不想有宝玉光鲜的外表，却是石头粗劣的质地。
3、《德经》六十二（今本《德经》第六十二章）
甲本：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善坐而进此。
乙本：立天子、置三乡，虽有（缺：拱之）璧以先四马，不若坐而进此。
王本：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四马，不如坐进此道。
【注】拱，双臂合抱；璧，扁圆形玉，中有圆孔。拱璧，大璧。
      三公，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为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释】一个王朝，册立天子、设置三公，虽有拱璧与驷马，还不如坐而论道。
4、《德经》七十二（今本《德经》第七十章）
甲本：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繁体怀字无 “心”旁）玉。
乙本：是以圣（繁体圣字无下“玉”）人被褐而怀（繁体怀字无 “心”旁）。
王本：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注】褐，麻布衣，贫贱者所穿。
【释】前有“知成者希，则我贵矣。”前后连起来读，便是：知道我的少，则我更高贵。所以圣人披着粗布衣裳而怀里抱着玉。
 
六、老子说石简评
《老子》“说石”出奇的少，仅四、五处，不及孔子的一半（孔子说石本也少。）什么原因？
一来或与“礼崩乐坏”有关，“礼乐文化”至春秋末期已成“强弩之末”，所以，关注礼玉、磬乐的越来越少了。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春秋初的管仲与春秋末的孔子都对“玉”加以总结（玉有“十德”“十二德”）。一直到战国晚期，秦、赵还为“和氏璧”争得不可开交（才有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典故。）
主要原因是什幺？是老子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否定，也包括对“礼乐文化”的否定。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难得之货”，自然首选是价值连城的“拱璧”与“礼玉”（孔子禁止这类“礼玉”在市场上买卖）。
然而，老子说石（玉）数量虽少，质量却不可不小觑，少而精。这如同他的《老子》一书，仅五千言，却囊括了哲学与兵学、宇宙与自然、社会与人生。
老子说石，离不开《道德经》中的“道”与“德”：
“道”，是天道、规律，是哲学的认识论。毛主席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认识论”。《实践论》就是认识论）；
“德”是“得”，研究“得与失”的方法，是方法论。《矛盾论》讲辩证法、对立统一，就是哲学的方法论。
哲学是世界观，对世界总的看法，包括两大命题：一个是认识论，如何认识世界；一个是方法论，如何改造世界。
老子说石，最看重的是“道”。他认为：“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四马，不如坐进此‘道’。”他认为，一个朝廷，最重要的“道”。册立天子、设置三公，虽有拱璧、驷马，“不如坐进此道。”不如坐而论道。在老子眼中，天子、三公等等，没有比“道”更重要。
老子说石，看重的是“道”。那么“德”呢？
老子有独到的“得失观”。他认为得“物”不得“道”，“物”是守不住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他作为周王室的“守藏史”“柱下吏”，一生目睹了太多太多这一类的沧桑巨变了。连他追随的王子“朝”，不仅那许多周王室珍稀的典籍、礼器保不住，最后连性命都丢了。而老子之所以保住了老命，就因为他抛弃了官职、名位，隐居楚地，隐姓埋名，当了楚人的缘故。
所以，老子关于“得与失”的基本点、其方法论的要义便是“隐”“退”“不争”。他说：“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被褐而怀玉”的圣人难道不就是一位“隐士”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