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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国史谈话录(三):反右扩大化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

时间:2018-03-21 06:53:43  来源:微信公众号“邓力群往事”  作者:邓力群

   今天讲第三个问题,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在准备这部分的时候,重新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发现"七十年"只讲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这也是邓小平的话。在讨论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有专门一段,就是这样讲的。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没提;"七十年"也没提,只讲到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讲到这个程度为止。

  过去,"七十年"也看过,没觉得这种写法有什么不妥当,这次编材料和作讲话准备的时候,觉得不妥当。

  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制的改革完成以后,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反右斗争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中加以阐述、加以论证的重大问题。究竟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合乎马列主义还是不合乎马列主义?是合乎实际还是不合乎实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讨论、认真研究的。

  段若非在编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中,选了马克思讲的"不断革命":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

  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宣布要同私有制、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这四个消灭是两个决裂的进一步发展。列宁说过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它的尸体还要不断地放出臭气。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但要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而且要消灭产生资产阶级的一切条件。

  毛主席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长期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史,只讲我们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产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因此,我们的国史,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跟"七十年"同样一个腔调,应该有所差别,要把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表述。

  下面将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由来,发展变化,分成六节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第一节:全党整风整什么的问题。

  毛主席在"八大"的开幕词中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党里存在着三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要使党的工作继续前进,就必须去掉这三个主义。用什么办法去掉,就是用整风的办法。

  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1956年秋天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到1956年11月,毛主席在一个指示里讲:

  "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这时毛主席要整顿"三风",要反对三个"主义"。整风在方法上应区别于对待反革命分子,区别于对待阶级敌人,那个是"大民主",这个是"小民主"。

  到了1956年11月15日,又进一步讲这个问题:

  "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要求全党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主义"。他着重指出:"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而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上述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的问题,是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用人民日报的消息形式发表。

  国际、国内的事情逐步向前发展,1957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都到了,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人民中间有闹事问题、闹事情况、我们的处理方针。在这次讲话里提出:还有阶级斗争,部分是敌我问题,大量的表现在人民内部,没有展开讲。

  1956年12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没讲阶级斗争情况怎么样。1957年1月,讲还有阶级斗争。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三个稿子。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以前,在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讲人民内部矛盾,题目叫《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尽管讲了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展开。也就是上次引毛主席读书时,讲那时阶级斗争缓和,敲锣打鼓实行公私合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缓和了,相互之间的斗争在我们脑子里没反应上来。第二次正式讲,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三次正式修改,是1957年5月10日开始修改,改了有十几次,直到6月19日正式发表。讲话到发表,中间半年多时间,毛主席讲:在反右斗争以前大家没觉悟,反右斗争是个反面教员,经过教育觉悟了,我们才认识到,单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够,还要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节:1957年2月15日左右,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前,毛主席在书记处讲了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毛主席好像是上午讲的。中办接着通知几个单位,几个人,同少奇同志出去考察。中yāng办公tīng通知邓力群,农村工作部通知王录及另一位同志,总工会通知李修仁,青年团通知张黎群,说当天晚上就到北京站上火车,很快少奇同志来了,他讲:毛主席讲了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次同你们一起去调查了解人民内部的矛盾情况。他给了我们一份复写的毛主席讲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纲。看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过三大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还有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吗?看不到了。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大量出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地方学生罢课;有的地方工人罢工;有的地方群众上街游xíng;有的农村闹tuì社;到处反映这类情况。我们党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这次出来,就是要听取、调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和问题。

  大概是2月中旬出发的,经过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开封、武汉、长沙最后到广州,听取了省委包括市委的汇报,都是讲人民内部矛盾。少奇同志在这些地方都召开了座谈会:有工人的、学生的、知识分子的、干部的。我同王录到农村做调查;总工会的同志到工会做调查;张黎群到青年组织中做调查。回来都向少奇汇报,听到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一个人、一个地方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啊,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啊,资本家怎么样,fǎn动分子怎么样,都没有听到。引起少奇同志特别注意的:一是到处非常强烈地反映中小学生毕业后不能升学;小学毕业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不能升高中;高中毕业不能升大学。为这个事情,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困难很多,难予应付。因此,少奇同志一次次听,一次次谈,提出;让中小学生参加劳动,特别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让我根据他的讲话,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中小学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的社论;第二个关注的问题是各级领导对闹事怎么处理,处理得好不好。因此,到了4月中旬,我从广东回北京,他从广东到上海,又讲了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列举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之后集中起来讲:这些问题都突出地表现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现在确实还有fǎn革命,还有阶级斗争;人民内部还有阶级斗争一个字都没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那时候调查中没有反应到头脑中来了,强烈反应的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闹事也好,退社也好,或者罢工、罢课、上街也好,多数都是由于领导不了解情况,不会正确处理造成的后果。

  少奇同志这次去,前后用了一个多月,调查研究的结果,跟北京毛主席当时讲的一样:还有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但最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我们出去调查以后,毛主席于3月12日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会后,毛主席从北京经过天津、济南、上海到南京,沿路讲演,主题就是要整风。要听各种意见,特别是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鼓励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我们党整风是开门整风,欢迎他们提出批评意见,很。尖锐的批评也欢迎;同时说服各级党委要敢于开门整风,要乐于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从讲话记录来看,总的精神是这样。

  第三节,我回到北京以后,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开始发表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批评,发表消息,发表文章,发表议论,唯独《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什么消息也不发,什么样的文章也不发。

  当时是邓拓当总编辑,他的原则是过去的老传统: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不登有错误观点的文章。不久时听到毛主席批评邓拓,说邓拓是死人办报,人家登你就不登?什么消息都没有?什么议论都没有?责成胡乔木直接管人民日报,改变这个状况,人民日报慢慢地改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选登了1957年4月 26日毛主席的批评: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我回来以后,上海的报纸不看,北京的主要报纸都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鲜明地不一样。新华社有个内部参考,32开的小本子,天天都登民主人士、党外人士发表的意见,越登越厉害。看到这些东西,反感极了,很生气:能让他们这样搞下去吗?也是这个期间,彭老总没经过中央同意,到北大骂了一顿,我听了非常高兴。后来听说,毛主席批评他不遵守中央的部署,自由出击。在那个时候,右派动起来了,学校里也开始有大字报了,出了一些名人,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北京大学的谭天荣,清华大学一个民主人士的儿子,他要shā多少人这些话都说出来了。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以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dǎng政jūn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那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1957年5月4日,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不但个别批评一些单位,并正式向全党发出指示,全党步调一致了。这时,统战部找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开十三次座谈会;找工商联开了25次座谈会,反应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这是一个转折,原来担心人家不提意见,要说服党内,说服有关的同志听取人家的意见。这次决定发下以后,右派分子认为有机可乘了,逐步地暴露了他们的面目,开始讲自己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5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的指示: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呜,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fǎn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qīng分子pàn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导。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 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chāi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fǎn动分子。(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毛主席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原来动员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右派分子乘机进攻。开始毛主席让他们讲,但政策已经确定了:等他们讲完准备反攻。到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看后,心里有数了,也就放下心了。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进入反击右派进攻的新阶段。

  全党整风、鼓励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右派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观看他们,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以后再准备反击。从上引各项指示可以看出,在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已经有了变化。

  第四节:1956年5月10日,组织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邓力群修改中央宣传工作的讲话;修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田家英根据记录稿负责整理宣传工作会议记录;胡乔木负责整理最高国务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记录,哪一天交稿我记不准了,田家英的整理稿,到了主席手里没有做多少修改,很快就通过了。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胡乔木按记录整理,到了毛主席手里不断进行修改,毛主席让胡乔木、陈伯达等提意见,实际上没能提什么意见,今天毛主席改一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正在读,明天又有一稿出来,前后共有十四次修改。5月10日到6月19日,39天里改了14次。陈伯达、胡乔木没做什么修改,只记得有一个意见:shā人犯、放huó犯、抢jié犯这是专政对象,人民shā人、打架也要刑事处分;人民内部犯了法的和敌人的dhā人犯加以区别问题上,提了意见。修改人民内部矛盾稿,每次都是主席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修改。陈伯达曾经考虑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12个矛盾次序上加以调整,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反复考虑,提不出调整的方案。

  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路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我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夏季形势》《三中全会》等文章中选录了18段:

  1、"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2、"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shā人放huó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xiàn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xíng、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xiàn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3、"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4、"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fǎn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生产力。"

  5、"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6、"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7、"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是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8、"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xiàn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9、"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业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准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10、"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11、"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12、"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13、"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14、"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15、"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1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17、"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

  18、"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第五节,毛主席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1957年12月 25日,《乘风破浪》的文章对上述思想做了很好的概括、总结:

  首先,我们谈谈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指示。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同志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阵妖风吹昏了头脑,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好像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dǎng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彻底孤立了。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但是不论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资产阶级中,他们也只占极少数。当他们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们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论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摆在眼前的现实例子,证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领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批六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学会了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248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 60%,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34.5%,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4.5%,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44%(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较高的,一般大学占30%左右),右派只占8.5%。这两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就以商学两界而论,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们自我改造的成绩是显著的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吗?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认为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即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如果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他们看不见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认真研究周围事物的新发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他们错误诀地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防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属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级斗争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认或者忽视敌我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由于阶级关系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注视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当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这方面的斗争,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争所做的那样。但是,鉴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中间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仍然应该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争取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从中间派转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当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间还会起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逐渐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都曾有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因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但是还有许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或者阶级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继续产生。在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所有这些方面,领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觉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总之,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以我们党的整风为例。我们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但是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认识上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许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某些争论,对于形势发展快慢的不同估计的某些争论。这种争论将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我们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没有根据的。看来他们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说服大多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剥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训炼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防级大公无私的思想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局势是有利于我们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经验,最有力地说明对人民采取说服方法的伟大效力。经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问题,以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中的大批问题,取得很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还取得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说,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学会或者没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有抵触。因此,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级关系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都能认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只要我们大家有了经验,并且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经常的制度,经常的方法,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是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问题,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乘风破浪》这篇文章是以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是在毛主席指导下由胡乔木修改定稿的。据我看,是对反右派斗争以来,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的总结。应该看成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总结。

  第六节,1958年到现在40年了,40年的经验回过头来看,从国际的经验、国内的经验来看,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究竟站得住还是站不住?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是我们研究国史、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

  历史的发展常常有些类似,斯大林1936年颁布苏联第一部xiàn法,宣布苏联消灭了资产阶级,苏联国内人民就剩下三种人: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没有资产阶级了,更没有地主阶级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叛国案,布哈林、李科夫,季诺维也夫出来大肆活动,斯大林十分紧张,说这些人是帝国主义在苏联的代表,是他们的代理人,进行肃反,搞了扩大化。国内很紧张,其中包括上了xī特勒的当,把军队里的总参谋长qiāngbì了,很多高级干部被镇压了。经过这个痛苦的教训,后来又认为苏联社会里没有矛盾,只有团结一致。毛主席讲,斯大林直到临终前,才重新承认苏联存在着矛盾。这是苏联的经验。

  我们在三大改造以后,据我的接触,也是毛主席讲: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觉悟的,尽管毛主席对乔木的那句话表示了不同意,但没觉得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右派进攻以后才引起注意:还有右派、还有阶级斗争。来个反右派斗争,形成了这套理论和政策。在这点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毛主席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思想战线、理论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同斯大林不同:一不shā人。二对右派分子有区别的对待,资产阶级里少数人是右派,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中间派,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属于中间派,我们同他们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不像斯大林,凡是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一律shā掉,一律当成敌人。三进一步讲,对少数的右派,给他们饭碗,不剥夺选举权;对划成右派的人表现好的,还可以摘掉右派的帽子。尽管反右派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但是由于毛主席采取有分析有区别的政策,错误可以改正。斯大林时,人shā了以后尽管可以恢复名誉,可是不可能再活过来,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

  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应该说,对广大的人民来讲,这个实践,这个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和斯大林肃反的扩大化不一样。1957年的生产发展很好,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到1956年,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1956年调整,使1957年的生产发展更健康,速度虽然稍降低了一点,但是1957年的生产、整个经济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那么,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究竟是属于反右派斗争必要的范围?还是属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范围?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有一种说法:1957年以后"左"了20年。那么这个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扩大化的方面了,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今天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想一想,可以反驳,也可以批判。

  今天一共讲了六节,引了很多话要整理进去,用胡乔木搞的《乘风破浪》的话作为毛主席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概括和总结。希望同志们考虑和研究。

  /未完待续/

  /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1999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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